超越偽史論爭吵，需要破除“找爹贏學”

文 | 天書 貓騎士

最近關于西方偽史論的爭吵又獲得了極高的關注度。同時輿論場上還有一些表面無關，但實際內在大有關聯的輿論事件，如高志凱線，沈逸蔡正元論戰，甚至最新的“有辱國格”事件等等，隨著內外形勢的劇烈變化，各種“主體性之爭”未來只會更多更猛烈。

實際上，偽史論戰的參與者們，無論是贊同者還是反對者，都應該首先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今天的西史辨疑爭論同上世紀何新那批人搞偽史論時相比，其背后的時代背景和社會心理動機都已經截然不同了。

所以，用對何新時代的批判套路來對今天對西方的正常質疑進行審丑和鄙視是自討沒趣的，吵到最后就容易變成屁股之爭和領班姿勢秀；同樣，對西方歷史辨疑者來說，用何新時代的偽史論方式去搞也行不通，并不符合新時代的需要（比如永樂大典梗，不管這東西源頭到底是偽史論的人搞的還是串子搞的，確實都對正經的西方歷史辨疑造成了嚴重干擾）。

新時代的需求是什么？是完成新時代的中國主體性建構，并從這種主體性出發，去重新審視西方文明，重新審視整個世界的歷史脈絡，也重新審視自己。

這種主體性審視當然不是要學西方殖民者一樣去搞東方主義，而是在這個時代，比起列強們大搞日耳曼贏學導致文明衰頹，從近代落后于西方開始，中國人在追逐主體性重建的殘酷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嚴格的，基于歷史唯物的認知和評判標準（其精華就是實事求是），如中國考古論證的高標準嚴要求一樣。

過往，我們通過向內審視，嚴格要求自己（很多方面甚至到了內耗的地步），今天，中國的偉大實踐證明了這套嚴格的認知和評判標準，起碼能比日耳曼贏學世界能更好的，更客觀公平的解釋和指導當下這個世界。所以，我們無需像西方中心論者那樣宣揚自己是永恒真理，只需基于這套嚴格標準和實踐結果進行客觀比較，誰的置信度更高自然一目了然。

何新偽史論時代的時代背景和現在大不一樣。正像我們在之前兩天文章中說的那樣，民粹是一種結果而不是原因，對于紅脖子群體反科學搞陰謀論，長期以來民主黨白左精英們的傲慢和進步主義霸凌需要負一半的責任。當時，整個中國從清末和五四以來積累的對西方文明的學習和推崇，經過改開后八十年代的再一次追捧，已經從非理性走向了狂熱。

“千萬次的問”

在明末西學東漸時期，當時中西強弱分化還未明顯，中國士大夫們基本是以純粹學習知識、探索真理的理性主義視角去接納和理解西學。鴉片戰爭之后對西方文明的再次引進和推崇，起初是基于改革自強的實用主義。在清廷崩潰，中華民族開始救亡圖存后，由于社會發展程度和力量對比的懸殊差距，使得從五四運動引入“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到后來引進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實用主義的主基調之外不可避免的開始夾雜一種非理性情緒。建國后，這種非理性情緒在知識界，在社會層面未曾淡去，最終在八九十年代迎來狂熱爆發。

所以，何新時代的偽史論，本質上是在國力和文化上還落后的時代，對西方狂熱崇拜引發的一種過度免疫反應，它是一種結果而非原因。面對大行其道的“河殤論”，“秦制原罪論”，“東方野蠻論”，后發國家基于民族/文明自信心對敘事中心進行非理性反抗，去魔法對轟，是一件再普通和正常不過的事情。

今天的中國已經告別這個階段了。今天讓各路希臘羅馬推崇者，文藝復興鼓吹者，理性啟蒙傳教士們十分難以接受，絕不愿承認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的中國，在百多年來對西方文化技術進行實用主義式的兼收并蓄學習趕超之后，不僅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生產力，而且在這個烏煙瘴氣的贏學世界中成為了捍衛理性主義的少數另類。

我們的實踐努力所產生的成果，讓我們可以憑借實力而不是應激去審視和回敬狂熱，我們已經有足夠的實力去排除干擾，去用理性主義和平等視角重新審視西方歷史和整個世界。

所以，今天的中國要做的，也在做的，不是像何新時代那樣，還搞邊緣對中心定義的反擊，這層次已經不符合中國今天的位置了（何新式偽史論這種邊緣對中心定義的反擊，本質上還是從屬于西方中心主義范式），而是用我們的主體性去公平審視。

從這種新時代的主體性出發再看今天的偽史論之爭，就可以實現降維打擊。

第一層——

我們要認識到一個事實，考古不是一個證實/證偽的邏輯實證主義活動，而是一個基于置信概率的貝葉斯主義活動。

也就是說，在具體到某一個古代事物的時候，我們不能說它是真的或是假的，只能說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或是假的，我們通常對歷史“真偽”的討論，實際上是在討論某個對象的置信程度。長期以來，中國考古活動的自我要求，以及西方對我們的審視都是這種高標準。今天我們用這種高標準嚴要求同樣來審視和要求西方，是沒有任何特殊針對性的，很正常很正當的一件事情。

