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都欠錢未交,聯合國財政大難臨頭,裁員2681人,中美卻不一樣
近日,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在一份措辭罕見的通告中警告:由于資金缺口巨大,聯合國不得不計劃裁減2681名員工。
而這一數字已經占到目前一萬兩千多名在編人員的五分之一以上,對一個以多邊協作為基礎的全球組織來說,這不僅僅是一次削減開支的決定,而是一次關乎生存的警告。
按照聯合國大會的預算制度,所有會員國需按照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繳納年度會費和維和攤款,以維持組織的運轉,然而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拖欠的會費總額已創下歷史新高,古特雷斯在公開聲明中直言:“如果再拿不到足夠的資金,聯合國連最基本的運作都難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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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這一危機的直接原因在于會費回收的持續不力,而欠款規模最大的兩個國家——美國和中國成為關注的核心,但兩國的欠費性質與背后邏輯卻有著本質區別。
作為聯合國預算的最大單一出資方,美國按現行規則需承擔約22%的常規預算和維和費用。這一比例本意是讓世界最大經濟體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但現實卻與初衷相去甚遠。
過去十余年,聯合國的財務報告幾乎年年顯示,美國拖欠會費的金額居高不下,累計拖欠一度超過30億美元,財政困難并非原因,更準確地說,這是一種由政治驅動的選擇。
在華盛頓,兩黨政府早已把繳納聯合國會費視作一種外交杠桿,只要聯合國的決議或行動與美國的國家利益不完全契合,國會和行政當局便會以“暫停撥款”“延遲支付”甚至“永久削減”為手段施壓。
例如2017年,特朗普政府因不滿聯合國在巴以問題上的立場,凍結5億美元應繳會費,并威脅終止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程處等機構的資金支持。
這種“霸權式賴賬”帶來的影響遠超財務范疇,維和行動、人道主義救援和氣候項目都高度依賴穩定的資金來源,美國的長期欠款迫使聯合國不得不從其他項目調撥資金或推遲執行關鍵任務。
而且美國借會費作為籌碼,實質上是在告訴聯合國:若不符合其政策偏好,資金就會斷流,對于一個以成員平等為原則的多邊組織來說,這無疑動搖了制度基礎。
其他成員國看到最大出資國都可以“選擇性繳費”,自然可能產生效仿心理,導致整體繳費紀律松動,學者指出,這是一種“破窗效應”:一旦繳費不再被視為必須履行的義務,而是可以被用作外交工具,聯合國的財務穩定和權威將面臨持續侵蝕。
而與美國的長期拖欠截然不同,中國目前約3億美元的未繳會費和部分維和攤款主要是賬期上的程序性延遲,根據聯合國的財年安排和繳費規則,成員國在規定周期內有一定寬限期,今年下半年,中國外匯結算流程的調整,使得部分款項暫時未能入賬。
從歷史記錄看,中國一直是聯合國可靠的財政貢獻國,2019年至2023年間,中國累計繳納的會費和維和經費超過120億美元,即便在2020年全球疫情最嚴重時,中國也按時完成大部分繳費,并因此得到聯合國的公開表揚。
這次短期欠款與其全年近15億美元的應繳額度相比,只是暫時的賬面問題,且已明確列入補繳計劃,專家也指出,這種延遲屬于技術性問題,與美國的“政治化欠款”完全不同,聯合國內部多位官員也確認,中國的繳費信譽長期穩定,不會對組織的運作構成實質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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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聯合國內部反饋來看,秘書處也并未將中國的延遲視作惡意欠款,多位聯合國官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確認,中國的繳費信譽長期穩定,預計很快會完成補繳,對比之下,美國的選擇性拖欠才是真正令聯合國頭疼的結構性問題。
總之,聯合國不是“美國的聯合國”,聯合國存在一天,美國就應該有義務交這個會費,更不要拿這個會費當作“保護費”,不然有一天一定會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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