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費孝通社會測量科學方法的比較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研究員 汪濤

本文采用統一測量學的方法（參見汪濤《實驗、測量與科學》），將社會調查、田野調查等統一稱為社會測量。但為兼容習慣表達，我們還是在不同場合采用傳統的習慣名稱。測量學在不同領域往往使用不同的名稱，甚至在同一個大的領域的不同細分場合，使用的名稱也不一樣。不同應用目的和不同細分場合應用時，操作細節也的確有所不同，但一切學科領域的測量學在本質上是有統一理論基礎的。

一、終于理解毛澤東為什么喜歡稱自己是“教員”了

2025年9月18日到21日，我在廣西來賓市金秀參加第十二屆費孝通學術思想研討會。為參加此會，很自然地要提前做一下功課，重溫一下費孝通的學術經歷，并系統地復習和擴展考證一下費孝通1935年在這里進行田野調查的來龍去脈。

費孝通是從學術界來說中國社會科學和人類學領域的第一個實際采用田野調查方法的人。作為統一測量學的推崇者，我當然想利用此機會請教一下研究費孝通的權威學者，如何看待毛澤東的調查研究方法與費孝通的田野調查方法的比較問題。此前，還沒有人系統地將他們放在一起進行過研究。一旦進行這種關聯，馬上就會獲得很多非常重要的發現，并且對現在增強中國的國際話語權的問題可謂是至關重要。

毛澤東的頭銜有很多，官方對于他的身份定論是：中國人民的領袖，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此外，還公認他是文學家、詩人、軍事家、宣傳家、書法家、哲學家等等。然而，毛澤東個人并不喜歡這些頭銜。在特殊時期，毛澤東還多出了一些稱呼：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和偉大的舵手。對此，毛主席甚至非常嫌棄。在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的時候，他說自己的身份：“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現在很多人也喜歡把他稱為“教員”。

為什么這位締造新中國的偉人，不喜歡眾多閃耀的頭銜，獨愛“教員”這個稱謂？是他嫌給的頭銜不夠高嗎？顯然不是，這些頭銜都已經是至高無上了。那是他謙虛嗎？也不完全是。關鍵不在于給他的頭銜高低，而在于是否最合適，是否最能體現毛澤東所做的工作。當我把毛澤東與主要是作為學者的費孝通社會測量的科學研究方法放在一起進行比較時，我突然意識到：我們過去是把“毛教員”理解為僅僅是去學校講課當教師的“教員”了。學校的教師僅僅是講課嗎？是，也不完全是，還有作為學者的學術研究。一旦如此，一切就恍然大悟了。他老人家深知，終有一天，人們將會剝開特殊歷史賦予他的政治與軍事使命，深刻理解到將科學的測量學方法，系統地引入整個社會學領域，從而使其成為真正的科學最重要奠基人之一的學者毛澤東。

從左至右：張東華、汪濤、胡均、梁文鵬

二、毛澤東與馬林諾夫斯基幾乎同時開始踐行田野調查方法

純學術領域的田野調查方法，被認為開始于波蘭裔英國人類學家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aw Malinowski, 1884－1942）。他也是費孝通在英國讀博士期間的導師。

1914年，馬雷特(R.R.Maret，1866-1945)教授有一個考察澳大利亞的項目，需要一名助手，時年30歲，對澳大利亞土著家族已經在文獻上有所研究的馬林諾夫斯基僥幸被選中。考察當中，一戰爆發，他不得已滯留在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所幸他有足夠的資助，于是利用足夠長的時間在太平洋上的新幾內亞，特別是其中的特羅布里恩德群島(Trobriands)從事長期的實地調查。

他在1914至1918年之間到新幾內亞進行了三次調查，分別是1914年8月至1915年3月，1915年5月至1916年5月,1917年10月至1918年10月。三次調查花去了他兩年半的時間，其中相當多的時間花在了對庫拉及其相關事務的調查活動上。

在此之前，人類學家的研究方法被稱為是“搖椅上的學者”，他們主要依靠傳教士、殖民官員的二手資料來進行研究。從馬林諾夫斯基開始，深入田野一線的“科學觀察者”成為這個領域的基礎方法。

以此沉浸式的田野調查獲得的資料為基礎，1922年出版民族志《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書中提出的參與觀察法及田野工作規范，成為后來人類學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論。這部著作奠定了馬林諾夫斯基功能學派創世人，現代人類學的奠基人的地位。

