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累了，別救我了！”12歲小學生留遺書后服藥離世，母親起訴老師被法院駁回……

12歲，本是豆蔻梢頭、滿眼星光的年紀，六年級女生許諾卻用一瓶藥物，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了沉重句號。

她的遺書中，“寫不會的英語單詞”“辦公室的約談”“被嘲笑胖”等字眼，撕開了青少年成長中被忽視的傷痛。

蘇北鄉村的一棟自建房里，二樓房間仍保留著主人的痕跡。桌上的黑白照片里，12歲的許諾咧嘴笑著，面前擺著她愛喝的AD鈣奶。墻上那張“優秀少先隊員”獎狀，是她轉學前留下的榮光，如今卻成了家人心中難以觸碰的念想。

2024年的一個周一，因腸胃炎請假在家的許諾，在這個房間里服下了外婆剛開封的一百粒心臟病藥物。

晚飯時她還吃下一大碗飯，對外婆的關切只輕聲回應“有事”，隨后的“咚咚”異響，成了她留給世界的最后聲音。外婆推門時看到的，是面色青紫、趴在地上的孩子。救護車呼嘯而至，也沒能挽回這條年輕的生命。

彼時，母親馬繁星正在外地醫院治療闌尾炎，中午還接到女兒叮囑她“注意身體”的電話，滿心都是孩子的乖巧懂事。

“天塌了，有我給你頂著。”父親在電話里的這句話，讓馬繁星一路心驚肉跳。回到家，看到躺在客廳里面容安詳的女兒，她的世界徹底崩塌，眼淚不受控制地奔涌，卻哭不出一絲聲響。

在所有人眼中，許諾都是個活潑暖心的孩子。父母離婚后，她從不吝嗇表達愛意，總把“媽媽我愛你”掛在嘴邊；和媽媽一起打針回家，會先給媽媽找藥端水；兒童節收到禮物，會叮囑媽媽多買一份送給父母不在身邊的同學。

轉學到新學校后，她主動向同學問好，用英語和老師打招呼，甚至在英語老師趙言的談心會上，主動表達“想好好學英語”的意愿。出事一年后，同學們還冒雨踩著泥濘去她墳前探望，懷揣著寫滿思念的信件。

可這份“陽光開朗”，終究藏著不為人知的疲憊。遺書上，稚嫩的字跡寫滿絕望：“我好累，我不想醒過來了”“日復一日的學習，好累好累，一直不會寫的英語單詞”“一次作業不寫就要去的辦公室”“回來還要被你們嘲笑胖”。

馬繁星翻遍女兒的聊天記錄，發現她曾多次提到“作業多”“要去辦公室”“很煩”。這個總是安慰同學“人生還很美好”的女孩，自己卻沒能扛過成長的壓力，把所有心事都藏在了心底。

女兒的離世，讓馬繁星將目光投向了學校和英語老師趙言。她認為，正是老師的約談、未及時溝通的在校情況，以及可能存在的“嘲笑”，讓女兒不堪重負。

但趙言老師的委屈同樣真切。剛接手班級不到一個月，她對許諾的印象還停留在“愿意溝通、想學好英語”上。接到班主任電話時，她愣了一分鐘才想起這個名字，得知孩子離世且提到“英語難”，一根刺深深扎進了她的心里。

她否認了單獨約談、罰抄罰站等指控，稱每次都是叫多個同學一起輔導，前后不過三四次，每次僅幾分鐘。“剛開學不可能一有問題就聯系家長，會先與學生溝通，給他們機會和時間。”趙言的解釋，得到了校方的印證。

馬繁星耿耿于懷的“從未家訪、未主動溝通”，在學校看來是教學初期的正常流程；遺書中“被嘲笑胖”的“你們”，母親認為指向班級，校方則主張是家庭，成了無法厘清的羅生門。這場溝通的錯位，讓本可及時察覺的問題，最終釀成了悲劇。

2025年10月30日，當地縣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駁回了馬繁星的全部訴訟請求。法院認為，孩子自殺與學校、老師的教學管理行為無直接關聯，學校難以預見和防范在家發生的悲劇，而導致自殺的因素是多元的，包括學業壓力、心理壓力等。

此前，馬繁星曾與學校簽訂《調解協議書》，學校給付2萬元人道主義慰問金，家屬同意不再追究。但她認為，當時極度悲痛喪失判斷能力，協議內容與事實不符，請求撤銷協議并索賠。

判決并未平息傷痛。馬繁星搬進單身公寓，每天翻看女兒的照片，在愧疚與思念中封閉自己；趙言老師離開了熱愛的講臺，放棄了曾經珍視的額外輔導工作，走時甚至沒帶走電腦等私人物品，心中滿是懊惱與無法自證的清白。

外公時常點開七年前和外孫女合唱的歌曲，將手機貼在耳邊，聽著那清澈的童聲；外婆總會下意識望向二樓窗戶，期盼著外孫女的笑臉再次出現。這場悲劇里，沒有真正的“罪人”，只有被多重壓力、溝通失效交織而成的困境。

許諾的故事，是一個沉重的寓言。它提醒我們，孩子的心理健康，值得被放在比學業成績更優先的位置。那些看似“懂事”“開朗”的表象下，可能藏著不為人知的掙扎，需要成人用更敏銳的目光去察覺。

這場悲劇沒有贏家，留下的是母親無盡的思念、老師無言的委屈，以及關于家庭教育、學校管理與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深刻拷問。愿我們能從這場心碎的悲劇中讀懂孩子的無聲吶喊，用理解與溝通為他們筑起堅實的心靈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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