這一層也是當前嚴肅的相關爭論參與者們的共同要求。不要上來就像宗教狂熱分子一樣宣稱誰是真理誰不容置疑，大家用同樣的標準比比置信度，不愿意或者不敢這樣做，只會打滾扣帽子的人，顯然就沒有置信度，沒有科學性可言。

第二層——

我們要做的就是一視同仁，該是誰的就是誰的，僭越不對，張冠李戴不對，把別人的成就和光輝戴在自己頭上更不對。要破除一切“因為我優越所以我優越，因為我贏了所以我贏了”式的日耳曼贏學話術。

從這一層出發，很多爭論的坑就沒必要跳了。比方說，還在爭如亞理士多德多少偽作，爭埃及出土的草鞋是開門的還是上周的，從中國嚴謹的考古標準出發，當然都可以爭。但西史辨疑者們也要小心掉進坑里，畢竟對于非專業人士來說，很容易出現想當然，不嚴謹和漏洞，被人抓到話柄。所以作為不懂考古的筆者，也不會介入考古具體的真偽討論，因為相關知識水平不足以進行高質量的討論。

但是有些問題早已經比較清晰了。古埃及古巴比倫也好，古希臘古羅馬也好，跟近現代盎撒和日耳曼人種的霸權和優越論到底有多大關系?對于韓國式的偽造歷史和土耳其式的亂認祖宗大家都會嗤之以鼻，為什么到了西方這里，不管上古時代的哪個文明哪個人種，只要離今天的歐洲近一點就會被當成日耳曼世界的祖宗，就成了我祖宗贏了所以我贏了？

這里有個顯而易見的悖論，如果我祖宗贏了所以我贏了這套邏輯成立（這祖宗還是亂認的），那在西方今天贏學和績效雙破產的當下，日耳蠻輸了，也就等于他祖宗輸了。按他們當年PUA中國人的那一套，要搞反思，要搞希臘羅馬原罪論，要搞“海殤”；

如果古希臘古羅馬愛好者和衛道士們不想搞“海殤”，那起碼就要承認，這些上古文明跟近現代的西方世界沒有那么直接的繼承關系，勉強說，頂多也就是另一個世界線的日韓東南亞之于中國。要想維護古希臘古羅馬的歷史地位，就要跟當代西方的皈依者們主動劃清界線。或者擺明屁股承認自己就是堅定捍衛西方優越論。總之，別還想著能既要又要又當又立。

實際上這種視角不論中西，也早已有豐富的學術研究。比如，王紹光先生有本討論歐洲古代民主與共和這兩者的概念和制度變遷的書《抽簽與民主、共和》，其中指出了幾個關鍵問題。

一是從古希臘古羅馬到近代，主流的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中，很多都反對雅典式的民主理念。甚至到法國大革命時期，民主也不是主流理念，革命的目標是反專制和代議制共和（據書中引用的西方學者資料稱，在大革命過程中，“民主”這個詞幾乎完全沒有出現過）。到代議制共和普遍出現后，通過“代議制民主”概念對古典時代以來的民主理念實現了李代桃僵，西方政治和思想界才把民主樹立成大旗為己所用。

二是雅典式的古典城邦民主制中，核心機制是抽簽，根本不是票選。古羅馬雖然搞選舉，但抽簽機制在其中也起到相當作用。后來，在以佛羅倫薩和威尼斯為代表的一些歐洲城邦中，抽簽在貴族寡頭共和的運作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從啟蒙主義神話以來，神話塑造者們一邊通過把民主與共和理念上溯到古希臘羅馬，用以證明西方從古到今的優越性，一邊絕少提及，或者根本不承認雅典的抽簽式民主，反而把代議制票選包裝成西方的自古以來。

本書內容當然不是中國學者的一家之言，而是在諸多歐美研究者的成果之上的總結歸納。對于啟蒙主義神話和由日耳曼世界建構的西方中心論，歐美思想界自己也有諸多反思。然而，一方面，正經的學術研究枯燥沉悶不易傳播，一方面長久以來，西方主流意識機器及其附庸者們，對這類研究的傳播又多有壓制。

今天日耳曼贏學的流行正好提供了一種解構武器，可能就在不久以后，隨著歐美衰退加劇，對日耳曼世界這種亂找爹的行為進行解構和審丑的文化輸出就會大量出現。

這也是當前日耳曼學作為一種中文網絡鍵政學說，比過往其他鍵政學說都有更解釋和解構生命力的原因。由于人類的世界和歷史只有一個，因此當討論的視野提升到中國與外部的比較之上的時候，基于“可復現”的實驗理念的一切敘事都變得非常可疑了，這與自然科學和形式科學的研究范式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說我們無法得知另一個世界線里人類歷史的演變，那么又怎么能用一個所謂的“客觀”標準來衡量中國與外部的優與劣呢？