與馬林諾夫斯基被動并且有足夠資助地開始田野調查不同，毛澤東是在身無分文條件下主動開始進行社會調查工作的。1917年暑期，他和同學以行乞的方式游學，通過給人寫對聯等方式換取食物，在一個月左右時間內徒步游歷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等地，這應該算是一次社會調查的準備活動。同年12月份，他又步行至瀏陽市文家集作了20多天的社會調查。這是毛澤東最早開始的真正系統的社會調查工作，與馬林諾夫斯基開始田野調查的時間基本重疊。因當時馬林諾夫斯基的調查結果還未發表，因此可以判斷毛澤東并不是受他影響而是獨立開始的此次活動。說毛澤東是田野調查方法的開拓者之一是絲毫不過分的。此后，從1922年起，毛澤東做了大量的社會調查工作。

三、毛澤東調查報告簡要匯總

我在給一些單位講黨課時，經常會先提一個問題：要真正理解毛澤東思想，必須讀的文章是哪一篇？不同的人可能偏好不一樣，回答也不一樣。但作為理解毛澤東思想最重要的文獻，當屬《尋烏調查》無疑。可以說，如果沒讀過這一篇調查報告，以及為該報告配套寫的《調查工作》（現在是以《反對本本主義》為標題），對毛澤東思想就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一生最酷愛寫的作品就是調查報告。1930年4月30日，毛澤東、朱德率紅軍由會昌進入尋烏，毛澤東住在尋烏城南門外的馬蹄崗，在此后的一個月時間里，他的足跡踏遍了這個古老的縣城，在尋烏縣委書記古柏的協助下，毛澤東和尋烏各個階層的11名代表進行了為期20天的訪談，詳細了解了尋烏的商業狀況、人口結構、土地關系、交通運輸等問題。后在1931年的戰斗間隙將這些資料整理，寫下8萬多字的《尋烏調查》。

很多人之所以不太重視《尋烏調查》，原因在于這種調查報告與《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不同，它幾乎沒有什么觀點，全是各種詳盡數據的匯總，是純粹學術化的“社會測量報告”。《尋烏調查》是系統和全面反映毛澤東學術水平和調查研究方法的作品。為此他還配套寫了兩篇文章《調查工作》與《反對本本主義》，前一篇文章是談調查工作的意義、價值以及具體的調查方法。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論斷：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研究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困難之處在于，毛澤東的眾多調查報告都因殘酷的環境而佚失了，尤其是最能反映其科學方法的原始調查資料存世的更少，即使存世的也極少正式出版。最初在瀏陽市文家集的原始調查資料只剩極少的殘篇。僅他在《尋烏調查》一文開始處，就明確提到7篇佚失的以下很重要的調查報告：

《調查工作》一文，曾失傳近30年，直到1957年2月，福建上杭縣茶山公社官山大隊農民賴茂基，把自己當年冒著生命危險藏在墻洞里的一本《調查工作》捐獻出來，才使這篇對研究毛澤東思想極為關鍵的文獻失而復得。毛澤東在1960年底才看到重新找回的《調查工作》，他對工作人員表示“別的文章丟了，我不傷心，也不記得了，這兩篇文章我總是記得的”“我對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歡，這一篇我是喜歡的。”“過去到處找，找不到，像丟了小孩子一樣。”他在《尋烏調查》開頭處提到上述佚失的7篇調查報告時寫到：“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特別遺憾的是：《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也永遠失傳了。現在看到的《反對本本主義》，是毛澤東在重新找回《調查工作》一文后，作了很多修改，用《反對本本主義》的標題重新發表的。

除《尋烏調查》外，毛澤東存世的還有如下一些嚴格遵循科學規范的調查報告：

• 《中國佃農生活舉例》，1926年，這是目前存世的毛澤東最早的一篇調查報告。

• 《興國調查》，1930年10月，對興國縣永豐區的調查，有4萬多字。

• 《東塘等處調查》，1930年11月，對吉安東塘村的調查。

• 《木口村調查》，1930年11月，對吉安木口村的調查。

• 《長岡鄉調查》，1933年11月，對江西長岡鄉的調查。

• 《才溪鄉調查》，1933年11月，對福建才溪鄉的調查。

• 以上都收入了1941年延安出版的《農村調查》文集。

•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載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1925年12月1日《革命》半月刊第四期。

•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1-2月，考察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

1930年4月17日，毛澤東、朱德等率紅四軍軍部及第三縱隊進占會昌縣城。毛澤東根據盤古山特委的情況，寫了《仁風山及其附近》，黨史上又稱作《會昌調查報告》。這是毛澤東對蘇區工業和產業工人作的第一個調查報告。但這篇調查報告知道的人更少。

