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我在西南聯大的求學時光

我們那時候可真是自由，喜歡的課可以隨便去聽，不喜歡的也可以不去。姚從吾先生的課我就不愛聽，他教歷史系的專業課，可我一直都沒上。政治系主任張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兩門課我沒有選，不參加考試，也不算學分，可是我都從頭到尾聽下來，非常受啟發。乃至于現在，我的專業也變成思想史了。

聯大實行學分制，文學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個學分才能畢業，工學院是144個學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課，一定要通過的。比如一年級，文科生要學一門自然科學，學理工的國文是必修。另外英文也是必修，6個學分，不及格不行，可是像第二外語或者第三外語，那就是選修了。

我上歷史系的時候，按規定，中國史必須學兩個斷代。至于哪兩個斷代，比如先秦史、秦漢史、隋唐五代史，或者南北朝史等等，隨你挑。因為我那時候對中國古代史沒興趣，選的兩個都是近代的，一個是姚從吾先生的宋史，一個是鄭天挺先生的明史。姚從吾先生是北大歷史系主任，可是我們當年都覺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講得不怎么樣，所以不想上他的課。姚先生還教一門史學方法，也是歷史系的必修課，我就聽過兩堂。總覺得沒什么內容，簡直浪費時間，還不如我自己借本書呢，一個星期就看完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同學都不上他的課，姚先生也從來不點名。到了學期末，我們把同學的筆記借來看看，應付考試。可是后來姚先生到臺灣，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來的一批中年骨干歷史學家都是他培養出來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見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鄭天挺先生原來是北大的秘書長，教我們明史，也教唐史、清史。鄭先生講得非常之系統，一二三四、ABCD，從頭講起。什么政府組織、經濟來源，有哪些基本材料等等，比中學的課程提高了一個檔次，只不過講得更細致。這種講法在聯大里很少見，當然也布優點，對于我們尚未入門的人可以有個系統的認識。可是非常奇怪，因為明史是歷史系的專業課，如果你不是學歷史的，并沒有必要上。理學院的不必說了，像文、法學院其他專業，比如經濟系的，你學明史干什么？除非是專門研究明代經濟史，那你可以上明史課。不然的話，比如你是學國際貿易的，學明史有什么用？要按專業課的選擇標準，這門課頂多十來個人上，即便歷史系的學生也不見得必修。可是鄭先生的課非常奇怪，經常有上百人來聽，還得準備一間大教室。怎么會多出這老些人呢？因為鄭先生的課最容易pass，凡是選了課的，考試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學系的都來選，叫作“湊學分”，這在當時也是一種風氣。不過，鄭先生講課的確非常有趣味。記得講到朱元璋時，專門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書怎么怎么記載，某某書又如何如何說。最后得出一個結論：按照中國傳統的說法，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給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讓人覺得恐懼。就這樣，整整講了一節課。

鄭先生是專門研究明清史的，院系調整的時候調他去南開，他很不想走。因為研究明清史，北京的條件是最好的，無論是材料、實物，甚至于人，比如說貴族的后代，這些條件都是最好的，一到天津就差了。可那時候都得服從領導，領導調你去天津，你就得去。后來我聽了一種說法，說北大院系調整的時候，把胡（適）派都給調出去，不知是真是假。抗戰以前，鄭天挺先生是北大的秘書長，我做學生的時候他是總務長，一直這么多年，是老北大了。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跟他的關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他被調出去了，后來做了南開副校長。

1937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生合影，前排右三為 鄭天挺

其他名人的課，因為好奇，我也偶爾聽聽，比如外文系陳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說史。記得那一年外文系的男同學都調去做美軍翻譯官了，所以班上七八個全是女同學。男生一共兩個，還都是去旁聽的，我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楊振寧。陳先生是美國檀香山的華僑，清華外語系主任，他的英文比中文還好。但他的課只從17世紀《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笛福開始講起，按現在的教學方案來說挺沒章法的，不過這在當時沒人管。而且陳先生對戰局非常關注，后來還主持辦翻譯官的訓練班，所以他上課不是先講狄更斯、巴爾扎克的小說，而是一上來就把新加坡失守之類的戰局情況分析一遍，內容也挺豐富的。

再比如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小說史。那個課人數很少，大概只有六七個人聽，我旁聽過幾堂，并沒有上全。沈先生講課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覺得他真是一位文學家。不像我們說話東一句西一句的連不上，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非常有邏輯性，如果把他的課記錄下來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現在印象還很深刻。《金瓶梅》過去被當作淫書，不是正經的小說，一直到民國以后都被禁止。可是沈先生非常欣賞這本書，認為對人情世態寫得非常之深刻，《紅樓夢》在很多地方都繼承了《金瓶梅》的傳統。沈先生是非常用功的，可是沒有任何學歷，連中學都沒念過，并且當過兵。后來他到大學里教書，還成了教授，所以往往受學院派的白眼。記得有個同學跟我講，劉文典在課堂上公開說：“沈從文居然也評教授了，……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值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錢。”包括錢鍾書，他在一篇小說里也罵過沈從文，說：有一個人，年紀輕輕的，可是他的經歷豐富極了，好像幾十年都干不過來。（ 錢鍾鋪書在小說《貓》中影射了文化界的眾多名流，其中有舉動斯文、“講話細聲細氣，柔軟悅耳”的作家曹世昌，即暗諷沈從文。 ）不知這是哪一篇文里說的，我都忘記了，可一看就知道是說沈從文。可惜我們現在看過去的人總是帶著諒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沒有看到他們彼此之間相互輕視、看不起的那一面，沒能把人與人之間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發出來。

