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計算的十年鬧劇

昨日，曾任江蘇科技大學首席科學家的郭某因涉嫌學歷造假、學術造假、侵占國家科研經費等問題被校方通報解聘，引發社會對科研誠信問題的再度關注，而這也不禁讓人想起一個月前另一高校教授的落馬。不同的是，這位教授的落馬不僅為其個人職業生涯畫上句號，更結束了一個持續十余年的科學神話。

時間回到10月17日，中南大學原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堯學，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消息傳來，公眾的第一反應是錯愕。

而在IT和科技圈內，這更像是一樁舊聞的塵埃落定。2015年初冬，張院士正站在人民大會堂的聚光燈下，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的紅色證書。

他所主導的透明計算理論，被譽為“中國原創”“打破歐美壟斷”的國之利器。在那個缺芯少魂焦慮彌漫的年代，這被視為中國科技得以彎道超車的希望。

十年一夢。從科學殿堂到階下之囚，透明計算的鬧劇，在其主導者戲劇性的退場后，終于迎來了它遲到的、卻又無比現實的收場。

那么，透明計算是什么？它為何從炙手可熱淪為笑談？背后又反映了什么樣的科技幻覺？

任何一場神話的誕生，都離不開一個完美的故事和一群渴望的聽眾。透明計算的登頂，正是在恰當的時刻，講述了一個中國最想聽到的故事。

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是中國自然科學領域的最高榮譽，自2000年以來的十五年間有九次空缺，寧缺毋濫、極為稀罕。

因此，當“透明計算”獲獎時，它所引發的關注是空前的。

在當時的新聞報道中，張堯學被塑造成了一位甘坐冷板凳、挑戰“Wintel”（微軟－英特爾）和“AA”（ARM-Android）兩大生態聯盟的孤勇者。

這個理論究竟是什么？它為何能在那一刻說服所有人？

簡單來講，透明計算是一種計算與存儲分離、感覺不到底層差異的網絡計算模式。有了它，電腦、手機等設備將不再依賴強大的CPU/GPU，理論上降低了對英特爾、高通高端芯片的依賴。而龐大的操作系統（Windows, Android, Linux）、復雜的應用程序（Office, PS）乃至你的個人數據，全都不在本地，而是存儲在遠端的服務器上。

當你需要使用Word時，服務器會把Word的服務連同它所依賴的Windows內核片段推送到你的終端上，用完即焚，黑客無法竊取、攻擊。

恰逢云計算剛剛興起的年代，信息化成為國家戰略，輿論也在呼喚“中國自己的計算體系”。透明計算恰好踩在了那個風口上。

它打造的故事完美契合了當時“缺芯少魂”的巨大焦慮，獲得國家級身份，并迅速進入政策敘事。

項目很快被包裝成國家戰略核心技術，在高校、科研院所和部分企業的聯合推動下，獲得了層層加碼的關注。媒體開始用激昂的詞匯描繪它的前景：打破歐美封鎖、超越英特爾、重塑計算架構、打造中國自主的數字基石。

之后，科研團隊高頻亮相各種展會、論壇，他們展示視頻、宣講模型、接受采訪，將透明計算成功地塑造成一個可以讓公眾看懂、又足夠宏大的國家科技故事。

而對于一個長期渴望科技突圍的國家而言，這個故事近乎完美。它給出了一個讓人相信的想象，也許我們真的能繞開芯片制造的困境，以一種獨辟蹊徑的方式實現超越。

換言之，科技理想、政策推動、媒體宣傳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推動力，使透明計算迅速成為一個符號。

但脫離了現實基礎的符號，注定無法長久。光環還未褪去，關于透明計算的爭議與質疑已經浮現。

就在透明計算被捧上神壇的同時，學術界和產業界的質疑聲也開始暗流涌動。

最早的質疑來自同行。有人指出，透明計算的論文中引用了大量舊有概念，實質創新不足；也有人在學術會議上公開提出，它與國外早已淘汰的網絡操作系統架構相似，只是換了一個包裝。

2015年2月，一個名為KraneSun的GitHub用戶發文質疑張堯學團隊的透明計算項目涉嫌抄襲開源代碼。他比對了透明計算演示視頻中的英文提示，發現其中內容與加拿大工程師開源的bVNC遠程桌面項目一字不差。按照GPL協議，使用者必須公開源碼并署名，但透明計算卻被包裝成“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成果，在展會上高調展示。幾天后，方舟子等人跟進“打假”，指責這是拿現成代碼充當原創。