四、科學的社會調查方法形成溯源

現代科學出現的標志，是在相應領域全面系統地采用測量方法（有實驗、觀察等大量不同的名稱）。當一個領域完全確立測量方法的基礎研究地位，這個領域就進入了現代科學的行列。

現代天文學建立的標志是弟谷建立系統的天文觀測體系。

現代物理學建立的標志是伽利略用斜面實驗研究落體問題。

現代化學建立的標志是拉瓦錫用天平測量解決氧化問題。

現代遺傳學建立的標志是孟德爾的豌豆遺傳實驗。

現代生物學建立的標志是達爾文搭乘貝格爾號開啟為期五年的環球航行，到各地進行生物和化石考察

與自然科學領域不同的是，社會科學領域引入現代科學的測量方法存在眾多的困難，尤其主體誤差比自然科學領域大得多，本身存在的領域也較多，引入現代科學方法經歷的過程漫長且艱難。19世紀以來多位學者持續推動這一進程，但至今依然不夠完善。在馬林諾夫斯基、毛澤東與費孝通之前，多位開拓者的工作及具體時間如下：

1.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奠基

時間：1830-1842年

貢獻：孔德在《實證哲學教程》中首次系統提出實證主義哲學，主張用自然科學的觀察、實驗、比較方法研究社會現象，為社會調查奠定了方法論基礎。他將社會學劃分為社會靜力學（研究社會結構）和社會動力學（研究社會變遷），強調通過客觀數據揭示社會規律。

盡管孔德本人未直接開展大規模社會調查，但其理論為后續實證研究提供了哲學框架。例如，他提出“社會事實”應作為獨立于個體的研究對象，這一思想深刻影響了涂爾干的方法論。

2. 弗雷德里克?勒普萊（Frédéric Le Play）—— 家庭調查與實證研究的開創

時間：1835-1855 年

貢獻：勒普萊從1835 年起，耗時20年對歐洲數千個工人家庭進行實地調查，通過分析家庭收支賬簿，于1855 年出版《歐洲工人》六卷本。他首創家庭預算分析法，系統記錄家庭收入、支出、職業等數據，揭示經濟條件對社會結構的影響。

勒普萊的研究開創了“地域 - 工作 - 家庭” 的分析框架，被視為現代家庭社會學和社區研究的源頭。他的方法強調通過具體案例歸納普遍規律，與孔德的理論思辨形成互補。

3. 埃米爾?涂爾干（émile Durkheim）—— 統計分析與社會事實研究的范式確立

時間：1897年

貢獻：涂爾干在《自殺論》中首次將統計數據與社會因素結合，通過分析歐洲 12 國 1835-1890 年間的2.6萬例自殺數據，揭示宗教、婚姻、經濟危機等社會事實對自殺率的影響。他發明統計交互表格，系統比較不同群體的自殺率差異，證明社會整合程度與自殺呈負相關。

這一研究確立了實證社會學的規范：以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通過量化分析驗證理論假設。涂爾干還提出“集體意識”概念，強調社會現象的客觀性和不可還原性，為社會調查提供了理論支撐。

4. 查爾斯?布思（Charles Booth）—— 大規模社會調查與貧困地圖的實踐

時間：1886-1903年

貢獻：布思領導團隊對倫敦貧困問題展開為期17年的調查，采用問卷、訪談、實地觀察相結合的方法，覆蓋職業、收入、住房、宗教等維度。他首創社會地圖法，用顏色標注不同街區的貧困程度（如紅色代表“赤貧”，綠色代表“富裕”），并于1898-1899年出版《倫敦貧困地圖》，直觀呈現社會空間不平等。

布思的調查成果《倫敦人民的生活和勞動》（17卷）首次量化分析城市貧困規模（發現35%倫敦人處于赤貧），推動了英國社會福利政策的改革。他的方法論（如多維度數據收集、跨學科協作）成為現代城市研究的典范。

5. 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 貧困線與需求導向調查的創新

時間：1901 年

貢獻：朗特里在《貧困：城鎮生活研究》中，通過市場菜籃法首次科學定義“貧困線”。他以營養需求為基礎，計算維持生存所需的最低食物、住房等開支，將收入低于此標準的家庭界定為貧困。這一方法被英國政府采納，成為福利政策制定的依據。

朗特里還創新家庭收支追蹤法，長期記錄工人家庭的消費模式，發現“周期性貧困”（如失業導致的臨時貧困）與“慢性貧困”的區別。他的研究超越了單純的經濟統計，深入分析貧困的社會文化根源。

