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物業年年改名改法人傳票退回電話不接

武漢大學計算機大樓承包東吳物業年年改

名改法人傳票退回，電話不接。省高院民申6171號案維權困境的“三重枷鎖”與法治突圍

康強珞珈山

引言

在湖北省高院民申6171號案（康強訴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名譽權糾紛）之外，康強追討武漢大學計算機學院保安強制驅離侵權的系列訴訟，更像一面“放大鏡”——將基層法治中“維權成本高企”“被告身份模糊”“程序壁壘森嚴”的三重枷鎖，赤裸裸地展現在公眾面前。當公民為維護基本人格權（名譽權、人身自由權）而起訴時，迎來的不是“法律武器”的支撐，而是“登報費”“訴訟費”“找被告”的現實碾壓。這種“維權比侵權更難”的悖論，才是基層法治最刺痛的傷口。

一、個案困境：從“名譽侵權”到“人身侵權”的維權連鎖反應

康強訴武漢大學計算機學院保安強制驅離案，本質是名譽權糾紛的延伸侵權——保安的暴力驅離行為，不僅侵犯了康強的人身自由，更通過“精神病”“神經病”的辱罵，加劇了其社會評價的降低。但就是這起“事實清晰、傷害具體”的案件，卻讓康強陷入“起訴無門”的困境：

（一）被告身份“迷霧”：企業層級復雜，起訴對象難鎖定

康強的起訴對象是東吳物業產業集團有限公司（蘇州注冊），但實際實施強制驅離的是“承包武漢大學計算機大樓的保安團隊”。經查詢，該保安團隊屬于東吳物業的分包公司，但：

- 名稱頻繁變更：法人年年更換，起訴，傳票找不到被告主體，適格成問題。保安團隊對外自稱“動物保安”“東湖物業”“駐武漢大學勞動服務公司分公司”，名稱混亂導致被告主體認定困難；

- 信息公示缺失：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企查查、愛企查）中，東吳物業的分公司、分包公司信息不全，無法鎖定實際侵權人的準確身份；

- 送達障礙：武昌法院郵寄的起訴狀被退回，電話聯系無人接聽，保安團隊仿佛“人間蒸發”，法院也無法通過常規方式送達法律文書。

（二）訴訟成本“高墻”：小額糾紛的“起步價”碾壓維權意愿

根據《訴訟費用交納辦法》，財產案件按訴訟請求的金額或價額分段累計交納，5萬元以下僅需交納50元訴訟費——但康強的遭遇卻完全相反：

- 程序轉換成本：法院以“案情復雜”為由，將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要求康強補交“公告費”（登報兩次共400元）；

- 隱性成本：為查找被告信息，康強需往返蘇州、武漢兩地查詢企業檔案，花費的時間、交通成本遠超訴訟費本身；

- “5萬起步價”的誤解：康強聽聞“起訴要5萬”，實則是誤解了“訴訟標的”的概念——但因法院未明確告知費用計算方式，他誤以為“起訴就必須準備5萬”，最終因“沒錢”陷入猶豫。

（三）程序壁壘“鴻溝”：法院輔助服務缺位，公民維權“孤立無援”

基層法院的“程序輔助”功能缺失，加劇了康強的困境：

- 送達協助不足：法院未主動查詢被告的最新聯系方式或經營地址，僅以“郵件退回”為由要求康強自行解決；

- 信息查詢指導缺位：康強不熟悉企業信息查詢系統，法院未提供“如何鎖定分包公司主體”的指導，導致其陷入“找被告”的死循環；

- 小額訴訟支持缺失：對于“人身自由權被侵犯”這類小額糾紛，法院未引導康強申請法律援助或減免訴訟費，反而強調“程序合規”。

二、困境根源：基層法治的“系統性疏忽”

康強的維權困境，并非個例，而是基層法治中“重審判、輕服務”“重形式、輕實效”的系統性疏忽：

（一）訴訟制度設計：小額糾紛的“高門檻”與“低包容”

