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給Zeus打馬賽克？大連工大事件中的焦點轉移術

當一所大學的處分公告，與一段跨國桃色糾紛、隱私泄露和網絡暴力交織在一起時，輿論的引爆幾乎是注定的。大連工業大學事件，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公眾在道德、法律、個人權利與集體榮譽之間復雜的價值取向。

然而，在海嘯般的討論中，一些廣為流傳的評論文章，卻悄然設置了精巧的敘事陷阱。它們看似為“弱者”發聲，實則通過邏輯誤導和情感操縱，將一場本應嚴肅、多維的公共事件，簡化為一出“無良高校迫害無辜少女”的廉價戲劇。本人無意為任何一方的行為背書，只想拿起手術刀，解剖這些評論文章中常見的邏輯謬誤與別有用心的敘事技巧。

事實不重要么？

事件中最無爭議的事實是：女學生李欣蒔是隱私視頻被泄露的受害者。烏克蘭電競選手Zeus未經同意拍攝并惡意傳播私密影像，是無可辯駁的侵權乃至違法行為。然而，許多評論文章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完成了一次關鍵的概念偷換。

“她只是一個被渣男欺騙、被網絡暴力傷害的女孩，學校卻在她傷口上撒鹽，用一紙開除公告將她推入深淵。”

這類論述將“隱私泄露受害者”的身份無限放大，使其覆蓋了事件的全部。它刻意模糊了兩個獨立但相關的層面：一、是李同學與Zeus之間的“不當行為”及其引發的“惡劣負面影響”（這是學校處分的直接原因）；二、是Zeus惡意傳播視頻的侵權行為。李同學作為后者的受害者，并不能自動豁免其在前一行為中的責任。將兩者混為一談，用“受害者”的悲情光環來洗刷一切，實際上是剝奪了當事人作為成年人應承擔的責任，也使公眾無法對事件的全貌進行有效判斷。

他們需要塑造一個“惡魔”

敘事的魔力在于剪輯。通過突出某些事實、隱去另一些，可以輕易地塑造出截然不同的故事。在對此事件的評論中，“選擇性敘事”被運用得淋漓盡致。

許多文章將矛頭直指大連工業大學7月8日發布的公告，將其描繪成一種突如其來的、殘酷的“公開處刑”。但它們往往忽略了公告中一個關鍵信息：校方在2025年4月15日至24日期間，已通過多種方式嘗試送達《擬處分告知書》。這意味著，在長達數月的時間里，學校遵循了內部程序，并非心血來潮的“示眾”。隱去這一前提，直接跳到“公告送達”的結果，無疑強化了學校“冷血無情”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作為事件的始作俑者、隱私泄露的直接責任人，Zeus在一些評論中被奇妙地“虛化”了。他或者被輕描淡寫為“一個渣男”，或者干脆成為一個模糊的背景板。所有批判的火力都集中在校方身上。

這種敘事策略成功地將一個復雜的、涉及跨國侵權的法律與道德問題，簡化為一場“體制內VS個體”的內部沖突。它回避了更難處理的外部矛盾——如何追究一個身在國外的外國人的法律責任？——轉而攻擊更容易觸及的國內目標，這無疑更能煽動公眾情緒，卻也偏離了問題的核心。

轉移焦點與案例的“別有用心”

為了增強說服力，評論文章常常援引案例。但案例的選用，最能體現其“別有用心”。錯誤的類比，能將讀者引向預設的結論，而忽略了事物本身的特殊性。

一些評論可能會將此事與網絡上流傳的“黑人兄弟躺地鐵”等惡搞視頻相提并論，意在說明“當事人只是無辜卷入了一場鬧劇”。這種類比看似俏皮，實則荒謬。地鐵惡搞是純粹的公共空間行為藝術或擾亂秩序，其性質從一開始就是公開的。而大連工業大學事件的核心，是一件極其私密的個人行為，因一方的惡意而被迫公之于眾。兩者的核心矛盾——前者是公共秩序，后者是隱私權與個人道德——風馬牛不相及。用后者來類比前者，是在用一種“行為藝術”的戲謔，消解此事件中隱私被侵犯的嚴重性和個人道德選擇的嚴肅性。

更高明的誤導，是訴諸文學名著，進行悲情附會。例如，將李同學比作金庸筆下的劉瑛姑——一個為情所困、遭情人（周伯通）拋棄、被體制（段皇爺）無情對待的悲劇女性。

“她就像那困在黑泥潭中的瑛姑，被男人背叛，又被代表著規則的‘一燈大師’拒之門外，最終只能獨自承受所有的罪與罰。”

這種比喻極具感染力，因為它喚起了讀者心中深藏的同情與對不公的憤慨。然而，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情緒操縱。劉瑛姑的故事發生在封建皇權與江湖恩怨的背景下，她的悲劇根植于那個時代的倫理綱常。將其生硬地套用在21世紀的大學生身上，是對現代法律體系、教育制度以及個人選擇權的無視。

這種附會，目的不在于厘清事實，而在于構建一個“癡情女子負心漢”加“冷酷體制”的經典悲情模型，從而繞開對當事人自身行為、校規合理性、跨國追責等復雜問題的理性探討。

有人在乎“國格”么？都是靶子！

校規中“有損國格、校譽”的條款，是本次事件最大的爭議點之一。許多評論文章抓住“國格”二字大做文章，將其描繪成一把荒謬、陳腐的道德枷鎖，并以此將學校乃至支持學校處理方式的網民，都打上“封建衛道士”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標簽。

但是所有人都對校譽視而不見，因為國格有流量，校譽反而成為本場輿論漩渦中最沒有價值的話題，如果將輿論矛頭指向學校校譽，那么本次熱搜也就最多是個地區性的論戰，終究不會上升到如此烈度。

不可否認，用“國格”來衡量個人私德是否恰當，完全有討論的空間。但許多評論的目的并非討論，而是渲染。它們將復雜的法律與倫理問題，簡化為“個人自由”對抗“集體壓迫”的二元對立。在這種框架下，任何試圖討論學生行為邊界、大學管理權限、公共影響力的聲音，都可能被視為“不尊重個人權利”。

這種情緒化的渲染，實際上關閉了理性對話的大門。它讓我們忽略了，真正的“有損國格”的行為，或許更在于Zeus將私密視頻作為戰利品在海外炫耀，并引發“easy girl”的侮辱性標簽。將所有火力對準一個用詞或許不當的校規，而放過那個真正將此事上升到羞辱層面的人，這本身就是一種焦點轉移和情緒宣泄。

重申一遍，解剖這些敘事陷阱，并非要為大連工業大學的處分決定做辯護。校方的處理方式是否過當、校規是否合理、程序是否正義，這些都是值得且必須嚴肅討論的真問題。但正因如此，我們才更需要警惕那些利用邏輯謬誤和情感操縱來帶偏輿論的“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