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階級分析與參與式觀察的先驅

時間：1842-1844 年

貢獻：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通過參與式觀察深入曼徹斯特工人區，與工人家庭同住、訪談，結合議會報告等文獻，揭露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剝削。他首創階級分析法，將社會調查與歷史唯物主義結合，強調經濟基礎對社會結構的決定性作用。

盡管恩格斯的研究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立場，但其方法論（如田野調查與理論批判結合）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奠定了基礎，并啟發了后來的批判研究范式。他與馬克思為寫作《資本論》長期持續對大量工廠進行實地考察。1880年，馬克思對工人勞動強度、工作時間和勞動環境等綜合因素展開調查研究，制成了《工人調查表》，由此證實了勞資關系及其背后的矛盾，揭示出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運行規律。

陳獨秀引領的新文化運動，他創刊的《新青年》中宣揚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以實驗測量為基礎的科學），影響了一代中國人。李大釗也率先提出“到民間去”進行調查研究的號召。但當年真正深刻理解這一科學方法的精髓，并且親身踐行這一科學認識方法的人少之又少。即使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本人也未完全實際這么做。

可以說，當年毛澤東與費孝通是真正理解并嚴格身體力行社會測量方法的極少數偉大的學者，他們在不同的領域將中國社會帶入了現代科學的時代。即使放眼全球范圍，他們也都可以稱得上先行者和開拓者。并且，他們把測量學原則帶入了更高的層面和文明領域，是今天的中國可以完成文明反超和跨代領先的堅實基礎。

五、兩個長征對比——費孝通的田野調查工作及意義

如果說毛澤東與馬林諾夫斯基幾乎同時開始田野調查是一個巧合，第二個巧合更加令人驚異——費孝通與王同惠同樣是經歷了一次長征，并且與紅軍長征幾乎是同一時間完成。他們同年8月18日在北京結婚后，先是一起到達費孝通老家江蘇省吳江縣（今蘇州市吳江區）松陵鎮，探望費氏父母。后兩人短暫前往無錫太湖黿頭渚度假。從江蘇出發后，他們經上海乘船至香港，再折回廣東，沿珠江流域進入廣西。1935年9月底，兩人抵達廣西省會南寧，在此與廣西省政府接洽，籌備調查事宜。10月8日，從南寧搭長途汽車，歷經8個半小時抵達柳州。10月12日，乘坐“小火輪”順柳江而下，耗時13小時抵達象縣縣城。10月18日，從象縣出發，雇挑夫、坐轎并步行兩天到達王桑村。最終從北京出發算起，全程經過2個多月時間，于10月21日進入大瑤山腹地，正式開始田野調查活動。同樣是在1935年初，紅軍長征到達遵義，在著名的遵義會議上實際確立了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1935年10月19日，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并于22日宣布長征勝利結束。兩者間最多僅有一天之差。

費孝通和王同惠一起赴瑤山調查前的新婚留影

費孝通夫妻二人與紅軍相比，人數和經歷的波瀾當然遠遠無法企及。只是，紅軍長征是從中國經濟落后的井岡山地區出發，此后一直向西。越過昆明后向北，不久越過胡煥庸線。沿胡煥庸線以西向北最后到達陜西吳起鎮。這是從人口相對密集的西部邊緣較為貧窮的地區畫了一個半圓。

而費孝通他們是從北京出發，沿中國東南部邊緣畫了另一個半圓。他們的目的地大瑤山就在紅軍長征路線的南邊僅200公里左右的地方。他們同樣付出了非常慘重的犧牲和代價，1935年12月16日，在考察回村路上，費孝通誤觸當地捕虎機關受重傷，當時已經懷有身孕的王同惠在緊急下山求救時黑夜中迷失方向，最終在“雞沖”崖下的深澗中遇難，后安葬于梧州市白鶴山的基督教墓地。費孝通在病榻上親筆撰寫碑文。費孝通回到老家養傷，但還是堅持在老家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開弦弓村進行了兩個多月的田野調查。他是帶著這些田野調查的資料去英國師從馬林諾夫斯基，并以開弦弓村的田野調查資料為基礎寫下《江村經濟》的博士論文。江村就是他給開弦弓村起的學術化名。以大瑤山田野調查資料為基礎寫下的《花藍瑤社會組織》，以及這篇博士論文，奠定了費孝通夫婦在國際學術界的崇高地位。

這兩個同時完成的長征形成大致閉合的圓，也開啟了中國社會正式進入現代科學文明的歷史進程。

紅軍長征路線

在大瑤山進行田野調查時，費孝通主要從事人體測量工作，王同惠利用其女性的語言和溝通優勢負責與當地村民建立良好的關系，同時專注于花籃瑤社會組織的結構性數據收集。她通過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系統記錄了花籃瑤的婚姻制度、家庭結構、石牌組織（地方自治制度）等社會文化特征。以這些測量數據為基礎完成的《花籃瑤社會組織》（1936年以“費孝通、王同惠合著”名義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中國人類學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學者主導的民族志專著。

