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麗：舊題徐乾學《明史列傳》新考

作者介紹

秦麗，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史學史、中韓史學交流、文獻學。

文章來源

《清史研究》2025年第3期，175-184頁。

摘要

舊題徐乾學《明史列傳》九十三卷并非徐乾學所撰，卷首韓方卓序系后人偽造，抄襲自明末馮夢禎為馮琦《經濟類編》所作序文。根據《明史列傳》正文內容、版本特征，結合王鴻緒《明史列傳殘稿》、康熙本王鴻緒《明史列傳稿》等綜合判斷，其應系康熙四十一年至康熙五十三年之間的《明史》列傳稿本，是王鴻緒編纂《明史》列傳期間較早的工作本之一。對該稿展開分析，有助于更全面理解王鴻緒《明史稿》的成書過程及編纂思路，深化清修《明史》及清代官方史學的研究。

關鍵詞

徐乾學；王鴻緒；《明史列傳》；韓方卓

《明史》纂修遷延甚久，在纂修過程中形成了諸多擬稿、校訂稿等，它們以稿本、抄本、刻本等形式留存于世。對其成稿、抄寫時間進行準確斷代，有助于今人深入認識《明史》纂修各階段的文獻特征、文本流變等問題。在《明史》諸稿中，臺北“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臺圖”)所藏徐乾學《明史列傳》尚存有較大研究空間。近年來，李偉敏、南炳文、陳潔等學者從不同角度考察了其性質與價值。然該本序文、題識有明顯紕漏，其與416卷本《明史》、王鴻緒《明史稿》等《明史》稿本之間關系復雜，學界對該本之真偽、斷代、作者等基本問題尚未形成共識。下文擬從該本的基本形態入手，并與其他《明史》稿本相比勘，重判其性質，以期澄清相關爭議。

一、《明史列傳》的版本形態

舊題徐乾學《明史列傳》九十三卷，今藏臺圖，收入屈萬里主編《明代史籍匯刊》、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中。據該館館藏著錄及黑白膠卷電子文檔，知其為朱絲欄寫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葉心單魚尾，魚尾下方刻“明史卷”三字，卷首有韓方卓序、鄒福保題識。書中鈐印頗多，如“廉普過眼”“玉涵草堂”“陸燿之印”“元和鄒氏書庫中物”“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等，可見其流傳有緒，先后經陸燿（1723-1785）、王成璐（字廉普，1794-？）、鄒福保（1852-1915）等人收藏，最終歸于臺北。關于該本的外部特征，有幾點需要說明。

首先，全書卷末標注“《明史》九十三卷終”，臺圖著錄亦同。細審之可發現其中卷四十五、五十七、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均為上下卷，故總卷數實為九十八卷。另，卷十三《費震傳附張琬傳》末頁被誤置入卷十四《羅汝敬》傳后；卷九十三《王象乾傳附王象復傳》內容不全，與下頁不銜接，其后王象云傳亦不全，核諸313卷本《明史紀傳》、416卷本《明史》，該文稿中間應尚缺王象春、王象坤傳。如此種種，當系后世流傳中出現的錯置或亡佚。從內容看，該本未收后妃傳、諸王傳及儒林、列女等各大類傳，所收人物時代最晚者為萬歷朝之王象乾、崔景榮、張鶴鳴、趙彥、董漢儒、黃克纘諸人，于天啟、泰昌、崇禎乃至南明人物闕如。

其次，該本書寫工整，但各卷字跡不一，應系多人合作而成；其中多刪改、補充等修改痕跡，偶有天頭批注。結合前述朱絲欄寫本及葉心刻有“明史卷”字樣等特征，可判斷其版本形態應為謄清本而非后世抄本。

