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判死刑時他坦然大笑，犧牲后妻子才知道娶她另有原因，但卻無恨

“凌晨兩點，你走，我不走。”——1948年4月21日的上海，忻玉英低聲勸丈夫離開，得來的卻是一句堅定回答。悶熱的春夜、破舊的吊燈和遠處傳來的槍聲，使這句對話格外冰冷。六個多月后，王孝和在龍華刑場倒下，年僅二十七歲。

1921年，寧波老城一戶商家迎來男嬰，取名孝和。父親做布匹生意，家境殷實，母親慈愛卻拘泥舊俗。十一歲那年，家里帶他去鄰縣訂下一門親事，女方是當地富戶忻家的獨生女，比王孝和小一歲。男孩送上幾顆麥芽糖，女孩怯怯地道謝，一樁娃娃親就此落筆，這在兩家人看來不過是“替后輩鎖定一份安穩”。

十三歲后，王孝和被送到上海讀書。大都市的街頭巷尾與舊鎮截然不同，碼頭邊的赤膊工人、棚戶區的討米兒童，沖撞著少年的眼球。課堂外，他第一次在進步讀書會上接觸《共產黨宣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八個字像在腦海里燃起火焰。幾年摸索，王孝和正式加入地下黨，他把學業、未來甚至婚姻一并上交組織。

彼時的忻玉英，生活軌跡單調得驚人。自小被告誡“女子無才便是德”，她連縣城的牌樓都沒走出過。等待成了日常：等王孝和回信，等王家迎親，等到十八歲仍單身，被鄰里當成異類。忻父急了，索性親自帶女兒趕往上海。忻玉英下車時，看到高架電車、霓虹招牌，一時連方向都分不清。

王孝和并未閃躲，相反，他按照組織建議進行“考察”。數日里，他陪忻玉英逛外灘，看露天電影，甚至突然問：“你覺得國民黨怎樣？”忻玉英想了想，說國民黨經常搜刮錢糧，鄉里人恨得咬牙。聽到這句評價，王孝和長舒一口氣。之后，他在簡陋宿舍里舉行了極簡婚禮，幾位“同學”作陪——其實全部是情報交通員。

不得不說，這樁婚姻于王孝和是一道天然屏障：一個“已婚職員”在工廠里不易引起懷疑，而妻子又是安靜的家庭婦女。忻玉英不懂這些，她只記得丈夫常說“對不起”，卻從不解釋。白天，王孝和在上海電力公司上班，對外身份是技術員；晚上，他用掉漆的收音機監聽敵臺，記錄電碼。深夜十一點，辦公室燈光常常亮著，沒人知道他在繪制秘密配電圖，準備掐斷敵軍的心臟。

1947年底，王孝和被推舉為工會干事，地下黨借此整合三千余名工人。國民黨警備司令部同樣敏感，他們連續布控，街頭暗哨驟增。忻玉英發現家門口出現陌生面孔，眼神咄咄逼人。她問丈夫是否得罪了人，王孝和輕描淡寫：“公司派人巡查安全，不必擔心?！痹掚m溫和，眉宇間卻是從未有過的沉重。

1948年4月19日夜，一名熟人急匆匆跑來通報：“上面讓你避一避。”王孝和搖頭：工人罷工計劃已到關鍵節點，他不能撤。兩天后，國民黨憲兵破門而入，搜出電碼本與小型發射機。忻玉英呼喊無果，只能看著丈夫被推上卡車。京滬線上，國民黨大肆捕殺地下黨員，王孝和只是編號里再添的一筆。

獄中，刑訊隨時可能登場。一次審訊間，軍官晃動一紙判決書威脅：“簽了，少吃點苦頭。”王孝和抬眼一笑：“要口供也行，先把蔣委員長請來陪我抄寫三遍。”旁邊看守愣住，隨后電棍雨點般落下。肌肉焦糊味在密室升騰，卻換不來任何情報。

上海社會各界得知消息后，請愿信雪片般飛向法院。著名律師、教會牧師乃至黃包車夫都簽名，“釋放王孝和”的橫幅出現在南京路，可國民黨并不打算改判。9月30日清晨，押解隊伍到達龍華。王孝和最后一個走下卡車，他整理衣領、望向東方，晨曦微露，嘴角竟勾出笑意。一聲槍響，子彈穿透胸膛，他身體向前傾倒，額頭磕在濕土上，再無聲息。

消息傳到忻玉英耳中，她幾乎昏厥。隨后，地下黨同志登門，把有關王孝和的檔案原封呈上：化名、任務、組織關系，一應俱全。文件末尾只有一句批注——“婚姻關系可為掩護”。忻玉英讀完，淚水滴在紙角，她卻說：“不怪他，他做對了?！边@一年，她二十六歲，成了烈士遺孀，也成了新的情報聯絡員。

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進駐上海。次月，市政府追認王孝和為革命烈士，并發放撫恤金。忻玉英謝絕盛大表彰，只取回丈夫留下的電碼本。她沒有離開上海，而是報名夜校補習識字——那些王孝和教過的聲母韻母，如今能夠完整寫下。街坊偶爾提起那位烈士，她會微微頷首，然后繼續低頭抄錄資料，動作干練，神情平靜。

1960年代，上海電機廠建成新廠區，職工食堂入口立著一尊青銅像，少年模樣，左手握書，右手按在電機模型上。銅像下刻著四個字：王孝和。很多參觀者好奇雕像背后的故事，老工人擺擺手：“去問一位姓忻的阿姨，她比誰都清楚?！倍俏话⒁蹋偸呛喓唵螁我痪洌骸八斈暾局鴣?，也帶著笑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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