劉文典大概是西南聯大年紀最大的，聽說他早年參加清朝末年同盟會，和孫中山一起在日本搞過革命，非常老資格。而且，他完全是舊文人放浪形骸的習氣，一身破長衫上油跡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樣子。有一件事我想是真的。北伐時候劉文典是安徽大學校長，蔣介石到安徽時，照例要請當地的名流見面。蔣介石是很注重儀表的一個人，可是劉文典挺干癟的一個老頭兒，還戴著副眼鏡。蔣介石看他其貌不揚，問：“你就是劉文典嗎？”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蔣介石嗎？”一下把蔣介石給惹惱了，把他抓了起來。后來經蔡元培、吳稚暉等等元老保釋，才把他放出來。

劉先生當然非常有名了，而且派頭大，幾乎大部分時間都不來上課。比加有一年教溫李詩，講晚唐詩人溫庭筠、李商隱，是門很偏僻的課，可是他十堂課總有七八堂都不來。偶爾高興了來上一堂，講的時候隨便罵人，也挺有意思，然后下次課他又不來了。按說這是不應該的，當時像他這樣的再找不出第二個，可他就是這個作風。后來因為出了點事，據說是接受了什么人贈的煙土，學校把他給解聘了，他就去了云南大學。抗戰勝利以后，其他人都走了，劉文典卻留在云南不出來。第一，云土好，劉文典吸鴉片煙，這在聯大是絕無僅有的。第二，云腿好，他喜歡吃云南的火腿，所以不走。有人給他起了個外號，叫“二云居士”，解放后做了政協委員，1957年也弄了個右派。好多年前，云南大學教授、老學長李埏給我講了一個劉文典的故事，挺好笑。反右的時候有人揭發劉文典，說他有一首黑詩，就拿出來念。詩的前面是一段序，說他有一個姬人非常可愛，怎么明媚、怎么窈窕，溫存又體貼，總而言之好得不得了。可惜短命死矣，弄得他晚上十分感傷睡不著覺，于是寫了一首詩懷念她。那詩寫得確實纏綿俳惻、哀婉動人，怎么成黑詩了呢？揭發者說，劉文典根本就沒這么一個姬人，實際上寫的是他那桿煙槍。解放后不準抽大煙，他就只好懷念他那桿煙槍。

聞一多的《詩經》、《楚辭》，還有朱自清的課我也去聽，不過朱先生講課不行的，較為平淡。外文系卞之琳先生屬于晚一輩的教師，作為詩人、作家，當時就非常有名了，可在學校里還不是正教授，講課也不行。卞先生是江蘇海門人，口音非常之重，我有一個同班同學上了一年卞先生的英文，回來就說：“卞先生的課呀，英文我聽不懂，中文我也聽不懂。”這一點我非常理解，因為我趴著窗戶聽過他的課。他那中文實在是難懂，我想他那么重的口音，英文發音也不會太好。不過，一個人說話是不是清楚和他的學識沒有關系，這是兩回事。我們一年級學英文都去聽潘家洵的課，潘先生五四時候就翻譯了易卜生的作品，教我們的時候總有五十來歲了。因為潘先生的專業課是語音學，所以他的發音非常標準，而且說得又慢又清楚，幾乎每一個字都能聽進去，我們都喜歡跑去聽他的課。

錢鍾書先生名氣大，我也跑去聽。他的課基本都用英文講，偶爾加一句中文。不過他有時似乎有點喜歡玄虛，不是很清楚明白地講出來，而是提示你，要靠你自己去體會。所以非得很聰明的人才能夠跟上他，笨的就對不上話了。另外，當年清華四大導師里我趕上了陳寅恪，他教隋唐史、魂晉南北朝史。不過那時候我還是工學院一年級的學生，沒有資格選這種專業課。陳先生的課正式上的人很少，大概就七八個。但是陳先生名氣大，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經常有人趴到窗戶那兒聽，我也夾在其中。上課了，陳先生夾一個包袱進來，往桌上一放，然后打開書。可是他基本不看，因為他對那些材料都非常熟悉，歷歷如數家珍，張口就是引什么什么古書中的哪一段，原話是什么什么。如果按照解放后的標準來說，沒有任何教學大綱，完全是信口講，他的那種教課方式是不夠格的，但解放前允許這種講法。陳先生說話有口音，講得不是很精彩，不是靠口才取勝的那種教師。而且他講的那些東西太專門了，引的古書我們都沒看過，所以完全不懂，陳先生第二年就走了，本來是去英國任牛津大學的講座。因為德國剛占領了法國，馬上就要打過海，英國岌岌可危去不了了，只好留滯在香港。

來自：何兆武《上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