第三，書中避“玄”、“胤”字諱，如卷四常遇春后人“常玄振”作“常元振”，卷二十鐵鉉之“鉉”字缺末筆，卷八十一張佳胤、卷九十三王與胤“胤”字均作“

”；而不避“真”“丘”“夷”等字諱。由于“胤”字避諱約始于康熙四十年左右，而雍正三年十二月下令避“丘”字諱，故根據這些避諱特征初步判斷，知其大致應撰于康熙四十年（1701）之后至雍正四年（1726）之前的時間段。

二、所謂“韓方卓序”辨偽

臺圖本《明史列傳》卷首韓方卓序明言“《明史》九十三卷，司寇健菴徐公乾學所手輯也”，成為判定其系徐乾學所撰的直接依據。然誠如李偉敏所論，序文提及徐氏歿后其門生韓菼代為整理遺稿，徐氏卒于康熙三十三年，序文落款卻是“康熙甲辰”（康熙三年），時間顯誤。另一方面，韓方卓生平除曹夢元《昆山殉難錄》卷首存“婁湄韓方卓序”外別無可考。

進一步考究序文本身，發現其乃抄襲自明末馮夢禎為馮琦《經濟類編》所作序。馮序既見于馮夢禎《快雪堂集》，又見于《經濟類編》卷首，二者文字有異，今將三序擇要羅列如表1：

由上可知，韓序在序文結構和文字表述上脫胎于《經濟類編》卷首馮夢禎序，而非《快雪堂集》。韓序僅簡單變更書名、人物、時間等少量信息，如將“經濟類編”改為“明史”、“馮琦”改為“徐乾學”、“馮夢禎”改為“韓方卓”、“馮瑗”變為“果亭徐秉義”、“萬歷甲辰”變為“康熙甲辰”等，適當潤色文字，改名換面，炮制出完整交代《明史列傳》形成淵源的文字。至于韓方卓抄錄《經濟類編》而非《快雪堂集》序文，實因前者乃實用易得之類書。其低劣的作假手段，導致序文出現不少匪夷所思的錯誤，如前述徐乾學已卒與康熙甲辰的矛盾，以及強調徐乾學出身“海岱”（今山東）等。韓序將二馮之交游經歷嫁接到韓方卓與徐乾學身上，諸如韓氏出入史館的時間、經歷等，全出自二馮萬歷二十二年（1594）共同修史時的經歷。這種照搬不假思索、未經核實，不符合徐乾學生平軌跡，但由于其內容、細節過于具體，隱蔽性、欺騙性極強，如未看過馮氏原序，易讓人誤以為這是序文作者韓方卓的親身經歷，進而誤導對該序文及徐乾學修史經歷的認識。

序文所述具體經歷既非真，其首句所言該《明史》為徐乾學所撰，是出于何種原因，又是否可信？筆者認為序文乃抄襲而來，可信度自然不高。但要想弄清這一問題，需將序文和正文部分分開看待，回歸史稿正文具體考察。此詳后文第三部分。這里先考察“韓方卓”的情況。

南炳文論及，“韓方卓”一名僅見于兩種文獻，一是臺圖本《明史列傳》，二是明末清初曹夢元所著《昆山殉難錄》。前者署名“吳門韓方卓”，后者落款“婁湄韓方卓”。吳門、婁湄均為蘇州地區代稱，故二者應系一人。既然無法從《明史列傳》序文中提取到韓氏的真實身份，《昆山殉難錄》亦僅有韓氏署名而未透露具體生平，僅知其為蘇州人。不過，《昆山殉難錄》的抄本時間或可提供一些線索。

《昆山殉難錄》今僅存臺圖所藏的清抄本，該本被收入《明史傳記叢刊》和《昆山歷代人物志》中影印、點校出版。該本卷首有徐秉義《殉難錄敘》、曹夢元自序和韓方卓序，徐、韓二氏繼臺圖本《明史列傳》序文后再次同時出現。其中，徐序上鈐有“季振宜印”“豐潤張鎮”二印，即該稿分別經清康熙朝泰興季振宜、同治朝豐潤張鎮收藏。季氏為清初著名藏書家，卒于康熙十三年，而徐秉義序落款時間是康熙十九年，晚于康熙十三年，故“季振宜印”系造偽無疑，其書既未經季氏收藏，也就無法證明其為康熙初抄本。事實上，學者對比道光《昆新兩縣志》卷三七《藝文》所收徐序與今傳抄本徐序，發現后者系修改刪潤前者而來，由此判斷“此書鈔本必為道光以后之鈔本”。此說是。

