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席曾與美國記者斯諾,有過兩次關于原子彈的著名談話,橫跨近二十年,語境不同,表述有異,但其精神內核卻一脈相承——一種基于戰略自信與人民立場的、無可撼動的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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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在1946年8月。此時,世界尚籠罩在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的恐怖陰影中。美國壟斷著這種“終極武器”,并以此作為政治訛詐的王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在延安窯洞里,對斯諾說出了“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的著名論斷。
此時的“霸氣”,首先體現在打破核恐怖的心理牢籠。當世界多數人對原子彈談虎色變時,毛澤東以其獨特的洞察力,剝離了武器表面的威懾力,直指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這種論斷,將原子彈從“神壇”拉回“人間”,極大地鼓舞了正在進行解放戰爭的中國人民和世界反帝力量,是一種在精神上解放自己、在戰略上蔑視敵人的大無畏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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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間,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時,翻譯將他講的“紙老虎”譯作“稻草人”,毛澤東親自糾正為“paper tiger”。這表明,毛主席是要清晰、準確地傳遞自己的戰略判斷和革命意志,這是一種強大的政治自信和霸氣外露。
第二次,是在1965年1月,國際形勢已變,核俱樂部成員增多,中國也成功研制出原子彈。當斯諾再次追問毛主席,是否還認為美國的原子彈就是紙老虎時,他的回答展現了更為復雜和務實的層面。
毛主席坦言:“我不過講講而已,真打起來會死人的”,他承認了原子彈作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殘酷現實。然而,這種看似“退步”的承認,并未削弱其話語中的霸氣。斯諾知道,這是他對核戰爭規律的冷靜剖析與對人類生命力的堅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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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毫不避諱地對斯諾講:核戰爭是災難性的,總要死一些人,全世界可能遭殃,要打就打常規武器戰爭。
但他強力駁斥了“全世界毀滅論”,并引用美國在比基尼島核試驗20年后,動物、樹木、水源等生態恢復的例子,直接講:對那地方的鳥、樹、海龜說來,原子彈不過是紙老虎,可能人類要比它們脆弱一點。
毛主席也對斯諾清晰地表達了中國的立場,他講我們是不要打仗的,但打的話我們也不怕,原子彈不能把全人類都毀滅掉,只要有人在,決定勝負的關鍵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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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紙老虎論”,其底氣在于相信覺醒的人民能夠也必然戰勝任何先進的武器。1965年的務實分析,其根基在于對人民生命價值的關切和對人民重建家園能力的信任。
由此可見,毛主席的霸氣,從來不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張揚,而是與人民力量深度融合后產生的必然結果。
筆者認為,毛主席的這兩次談話,也可以這樣理解:第一次定義了原子彈在歷史長河與人民戰爭中的“紙老虎”本質,破除了迷信;第二次則闡述了它在具體戰爭中的“真老虎”屬性,警示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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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一立之間,展現的是一位戰略家高瞻遠矚的洞察力、實事求是的辯證思維以及始終如一的、基于人民立場的磅礴霸氣。而這種霸氣,人民把他傳承了下來,對待一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我們都會做出強有力的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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