隨后，更多專業人士開始發聲，透明計算所描述的“計算、存儲分離”理念，從技術脈絡上來講也不是原創。

早在20世紀90年代，Sun公司與甲骨文就提出過“瘦客戶機”（Thin Client）概念，即讓一個輕量終端連接后端服務器，實現集中計算。而Citrix、VMware等公司更是將“虛擬桌面基礎架構”（VDI）發展成了年入百億美元的成熟產業，廣泛服務于全球企業用戶。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貝爾實驗室的Plan 9系統，就已經嘗試過網絡啟動和資源云端化的設計。

簡而言之，透明計算只是把這些在業界早已成熟，甚至有些過時的技術，用一個高深的本土詞匯重新包裝了一遍。它并沒有率先提出什么，更談不上顛覆。

其次，它沒有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在獲獎時缺乏市場檢驗。項目的應用和市場試驗幾乎脫節，一切成果都停留在實驗室演示或概念性報告上。產業化、市場化、實際應用落地情況模糊不清，關于具體產品、用戶、商業模式、系統部署等細節披露甚少。少數人的贊譽就被當作廣泛認可，形成看起來很厲害的假象。

但實際上，透明計算并沒有繞過壟斷，只是把對本地Wintel的依賴，轉移到了對服務器端Wintel的依賴。服務器端依然要跑Windows Server，依然要用Intel的至強CPU。高延遲、高帶寬依賴、性能瓶頸等云端計算模式的天然弱點，透明計算一個也沒解決。在實際應用中，它的體驗遠遠不如在本地設備上直接運行。因此，這項技術在市場上毫無競爭力，自然也談不上打破封鎖。

最重要的是，這場學術鬧劇直接遭到了國際學術界的打臉。截至目前，幾乎沒有任何國外期刊收錄透明計算相關技術論文，其代表性論文被引次數極少，國際影響力與官方宣傳大相徑庭。

更有相關外籍人員發文諷刺：“哪怕我的項目以這樣的方式獲獎，也不失為一種榮幸了。”

在專業人士發文揭露、市場遲遲難以掀出水花的情況下，這場造神鬧劇，終難以為繼。

在專業審視與公眾追問下，透明計算的神話外衣逐漸綻開裂痕，暴露出其內在的空洞。

透明計算的鬧劇，隨著其主導者的黯然落馬，看似告一段落。然而它所映照出的，是中國在科技自主道路上長期存在的焦灼、狂熱與深層迷思。

回望過去，類似的劇情屢見不鮮：20世紀90年代，“水變油”事件同樣引發全民狂熱；2000年左右，各地的量子能產品層出不窮；在AI浪潮中，一些自主大模型的浮夸宣傳也曾出現同樣的鬧劇。

每隔幾年，總會有一場技術神話上演，打著自主創新的旗號，在掌聲與懷疑中輪回。

它們共享同一種敘事邏輯：概念先行、驗證滯后，讓狂熱的信仰壓過了冷靜的理性。而科研與產業脫節、理論與實踐背離的結構性風險被不斷放大。

人們一次次被許諾“跨時代突破”，卻一次次被現實教育。

未來，我們應該建立更嚴謹、更透明的評估機制。一個技術是好是壞，不應該僅僅由少數專家在評審室里“一致通過”來決定，而應接受市場的檢驗。技術最終要面對的，不是論文評分表，而是用戶是否愿意用、產業是否愿意投。

一個健康的技術生態本應是：產業出題，學術解題，研究攻堅。但在透明計算的案例中，這個鏈條被異化了：張堯學團隊自己提出了科研理論，學術圈內評審打分，在封閉的評審室里“一致通過”，而產業和市場則完全被排除在外。

當科研脫離了市場，它就很容易變成小部分人自吹自擂的舞臺。他們可以在這個閉環里，通過精美的包裝、宏大的敘事，將一個平庸甚至虛假的東西捧為神話，其目的只為了騙取更多的名聲、地位和科研經費。

最后，整個社會要培育起尊重規律、敢于質疑的創新文化。

在透明計算的幻象中，我們看到一種集體的急切：急于在全球科技版圖上擁有一個“屬于中國的原創范式”。但科學從來不是神話的源泉，它依賴于質疑、驗證與失敗。

媒體與公眾應保持科技傳播的警醒。公眾對“國產替代”“自主可控”的期待非常合理，但不要讓熱情遮蔽了對技術本身、應用路徑、成功概率的質疑與冷靜。

當下對科技自立自強的追求，的確讓整個社會充滿了一種“必須突破”的情緒。然而，越是在這樣的氛圍中，越容易出現濫竽充數的泡沫。最有效的檢驗，仍然是市場和實踐。封閉體系中的創新，往往更接近表演與鬧劇，而非進步。

在創新的道路上，有時慢才是真正的快。與其耗盡資源去追逐一個又一個虛幻的彎道，不如沉下心來，鋪就一條堅實的自主賽道。

唯有如此，中國科技的未來才能植根于一片真實的沃土，而非漂浮于概念的虛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