回到臺圖本《明史列傳》，在全書正文所有可考鈐印中，年代最早者為“陸燿之印”白文方印、“朗甫”朱文方印。陸氏為乾隆時蘇州人，字朗甫，官至湖南巡撫。在該印為真的情況下，知該稿正文在乾隆年間已流傳于世。而反觀韓方卓序上所蓋鈐印，自上而下依次為“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廉普過眼”白文方印、“玉涵堂珍藏”朱文長方印，序文末有“玉涵草堂”朱文方印。假設諸印均真，“玉涵堂”“玉涵草堂”應屬同一人之齋號，查明弘治進士蘇州人吳一鵬有故居云“玉涵堂”，此處鈐印或其清代后人所蓋亦未可知，而“廉普”系道光年間官員王成璐之字。從既有信息看，該序最早的收藏記錄很可能是在道光年間，這樣的時間節點恰與《昆山殉難錄》發生交集，亦即兩部載有韓方卓序的書籍同時出現于道光前后。因此可推斷“韓方卓”活動于道光年間或稍前，而這也符合嘉、道、咸以來明季文獻漸次復出的時代背景。綜上，所謂“韓方卓”或系使用假名之烏有先生，或系嘉道時期名叫韓方卓的蘇州本地文人或書商，他熟知當地鄉賢、名人及其師承關系，特別對徐乾學為代表的徐氏家族相對了解，故可在獲得該書后，偽造序文并正確書寫相關人物關系。書商造假乃習見之現象，此或一證也。

另外也需留意書中的鄒福保題識。鄒氏為清末著名藏書家，此稿中多有“元和鄒氏書庫中物”印，知該稿曾經鄒氏收藏。就內容而言，李偉敏指出該題識存在前后矛盾處，即鄒氏聲言其于光緒丁酉年（二十三年，1897）初見該稿，題識落款卻是丙申年（二十二年，1896）五月，不合邏輯。事實上，該段文字仍存其他疑點。一是關于鄒氏購書時間。即使兩個時間點發生顛倒，鄒氏于光緒二十二年購書的可能性仍較小。鄒氏于光緒二十年遷司經局洗馬，二十三年補授翰林院侍講、并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期間一直旅居京師，而售賣該稿的書商侯念椿在蘇州開設有世經堂書肆，主要活動于蘇州，二人客觀上不具備見面條件。“侯念椿以《明史列傳》示予，共六十五冊……予留閱旬日……商之至三，竟以銀餅千枚易之”，此書凡65冊，卷帙浩繁，價值貴重，二人又經反復商量，圖書交易恐難以郵寄方式進行，交易的完成似要到次年鄒福保丁母憂返鄉之后更合理。二是該序文字體與今存鄒氏字跡不符。鄒福保作為清末著名書法家，尤擅行楷，今存多幅書法作品真跡。細審其《自祭文》《青霞仙館古今體詩初稿》《聽秋閣詩存》等作品，筆力遒勁渾厚，而《明史列傳》題識細筆孱弱，二者書風迥異。基于此，我們懷疑至少題識字跡應非鄒氏所書；另一方面，侯念椿是清末蘇州著名書商，與葉昌熾、繆荃孫、葉德輝等名人來往密切，且光緒二十二年仍在世，故題識所言侯念椿售書鄒福保事或確有其事。此外，鄒福保于民國四年（1915）去世，不久鄒家敗落，其次子鄒百耐星散圖書以紓家難，后亦成江南著名書商。不排除該書流入市場后，書商為提高售價題寫偽識的可能性。

