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的一個午后,蟬聲在中南海西墻外此起彼伏,賀鵬飛拿著分數單,額頭滲著汗珠。分數線高出他七分,清華大門就這樣擦肩而過。對一個自小視工科名校為理想的青年而言,這無異于當頭一棒。
賀鵬飛沒有立刻回家,他在北海公園的石橋上坐到傍晚,才鼓起勇氣推開父親書房的門。木窗半掩,賀龍正批閱文件,煙霧繚繞。見兒子進來,老人抬眼——那是一雙久經沙場卻仍銳利的眼睛。
“考砸了?”賀鵬飛點頭,囁嚅道:“爸,能不能——”話音未落,賀龍放下鋼筆,只說了半句:“唯一的辦法,就是繼續努力。”短短十個字,斷了兒子所有僥幸。房間里很安靜,只剩紙煙燃盡的輕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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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賀鵬飛并非第一次體會“靠自己”這四個字。早在小學,他摔斷腿需要送學,身為開國元帥的父親沒有動用公車,而是雇了一輛人力三輪。車夫汗水濕透短褂,他卻從未覺得委屈;家規擺在那——誰借父名謀便利,全家恥笑。
時間撥回1945年。賀鵬飛出生那天,大雨滂沱。按族譜應排“學”字,他本可能叫“學飛”。關向應提議取岳飛之名、鵬舉之字,才有了“鵬飛”。誰能想到,這個名字后來在清華校園響亮許多年。
再說1964年春。復讀開始后,賀鵬飛把鬧鐘調到凌晨五點。清晨操場,結霜跑道硌腳,他卻咬牙背完全部數學公式;晚上宿舍熄燈,他摸黑抄物理推導到深夜。有人笑他軸,他只淡淡一句:“我沒別的退路。”
那一年,他偶爾從報上看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報道,心里更急。假如再落榜,可能真要去插隊。壓力成了鞭子。到第二年夏天,成績猛漲三十多分,他把錄取通知書攤在父親案頭。賀龍只是點下頭,隨后遞來一張舊郵票:“寄信告訴關阿姨,你做到了。”
進入清華后,同學好奇地問:“你爸那么大官,怎么讓你復讀?”賀鵬飛笑笑:“家里規矩硬。我跑不掉。”一句話,說得輕松,卻讓室友們重新審視這位“將門之后”。
1966年風云突變。中央文革小組貼出一張通告,點名通緝“賀鵬飛”。北京城滿街標語,他與姐妹在夜色中改名換姓,輾轉躲到廖承志住所。其間,他靠給小孩補課換來粗糧票,日子緊張而沉默。
周恩來得訊,多方周旋,終讓學校出面“保留學籍”。周總理在中南海西門見到他,拍著肩膀低聲一句:“先安心念書,其他我來想辦法。”那天的月光很淡,他記了很久。
再往后是工廠,是少管所,是醫院的白熾燈。鍛煉也磨礪。陳毅說一句:“年輕人得吃點苦頭。”賀鵬飛便在機床旁站到腿麻,學著用游標卡尺校準零件。手掌起泡,他想起父親摸過他那雙“光光的”手時的微笑:不行,還得繼續。
1978年,政策撥亂反正,他調入北京機械進出口公司。一切從頭學起,英文、計量、市場行情全都補課。三年后,他已能獨立談千萬美元項目。1988年,授銜名單公布,年僅四十出頭的他被列為最年輕少將。有人羨慕,他只說:“功勞簿里最重的一筆,是父親當年那十個字。”
賀龍早已離世。臨終前,他托人轉口信給孩子:“槍桿子是用來保衛人民,不是家族的門第。”這句話,沒有落在紙上,卻像釘子一樣釘進他們的心里。
多年以后,清華校園里依舊流傳著那段往事——一個元帥之子落榜后復讀,靠真本事再次叩開學府大門。故事很短,分量很重。那些七分之差、那些通緝令、那些深夜燈火,都被凝成一個簡單的道理:靠山終會倒,唯有本事在身。
走到今天,回想1963年那張分數單,人們才明白,父親的一句“繼續努力”并非嚴苛,而是一條最公平的路。賀鵬飛用整整半生,為這句話寫下了最有力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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