對于他們為什么要去大瑤山作田野調查，1936年6月3日費孝通寫的“為什么我們到瑤山去呢？”（選自《芳草茵茵――費孝通自選田野筆記》，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文中是這么說的：“我們兩個是學生，是念社會學的學生。現在中國念社會學的學生免不了有一種苦悶。這種苦悶有兩方面，一是苦于在書本上，在課堂里，得不到認識中國社會的機會，一是關于現在一般論中國社會的人缺乏正確的觀念，不去認識，任情批評，話愈多而視聽愈亂。我和同惠常在這苦悶中討論，因為我們已受了相當社會學理論的訓練，覺得我們應當走到實地里去，希望能為一般受著同樣苦悶的人找一條出路，換言之，想為研究社會的人貢獻一個觀點，為要認識中國社會的人貢獻一點材料。”

他們共同的老師吳文藻，和當時費孝通的碩士生導師史?國也是支持他們作這個調查的。這兩位導師希望費孝通能在馬林諾夫斯基那里展現出中國學者的科學水準。所以，費孝通他們的這次田野調查，從一開始就是立足于當時國際最高科學水平的活動。

吳文藻為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奠基人之一，長期擔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曾系統引進介紹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調查方法。

史祿國（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1887年出生于俄國圣彼得堡，1939年加入中國國籍，193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52歲。他早年赴法國巴黎大學（索邦大學）和人類學學校學習語言學與人類學。他在此期間深受歐洲實證主義和進化論思想的影響，為其后來的體質人類學和民族志研究奠定了基礎。1929 年起在清華大學開設“體質人類學”“社會人類學” 課程，首次將歐洲現代人類學的實地調查方法（如參與式觀察、親屬制度分析）引入中國高校，培養了費孝通、林耀華、楊成志等中國第一代人類學家，奠定了中國人類學“實地調查傳統”的基礎。

六、社會測量學不同應用的細分差異與相同之處

社會測量所需要的時間可能較短，也可能很長。毛澤東重點是引入階級分析的框架，調查一個區域的行政、地理、人口與階層分布、家庭經濟狀況、經濟活動等。他一般所花的時間多在一周至一個月左右。馬林諾夫斯基、費孝通等采用的田野調查，目的是用于文化人類學研究。這種研究不僅是要測量人類體質、宏觀經濟狀態等，更主要的是要深入當地社會與家庭的內心深處，研究他們的社會結構與文化、習俗以及相互的關系。這個因所測量的對象相對較為隱秘，甚至在剛開始不熟悉的時候，研究對象對研究者未建立信任關系時會人為隱瞞和說謊，因此要剔除各種誤差、獲得精確的測量數據所花的時間就需要很長。這也是為什么田野調查方法可能會要求與當地人生活時間要足夠長的原因所在。有些研究社會變遷的調查研究甚至可能持續十幾年、幾十年時間。如果所要研究的問題必須的時間投入不足，就很可能會形成流于表面的“走馬觀花”問題。

但不管如何，作為測量活動，其中絕大多數內在要求是一樣的：確定測量對象，誤差剔除和分析，測量數據的完備性，精確度，分辨力，有效數據，各種數據處理（回歸分析、相關分析、因果分析）等等。

另一方面，因一切社會活動的因果關系，往往可能涉及人類文明的幾乎所有方面，因此，社會學本質上是需要跨一切學科的全科型領域。

事實上，直到今天，西方社會學領域也并未完全從統一測量學和全科型角度來看待社會調查方法，所以其科學性依然存在巨大問題。包括所有西方的社會學尤其經濟學，其科學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薄弱之處。

即使在中國，盡管毛澤東與費孝通他們百年前就開拓了社會測量方法，但直到今天，費孝通與王同惠去大瑤山之前曾經有過的苦悶都解決了嗎？好像并沒完全解決。沒有調查就“成天只是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的現象消除了嗎？不僅沒有，還相當普遍存在。

基于統一測量學，不僅可以為任何社會測量活動提供完備的理論和方法支撐，而且可以提供全科型的知識資源支持，今天的互聯網與人工智能技術為全科型研究提供了便利。因此，從統一測量學角度重新回顧和研究毛澤東與費孝通社會測量方法與大量的親身實踐，對于我們建立未來可以引領世界的社會科學是至關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