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嗜酒如命，周總理千杯不醉，兩人在一起斗酒，誰勝誰負呢？

1960年11月的一個薄霧清晨，前門外那家名叫“同和居”的小館子剛打開門，店伙計就悄悄告訴掌柜：晚上要接待兩位大人物。掌柜只淡淡點頭，因為他知道，真正的戲不在菜里，而在桌上的酒壺里。

提起解放軍里誰最能喝，十有八九會報出許世友。這個出身河南新縣的硬漢十二歲就闖蕩江湖，曾在少林寺練武。戒律與他無緣，酒缸卻跟他有緣。他說“戒飯可以，戒酒不成”，還編出一套“冷酒傷肺，熱酒傷肝，沒酒傷心”的半醫半匪理論。紅四方面軍明文禁止戰前飲酒，他偏偏能例外，一句“若能像許師長一樣打仗，就放你喝”堵住了所有質疑。

長征中官兵挑夫各背公文和藥品，許世友的挑夫背了兩壇子酒。打完仗，他就搬出酒壇，大碗分給弟兄，每人必須見底才能動筷子。宜達戰役援川時，他與川東長者對飲，把地主人喝趴下；戰場一聲炮響，他頂著酒勁沖鋒，中彈昏迷后醒來，還惦記那頓酒錢，硬是把繳獲的一千多支槍送回當禮金。能打、能喝、能兌現承諾，這股子橫勁兒讓部隊里沒人敢對他“勸少喝”。

另一端是周恩來。父親周貽能一輩子好杯中物，少年周恩來也耳濡目染，只是他天性自律，再高的酒量也用得克制。在長征路過茅臺鎮時，他一連舉杯二十五下，卻從無失態。重慶談判那場被稱作“滿桌埋伏”的酒會里，敬酒的人潮一波一波，他替毛澤東擋下去，自己、主席兩份酒一并吞下，仍然神色自若，招得《大公報》記者驚嘆“周恩來一人擋住國民黨”。晚上別人呼呼大睡，他點燈整理第二天談判材料，衛士搖頭小聲嘀咕：“這怕不是鐵肝做的。”

也并非真的鋼鐵無懈。1954年途經莫斯科，赫魯曉夫擺下豐盛晚宴。反復碰杯后，他忽然扶桌彎腰嘔吐，張聞天趕忙攙他離席。蘇聯領導人連聲道歉，周恩來回國還特意向中央檢討——把外交場合的吐都視作工作失誤，這種自省并不多見。

然而，若論“斗酒”二字，僅靠傳聞不足以服眾。許世友曾在南京擺下“監酒制度”，桌上放個大空碗，凡是被警衛抓到偷倒或者少喝者，一碗封頂。抱怨傳到北京，工作人員悄悄給周總理遞了話：得有人治治許司令。周恩來沒有訓，也沒寫批示，他只淡淡一句：“讓他來京開會時留一晚上。”

于是便有了1960年深秋的那頓飯局。傍晚七點，小館子里只有四菜一湯，兩瓶當年的茅臺擺正桌中央。燈光微暗，玻璃窗上映著許世友魁梧的影子。落座后，周恩來先發問：“聽說南京有‘四大喝’，哪個最行？”許世友哈哈一笑：“屬我！”周恩來輕聲：“酒量不行還吹，可不好。”這句話像火星落油鍋，許世友捋袖子：“今天見真章，輸了磕頭！”

戰鼓一下擂響。許世友先來連干三杯，動作迅猛，酒杯落桌有金石之聲；周恩來卻只淺呷細咽，一邊閑談北京秋色，一邊杯口不離案頭。第一瓶見底，用了不到半小時。許世友眼角已泛紅，他揚手要再上酒。服務員送來新瓶，周恩來仍然慢條斯理。兩個小時后，周恩來的瓶子再次空掉，許世友才晃悠悠把最后一杯倒進嘴里，身子跟著杯子一仰，竟從椅子滑到地板。

“英雄喝酒，狗熊喝水，這杯面子不能缺啊。”周恩來把許世友平日里勸酒的話輕輕還給他，自己舉杯一飲。許世友靠在墻邊，喘了口氣，低聲說了一個“服”字。沒有響頭，沒有罰酒，只有一場酣暢淋漓的失敗。翌日清晨，許司令向周恩來保證：再不強灌弟兄，以后每次不超半斤。此后部隊酒桌重拾輕松氣氛，連炊事兵都說“總理這半斤管用，比寫十條禁令強”。

關于周總理“唯一一次輸酒”的傳聞，出現在60年代初的外事訪問。陪同團里有位金陵女校畢業的英語譯員俞志英，浙江人，性子爽利。那幾天談判膠著，周恩來徹夜未眠。工作人員擔憂他透支過度，請俞志英想辦法讓總理休息。她當著眾人擺出一排小杯，對周恩來說：“咱們比一把？”幾輪過后，年近花甲的總理終于疲態顯現，被衛士扶回房間，睡足八小時。醒來后他向翻譯道謝：“這回我認輸。”喝酒在這里成了潤滑劑，目的卻是保住領導的精力，而非逞能。

許世友與周恩來的酒故事，常被茶余飯后當趣聞軼事討論。表面是海量的較量，骨子里卻是兩種性格、兩套治軍方法的交鋒：一個豪放，一個克制；一個仗著熱血沖鋒，一個靠冷靜統籌。最終決出勝負的不是胃容量，而是自控力。

在那個硝煙未散的年代，能喝不是資本，能把握分寸才是本事。許世友把自己“半斤封頂”的約定執行了很多年；周恩來則始終把酒杯當作工作工具，絕不讓工作給酒收尾。兩位傳奇的較量，到底誰贏？若只看酒桌，勝者似乎是周恩來；若看互相影響，許世友從此改掉灌人惡習，周恩來也借此遏住了部隊里可能蔓延的酒風。如此說來，真正的贏家，是制度與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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