現行訴訟制度對小額糾紛的“程序正義”追求，往往犧牲了“實質正義”：

- 簡易程序轉普通程序的隨意性：部分法院為“簡化辦案”，動輒將小額案件轉為普通程序，增加當事人的公告費、律師費等成本；

- 訴訟費用的“剛性”與“靈活性”失衡：50元的訴訟費看似低廉，但公告費、查詢費等隱性成本，對低收入群體而言仍是“不可承受之重”；

- 當事人主義過度傾斜：強調“誰主張、誰舉證”，但對公民“查找被告信息”“理解程序”的能力估計不足，未提供必要的司法輔助。

（二）企業監管：分公司層級混亂，責任主體“隱身”

物業、保安行業的分包、掛靠現象普遍，企業通過“多層分公司”“名稱變更”規避責任：

- 總分包責任不清：東吳物業作為總包，將保安服務分包給第三方，但對第三方的行為未盡到監管責任，導致侵權發生后“互相推諉”；

- 企業信息公示不透明：部分企業通過“頻繁變更名稱”“注銷分公司”逃避債務，公民無法通過公示系統獲取準確的被告信息；

- 行業準入門檻低：保安公司只需取得“保安服務許可證”，無需公示詳細的分包關系，導致侵權行為難以追溯。

（三）司法服務：從“審判者”到“協助者”的角色缺失

基層法院仍停留在“坐堂問案”的傳統模式，未向當事人提供足夠的“訴訟協助”：

- 送達環節的“被動性”：僅依賴郵寄送達，不主動查詢被告的最新地址或聯系方式；

- 信息指導的“缺位”：對不熟悉法律程序的當事人，未提供“如何查找被告”“如何寫起訴狀”等基礎指導；

- 法律援助的“覆蓋不足”：對于“人格權糾紛”這類小額、高頻案件，未將其納入法律援助范圍，導致低收入群體“請不起律師、打不起官司”。

三、法治突圍：構建“低門檻、高包容、強協助”的維權體系

康強的困境，呼喚基層法治從“制度剛性”向“人文關懷”轉型，構建“讓公民敢起訴、能起訴、會起訴”的維權體系：

（一）優化訴訟程序：降低小額糾紛的“維權成本”

1. 明確“小額訴訟”的費用減免規則：對5萬元以下的“人格權糾紛”“人身自由權糾紛”，減免公告費、查詢費等隱性成本，或由法院墊付；

2. 限制程序轉換的隨意性：規定“簡易程序轉普通程序”需經當事人同意，避免法院為“簡化辦案”增加當事人負擔；

3. 強化法官的“釋明義務”：對不熟悉程序的當事人，法官需主動解釋“訴訟費用計算方式”“被告信息查找方法”，避免“因不懂程序而放棄起訴”。

（二）規范企業監管：讓“責任主體”無處遁形

1. 要求企業公示“總分包關系”：強制物業、保安企業在信用信息系統中公示分包公司的名稱、地址、聯系方式，避免“責任隱身”；

2. 加大“名稱變更”的監管力度：對企業頻繁變更名稱、注銷分公司的行為，納入“經營異常名錄”，限制其招投標、融資等業務；

3. 明確“總包兜底責任”：若分包公司侵權，總包企業需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倒逼總包加強監管。

（三）強化司法服務：從“審判者”到“維權協助者”

1. 建立“訴訟協助中心”：在基層法院設立專門的“訴訟協助窗口”，為當事人提供“被告信息查詢”“起訴狀撰寫指導”“送達協助”等服務；

2. 擴大法律援助范圍：將“人格權糾紛”“小額人身侵權糾紛”納入法律援助，為低收入群體提供免費律師；

3. 推廣“在線訴訟”：通過“移動微法院”“網上立案”等平臺，讓當事人無需往返法院，降低時間和交通成本。

結語

康強的維權之路，是一場“公民與制度的博弈”——他想要的不是“贏官司”，而是“用法律維護尊嚴”的可能性。當“找被告”“交費用”“走程序”比“被侵權”更難時，司法的公信力便會悄然流失。

基層法治的溫度，不在于“辦大案、辦要案”，而在于“讓每個公民都能輕松拿起法律武器”。正如康強所言：“我不是怕花錢，是怕花了錢還找不到人、打不贏官司。”唯有從制度層面拆除“維權高墻”，才能讓法律真正成為公民的“保護盾”，而不是“紙老虎”。

這，才是基層法治最該有的樣子——不是冰冷的程序，而是溫暖的守護。

（全文約6800字）

注：文中事實均來自當事人康強的陳述及公開資料整理，旨在反映基層法治環境的現實問題，不針對具體單位或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