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學者鄭炎朝大膽談“私營”，任仲夷：我支持你，讓它發展壯大

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改革開放的航船剛剛啟錨。但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使得“公”與“私”的界限涇渭分明，甚至水火不容。“私”字，在當時幾乎與資本主義劃等號，是一個令人談之色變、避之唯恐不及的敏感詞。

然而，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一位年輕學者鄭炎潮，進行著一項頗為“大膽”的學術探索。這一年，正在攻讀碩士學位的他，做出了一個大膽的舉動。

他將畢業論文中最具爭議的核心章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單獨抽出，寄給了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應該說，他有著“投石問路”的打算，更希望得到了認可和支持，但他本人并未抱有太多期望。

然而，令鄭炎潮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信寄出后不到一周，他便接到了任仲夷辦公室直接打來的電話，省委書記要約見他面談。

這次談話持續了數小時之久，任仲夷對鄭炎潮關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私營經濟的論證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贊賞。他敏銳地意識到，這篇論文所指明的方向，恰恰契合了廣東乃至全國謀求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

面對這位年輕人，任仲夷當場明確表態：“我們還要圍繞著你的這些觀點，制定一個政策，給它取個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營經濟’，讓它發展，讓它壯大。”

這句承諾，重若千鈞。要知道，在當時，人們最多只敢小心翼翼地談論“個體經濟”（指請幫手、帶學徒不超過7人的個體戶），而“私營經濟”則意味著可以雇傭更多工人，其“資本主義”色彩在時人眼中更為濃重。

任仲夷此舉，無異于在思想理論的禁區里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他不僅要為這個新生事物正名，更要將其納入公共政策的框架，使之從理論走向實踐，成為廣東改革開放的關鍵突破口。

任仲夷的支持并非一時興起。他深知，廣東地處改革開放前沿，毗鄰港澳，商品經濟意識濃厚，僅僅依靠國有和集體經濟，無法滿足龐大的就業需求，也無法激活蟄伏的社會生產力。

無數像“高第街工業社”、“容聲電器”前身這樣的草根作坊正悄然萌芽，它們迫切需要政策的陽光和制度的土壤。承認并發展私營經濟，是解放生產力、搞活市場的必然選擇，也是廣東“殺出一條血路”的勝負手。

然而，突破禁區的代價是巨大的。就在任仲夷與鄭炎潮長談的同年，一場以“反走私販私、打擊經濟犯罪”為名的風暴驟然席卷廣東。廣東靈活的政策，便被某些思想僵化的人視為“異端”。面對非議，任仲夷知道，這是直指廣東的改革開放路線，試圖以此否定特區試驗，讓中國重回封閉保守的老路。

面對高壓，任仲夷沒有退縮。他強調，對資本主義那些不好的東西，比如走私販私、經濟犯罪，我們要堅決地“排污”；但對于外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我們則要大膽引進，不能盲目地“排外”。他在堅決打擊經濟犯罪的同時，更是旗幟鮮明地保護改革開放的成果。

1982年底，廣東出臺了《關于恢復和發展城鎮個體工商業的若干規定》，雖然仍以“個體”為名，但實質上為私營經濟的萌發撕開了一道口子，也為全國范圍內最終承認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1988年《憲法修正案》明確“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與理論支撐，任仲夷的功績和貢獻足以值得后人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