所以，從我們的原生文明視角和主體性出發，不用假設一個“客觀”的標準，從現象出發又回歸現象，通過置信度比較的貝葉斯主義世界觀就必然有更強的解釋力。在這種“以我為主”的觀察過程中，日耳曼世界的種種神話包裝在現實的映照下自然而然就被祛魅了。失去了這些光環之后，真相自然會浮現在我們面前。

第三層——

當破除了西方這套“因為我祖宗優越所以我優越”的神話，再基于中國人自身的理性實踐成果回頭審視，就會發現西方近代以來的啟蒙神話中，其理性成分是十分可疑的。

這當然也不是中國人的一家之言，稍微了解些西方近現代思想史都不難發現對理性主義的詰問和反思。但西方現代哲學中對理性主義的反思往往又陷入了歐洲中心主義的窠臼中，基于哲學和思想史的脈絡的構建，這種反思和解藥的尋找往往又會一路回溯到康德黑格爾中世紀直至古希臘，就又形成了一種祖宗神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歐美當代打著馬克思旗號的左翼哲學大儒們很多都跳不出歐洲中心主義。

破解西方理性神話更有價值的視角是哲思色彩比較弱，但更符合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氣質的各種新型全球史研究。這些理論或指出近代以來世界的中心-邊緣-秩序的本質（如沃勒斯坦《世界體系》），或探討西方產生工業革命和科技突破背后的地理決定因素或歷史偶然因素（如彭慕蘭《大分流》），或者指出戰爭資本主義對西歐資本主義發展和工業革命產生的決定性作用（如貝克特《棉花帝國》）。

（馬克思學說本身正是一部內涵了深刻反西方中心論的“全球史”，這可能是在歷史地緣和體量上更適合反西方中心主義的中國比歐美能更好的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原因）

在中國學者的研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一先生的《科學革命的密碼——槍炮戰爭與西方崛起之迷》。這本書中，關于“戰爭-商業循環”對科技和工業革命突破的決定性作用比《棉花帝國》的“戰爭資本主義”概念講得更為清晰透徹。

僅從以上簡短介紹中讀者們就不難看出，這些研究的共同之處都是對西方崛起之迷去神秘化，以更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切斷了西方崛起和祖宗優越之間的關系。如《科學革命的密碼》中所總結的，17-18世紀的科學革命，是國家競爭長期軍備競賽的產物，它既和什么大憲章運動和光榮革命沒有必然關系，也與韋伯的西方優越東方落后論沒有必然關系。

既然理性主義在這其中起到的不是主要作用，那理性神話本身就很可疑了。脫離哲思領域回到歷史現實中，我們要問西方的理性主義體現在哪?是資本主義的血腥殖民不擇手段，對利潤的狂熱追逐，還是戰爭，侵略，甚至大屠殺這些東西很“理性”？（這里要強調下，并不是否定西方哲學概念中的理性主義，但顯然哲思和歷史現實呈現的東西存在相當差距。另外，關于大屠殺涉及的“工具理性”這里就不展開了）

從我們中國人的理性主義再回頭審視就會發現，在當前這個時代，還在把理性主義神話上溯到希臘羅馬，這仍然是一種日耳曼贏學，用理性光輝包裝依靠十字軍式戰爭崛起的非理性底色。拼命通過吹捧各路古代文明的優越來證明自己的優越，通過維護古希臘羅馬的理性光環來證明自己理性，是一種可憐的找爹行為。在當下的歷史進程中，這種“找爹贏學”干的越多，就越是讓人覺得可憐。

所以對這種行為我們沒必要太消耗精力去一一辨疑，而是要多通過解構，模因，審丑的方式指出這種行為的本質，這不僅能減少第三世界的無謂內耗，也能真正還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等等古老文明以真正的歷史形象和地位。

最終，我們構建新時代的主體性，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為了世界。我們的時代需要從第三世界的，去西方中心主義的，更公平平等的視角重新審視，回溯和建構。

中國人也好，整個第三世界也好，大家只是想破除西方中心論和種族優越神話而已。破除西方中心論的事情，西方各路學者思想家們自己不也在做嗎？為什么國內一些人要把此視為“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情緒”呢？

國內這方面的研究也早就有了，如本文列舉的兩本書都已經有點年頭，說明國內學術界并非沒有能力沒有視野。那么，為什么這些本來早就已經清晰的研究到現在還處于小眾，還在學術和思想輿論領域被一些人扣帽子呢？

終歸，真正的平等公平從來不是空談就能達成，沒有主體性，沒有維護主體性的力量，平等和公平就無從談起。

近期文章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