三、回歸文本：臺圖本《明史列傳》的基本性質

由前文可知，臺圖本《明史列傳》序文、正文彼此割裂，序文系后世假造，正文情況如何，此節予以重點關注。前已述及，根據文稿中避“玄”、“胤”字的避諱特征及其稿本形態看，該本大致撰于康熙四十年之后，雍正四年之前。而徐乾學卒于康熙三十三年，故文稿與徐氏無直接關聯，這也符合其著述和傳記資料從未提及此稿的事實。

下文從具體文字、傳目設置等方面對比該稿與其他各明史稿。比勘對象有：國家圖書館藏313卷本《明史紀傳》（簡稱313卷本）、舊題萬斯同416卷本《明史》（簡稱416卷本）、王鴻緒《明史稿》（簡稱王稿）、殿本《明史》幾種。王鴻緒“《明史》稿本”今存《明史列傳殘稿》六冊、康熙五十三年《明史列傳稿》和雍正元年《明史稿》全本三種，后二者列傳規模分別為208卷、205卷，雖總體相差不大，但行文內容、卷次分合仍存不同。今為確定臺圖本《明史列傳》成書下限，特以國家圖書館藏康熙抄本《明史列傳稿》為準比勘，輔以《明史列傳殘稿》。

針對這些明史稿間的關系，李偉敏指出臺圖本《明史列傳》系后人從416卷本《明史》和王鴻緒《明史稿》兩稿諸臣傳中各自抄錄一部分組合而成，其所列傳主和內容均在二書范圍之內。但臺圖本實有溢出于二稿之外者。試舉例如下。

其一，臺圖本卷二十鐵鉉傳后附宋參軍，其言“宋參軍者，不知何許人。燕師攻洛南不克，舍之南去。參軍說鉉直搗北平，鉉以卒困甚，不果。后不知所終”。檢313卷本、416卷本《明史》鐵鉉傳后均未言及宋參軍，而王稿《鐵鉉傳》僅言“宋參軍不知所終”。因此，臺圖本的這部分內容不可能抄自以上三書。

其二，臺圖本卷八十五錢一本附子春傳：“帝刮地湖廣為福王莊田，數不足則不遽之國，春三疏力爭。”其中“數不足則不遽之國”一句有刪除痕跡。查313卷本、416卷本《明史》錢一本傳后未附錢春傳，無該句，而王稿《錢春傳》正為刪后之表述。設若臺圖本因襲王稿，怎會無中生有，編造出“數不足則不遽之國”復刪去？管見所及，此處刪落者并不見于臺圖本以外之文獻，應系該文稿撰寫者獨立寫就，非抄自他書。

綜上，臺圖本《明史列傳》絕非簡單抄撮416卷本《明史》、王稿而成的偽本，而是確屬明史纂修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稿本，有其獨特之處。陳潔《抄本徐乾學 <明史> 考論》是目前針對臺圖本《明史列傳》的最新研究。該文認為《明史列傳》在傳目編排、內容詳略等方面顯示出在萬稿、王稿間的過渡性特點。其說可從。不過，其所言“萬稿”包括313卷本、416卷本《明史》兩種，而主要以313卷本為主比勘，某種程度上模糊了二者在文本和時間上的差異。此二稿不能完全等量齊觀。譬如416卷本設有《外戚傳》，并為后來的王稿、殿本《明史》繼承，而313卷本并無此傳。又如，416卷本無孫如游傳，313卷本中其與劉一燝、韓爌、朱國祚、何宗彥同傳，王稿、殿本亦有孫氏傳。具體到二者與臺圖本的關聯，可見以下數條。首先，416卷本卷一六四為藍玉傳，附曹震、張翼、張溫等六人傳記，這樣的處理與臺圖本相同，而在313卷本中，曹震等人與藍玉同為獨傳。再者，416卷本《明史》卷一八○收錄人物全同臺圖本卷十七，即葉旺附馬云、蔡遷駙陳文、繆大亨、何文輝、徐司馬、金興旺附費子賢、花茂等17人。二書對馬云、陳文、費子賢這些附傳人物的描述與313卷本大體無異，但313卷本未將這些人物體現在傳目中。種種差異表明康熙中期熊賜履領銜修訂的416卷本，在前期313卷本基礎上，在傳目設置、人物收錄等方面做出了許多調整和改造。而臺圖本所參考者正是后出的416卷本。這種參考并非機械為之，而是有選擇地加以吸收。比如，臺圖本卷十六為錢唐、茹太素、馮堅、韓宜可、李仕魯、曾秉正、葉伯巨、鄭士利、周敬心、王樸諸人傳記。其《錢唐傳》詳于313卷本、416卷本，且傳后附程徐傳，而在313卷本、416卷本中，程氏乃單獨立傳，后來王稿、殿本錢唐傳后均附程徐。

