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拐者上官正義被冠名“釣魚執法”受困，追問懷化警方反常操作

當打拐志愿者上官正義歷經數日臥底，將湖南懷化一條販嬰線索成功移交警方，最終促成4名嫌疑人落網、3名嬰兒獲救時，這場本應彰顯警民同心的正義行動，卻在派出所內上演了令人錯愕的反轉。這位被央視稱為“打拐符號”的民間志愿者，非但未獲善待，反而被當地城南派出所所長以“釣魚執法”為由認定“違法”，兩部手機遭強制收繳，人身自由被限制長達3個多小時，期間甚至連正常上廁所都不被允許 。

舉報內容已被警方通報證實屬實，涉案嬰兒成功獲救、嫌疑人悉數到案，這本是對舉報人工作的最佳肯定。可為何本應是盟友的基層執法者，會對打拐功臣施以如此出格的“管控”？其背后的動機，絕非一句“執法失誤”所能搪塞。

首先，這是法律認知的嚴重錯位與權力濫用的直接體現。我國法律明確規定，“釣魚執法”的主體僅限于執法機關，其核心是執法者主動設套引誘他人犯罪，而普通公民為揭露犯罪、收集線索進行的臥底行為，屬于合法的舉報協助范疇，根本不構成“違法” 。作為派出所所長，理應具備基本的法律常識，卻故意混淆執法主體與公民權利的邊界，將舉報者的正義之舉定性為“違法”，本質上是對法律條文的曲解，更是借執法之名行權力濫用之實。強制收繳手機、限制人身自由，這些本應用于犯罪嫌疑人的強制措施，被無端施加于舉報人身上，違背了《刑事訴訟法》中保護公民舉報權的基本準則，涉嫌超越執法權限甚至非法拘禁 。

其次，這可能暗藏掩蓋履職缺位、規避責任追究的私心。販嬰團伙在當地長期活動，利用社交平臺公開物色買家，甚至能承諾辦理出生證明“洗白”嬰兒身份，涉案范圍波及多地。如此猖狂的犯罪行為，為何直到民間志愿者臥底舉報后才被發現？這背后是否存在基層公安機關日常監管不力、履職不到位的問題？當舉報人帶著關鍵線索上門，或許觸動了當地執法部門“監管失責”的敏感神經。通過將舉報人定性為“違法者”、限制其行動，既能轉移公眾對警方前期履職缺位的關注，又能通過控制舉報人及通訊工具，避免更多可能涉及自身責任的信息外泄，這無疑是一種“舍正義、保私利”的短視操作。

最后，這反映出部分基層執法者對民間打拐力量的排斥與敵意。上官正義長期活躍在打拐一線，多次協助警方破獲網絡販嬰、偽造出生證明等涉拐產業鏈案件，成為民間打拐的標志性人物 。民間志愿者的存在，不僅彌補了官方偵查的部分盲區，也在某種程度上“倒逼”著基層執法部門履職。對于一些習慣了按部就班、甚至不愿主動作為的基層執法者而言，這種“主動上門提供線索”的民間力量，可能被視為“麻煩制造者”，打破了其“平穩履職”的狀態。加之部分執法者存在“官本位”思想，無法平等看待民間志愿者，便通過高壓管控的方式發泄排斥情緒，彰顯自身“執法權威”，卻殊不知這種行為恰恰消解了執法的公信力。

值得注意的是，事件中還出現了令人費解的細節：懷化市公安局科長曾提出歸還手機，卻遭到鶴城分局田姓領導的強硬拒絕，直到傍晚近6點才被迫歸還 。這種上下級意見相悖卻仍堅持錯誤操作的態度，更印證了其行為并非偶然的執法失誤，而是有預謀、有主導的刻意為之。

打拐之路本就充滿艱險，民間志愿者冒著人身危險深入虎穴收集線索，為的是讓被拐兒童早日回家，讓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他們是法治社會的“編外衛士”，理應得到執法部門的尊重、保護與配合。而懷化城南派出所的反常操作，不僅寒了舉報者的心，更向社會傳遞了“舉報犯罪可能遭打壓”的負面信號——如果連打拐功臣都要遭遇如此不公，未來誰還敢挺身而出揭露犯罪？誰還愿主動協助警方維護正義？

目前，上官正義已平安離開懷化，但截至其發聲時，當地仍無任何單位就此事與其聯系說明 。公眾需要的不是一紙模糊的“全面調查”通報，而是明確的追責結果：那位曲解法律、濫用職權的所長，為何要如此對待舉報人？鶴城分局領導強硬拒絕歸還手機的底氣何在？是否存在更深層的履職缺位問題？

正義不應被辜負，舉報者不應被寒心。唯有徹查此事、嚴肅追責，糾正基層執法中的權力濫用與認知偏差，才能重新凝聚警民同心打拐的合力，才能讓每一位挺身而出的正義之士，都能感受到法律的保護與社會的溫度。否則，當打拐者都要為自己的正義之舉付出代價時，受損的終將是整個社會的安全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