至此，可判定臺圖本《明史列傳》纂成于416卷本之后，后又為王鴻緒所用。關于王稿對臺圖本《明史列傳》的參考利用，陳潔已有充分論述，但未涉及王稿編纂初期的《明史列傳殘稿》和王鴻緒康熙本《明史列傳稿》。此處結合二稿，舉數例稍作說明，見表2。

第一條王肯堂傳中，由于313卷本、416卷本《明史》均無王氏本傳，康熙本《明史列傳稿》的相應內容幾乎全同臺圖本，二者的密切關系可見一斑。

第二條王來傳中，傳記起始部分416卷本記載最詳，將其幼時立毀叢祠、倜儻不群的個性描寫得繪聲繪色。臺圖本對此略做刪節，但保留了大致情節。康熙本《明史列傳稿》則刪去這一軼事，直敘其仕宦經歷。事實上，這在今存《明史列傳殘稿》中有直接反映。該稿王來傳“聞有叢祠為禍福，立往毀其祠，識者異之”一句上有朱筆批注：“查實錄事跡如何”。此處《明史列傳殘稿》原文全同臺圖本，批語則顯示在首崇實錄方針的指導下，最終王鴻緒刪去了這一細節。

第三條石亨傳中，同樣是416卷本敘述最細致，臺圖本和王氏康熙本《明史列傳稿》稍加刪節，二者內容全同。此外，在王氏《明史列傳殘稿》中，“時尚書于謙主號令，新定戰格，臨陣有進無退，將不顧軍先退者，掌令官立斬其首。軍不顧將者，后隊斬前隊。由是諸將惕息，無敢不受約束”一句有墨筆批注：“此見謙傳”，即該文字已見諸于謙傳，此處無需復述，故改作“時尚書于謙主號令，新定戰格，諸將惕息”。可見《明史列傳殘稿》刪節后的文字正同于臺圖本、康熙本。因此，臺圖本顯然吸收了《明史列傳殘稿》的部分修訂意見。

第四條孫原貞傳的篇次分合，416卷本原附薛希璉傳，到臺圖本和康熙本《明史列傳稿》中，替換為附孫需、張憲、楊瓚諸人傳記。《明史列傳殘稿》原文同附薛希璉傳，刪訂者刪去薛傳，以孫需、張憲代之，這符合從416卷本到臺圖本的文本變動，臺圖本吸收《明史列傳殘稿》的修訂意見，又增加楊瓚作為附傳，此后為康熙本《明史列傳稿》繼承。

綜上，臺圖本《明史列傳》的撰成時間可明確定位于康熙四十一年至五十三年之間，處于熊賜履416卷本《明史》及王氏《明史列傳殘稿》之后，康熙五十三年本《明史列傳稿》之前。衣若蘭推測，《殘稿》很可能是王鴻緒于康熙四十八年歸田后的改稿，若此則可將成書時間進一步縮小至康熙四十八年至五十三年間。從內容看，臺圖本《明史列傳》與今存王鴻緒《明史列傳殘稿》《明史列傳稿》存在密切關聯，其性質是王鴻緒纂修《明史》時的工作本之一，是王氏《明史稿》的過渡形態。

四、臺圖本《明史列傳》的學術價值

前文梳理了臺圖本《明史列傳》的基本情況，特別是考證其性質及在系列“《明史》稿”中的位置，這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意義。

首先，臺圖本《明史列傳》有助于增進對《明史》纂修進程的認識。《明史》纂修素為學界所重，臺圖本作為纂修過程中的重要稿本，無疑有助于推進該問題的研究。王鴻緒《史例議》云：“史館原稿，立傳過多，今刪其十之四，然猶未免于瓜分豆剖也”，其《明史稿》在傳記分合上大力刪削裁并，單篇傳記亦趨簡化，過去學界多以王《稿》為《明史》由繁轉簡的關鍵節點。南炳文先生以臺圖本徐乾學《明史列傳》為據，認為其特點是力求簡潔，開《明史》纂修初期簡潔本系統之先鋒，與之相對的是以313卷本、416卷本等為代表的繁富本系統，由此形成簡潔、繁富系統并立說。經本文論證，確定臺圖本與徐乾學無甚關聯，且其成書要晚至康熙末年。而此本之外，包括天一閣藏《明史稿》、復旦大學藏《明史列傳稿》等早期稿本均大量徵引實錄、奏疏等，呈現出傳文繁富、篇幅較大的特點，因此，目前發現的《明史》諸稿似不足以支持康熙中前期纂修中存在簡潔本系統。

其次，臺圖本有助于全面理解王鴻緒編纂《明史稿》的過程及其特點。過去學界針對王氏對《明史》的貢獻，在《史例議》之外，往往關注到雍正初敬慎堂刊本《明史稿》、康熙五十三年本《明史列傳稿》，較少提及康熙本《明史列傳殘稿》。本文考訂臺圖本《明史列傳》為王氏批點本，至此，王氏編纂《明史稿》的今存文稿增為四部，為我們認識王氏數十年間纂修《明史稿》的前后過程、修訂細節、文本變化等提供更完整的拼圖，有助于豐富對王氏史學以及《明史》在康熙末期纂修情況的認識。這里試舉例說明。

臺圖本曾省吾傳傳末載：“（王）篆最險猾，無士行，其他給事、御史傅作舟、王蔚、秦耀、李選、朱璉、顧爾行為居正爪牙，及湖廣巡撫陳瑞輩皆小了纖人，無足道也。”此段文字脫胎自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王篆與曾省吾益橫南北，給事、御史則傅作舟、王蔚、秦耀、李選、朱璉、錢某、顧爾行為之爪牙，而作舟、璉尤恣肆，選鄙無恥，人所羞而不道者。”臺圖本借王世貞之論，不僅對這些人物做出品評，也交代了刪除或不收其人傳記的原因。到416卷本《明史》卷三一二曾氏傳附朱璉、王篆傳，王《稿》卷二○九梁夢龍傳附曾省吾傳，再到殿本《明史》已刪去曾氏傳。汪由敦曾批評王《稿》張居正傳“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此處臺圖本文字正出自王世貞，這佐證了汪氏之論，體現出王鴻緒對明末私家史書的重視和利用。

又，臺圖本傳記多無論贊，這基本符合王氏《史例議》“今《明史列傳》未經作論、體同《元史》”的主張。但書中仍偶存論贊，應屬刪而未盡的情形。是書卷十六《錢唐傳》有論曰：“稗史言高帝廢孟子配祀時，詔有敢諫者，金吾射之。（錢）唐抗疏而入，袒胸受箭曰：‘臣死有余榮。’帝鑒其誠懇，命醫療其瘡，配祀得不廢。所傳或過當，然唐之強諫，固赫赫在人耳目也。其尊崇圣教、匡救主失，良足多矣。”在今存《明史》諸稿中，這段論贊獨見于臺圖本，后續王氏《明史稿》刪之，進一步踐行了其不作論贊的主張。這也說明王鴻緒當時有大量可資參考的列傳底稿，經過對它們的修訂調整，逐漸形成了其完善的雍正本《明史稿》。此外，陳潔文中提到臺圖本在處理建文諸臣時姑著存疑的做法，盡管不符合王氏《史例議》及后來《明史稿》對相關野史的摒棄態度，卻是王稿動態修訂過程的又一體現。

最后，臺圖本《明史列傳》提示我們，《明史》稿的流傳與研究史同樣值得關注。《明史》纂修中形成了大量分纂稿、進呈稿，以及工作本、謄抄本，史館如何保存這些成稿，康熙后期被王鴻緒攜歸鄉里的文稿又有怎樣的流傳軌跡，后世學者何時開始重視《明史》諸稿本，如此種種，從學術史角度考察明史稿的“發現”與研究史，十分必要。事實上，明史諸稿受到學人廣泛關注，乃是20世紀初以后的事，其中尤以天一閣藏萬斯同《明史稿》為著。而在早期的傳播史中，這些稿本是否一定經名人收藏、手訂，需認真考辨、審慎判斷，避免陷入攀附名人的誤區。據前文考證，臺圖本較早的收藏記錄是在乾隆年間，而所謂韓方卓序的出現很可能晚至道光以后，只有弄清這一點，剝去名人“徐乾學”的籠罩，還原文稿本身的生命過程，才能對其做出正確的判斷。再如，復旦大學本《明史列傳稿》原為乾隆時吳騫所有，據其跋文，當時邵晉涵在西湖書局校書時曾借閱并保存多年，用于《余姚縣志》等的纂修，由此，王欣夫判定其為“余姚邵晉涵手校”，“全書朱筆校勘謹嚴，圈點到底，驗之皆邵氏筆”。此或存疑。查該書第20冊陸完、王瓊、張子麟、李鐩卷，天頭朱批云：“內王瓊有才有功，似不宜與張、李同傳”，這里的“似不宜”顯然是某文稿修訂者在工作中的意見，不可能是乾隆中后期讀者視角的表達，且313卷本、416卷本王瓊傳設置與該本同，而王鴻緒《明史稿》、殿本《明史》均作出調整，王瓊不再與二人同傳，足見該批校文字很可能對文稿后續修訂產生了影響。又，第51冊王威（附子世欽、樸洪）等人卷，天頭朱批云：“王氏父子殊無戰績，不足列傳，世欽附入忠義，樸于松山之戰附載可也。”王威父子，在416卷本及之后的王稿、殿本中均未立傳，在有官方定讞殿本《明史》的前提下，邵晉涵不可能再細究傳目的設置與調整這類問題。因此，復旦本與邵氏之關系仍待考證。在《明史》諸稿本的研究中，類似問題應予以重視。

五、余論

臺圖本《明史列傳》作為一個典型個案，為深化《明史》諸稿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思路。目前學界發現和利用的《明史》稿本，包括前述天一閣本《明史稿》、313卷本《明史紀傳》、416卷本《明史》、復旦本《明史列傳稿》、臺圖本《明史列傳》、王氏《明史稿》及其《殘稿》、殿本《明史》、《四庫全書》本《明史》等，不排除未來繼續發現新本的可能。面對這些《明史》稿本，如何確定其先后順序及編纂者至關重要，這不僅關系到文獻學的問題，更涉及到對其背后史學意義的把握。本文的研究提示我們，針對這些文稿的考察，需從文獻載體和文獻內容兩個維度，并結合《明史》纂修歷程綜合研究和考慮。所謂載體，包括文獻的外在版本特征（稿本或抄本、避諱字等）、遞藏關系（序跋、藏書印、字體）；文獻內容則是諸稿本的文字對勘。在此前提下，精準定位，審慎解讀，方能得其真諦，加深對清修《明史》及清代官方史學纂修細節的理解，推動相關研究走向深入。

信息采集：邵淦

文字編輯：謝昱冬

媒體編輯：張小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