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在河南偃師的土地中，發掘出二里頭遺址，有規模較大的宮殿基址、精巧的青銅器以及綠松石龍形器。經測定年代大約是公元前1750年至1500年。這一存在狀況既令人困惑又令人振奮。從時間和空間來看，它處于傳說中夏朝的核心區域之內。考古有時如同拼圖，找不到與盒子圖相匹配的碎片時才會犯難，二里頭遺址便有這種既犯難又激動的情形。
翻《史記》這類后世文獻來說夏朝的時候，期望能夠找到清晰的王朝世系、圣王暴君以及完整的禮樂制度，但是二里頭所展現出來的大多是強大且影響廣泛的廣域王權國家物質形態，是文明演進的輝煌階段，并非能夠直接對號的“家譜”。考古并不發聲，只是呈現事實，這事實和文字記載之間有一層需要謹慎解讀的迷霧阻隔開來。
來自甲骨文方面有更為有趣的質疑聲，有學者大膽猜想：我們所說的“夏”那個朝代，其名字本身會不會是歷史的“烏龍”？他們認為商代甲骨文至今未明確找到當朝代或國家名稱的“夏”字，而“夏”字古文字最初或許指方位（西方）、特定族群或“大”的意思，會不會是周朝人為證明取代商朝的合法性，構建更早被商取代的王朝譜系，借用或創造“夏”概念，將前代許多傳說和部族歷史整合寫入《尚書》《史記》等。
我認為這種具有顛覆感的猜想，其價值不在于否定夏朝的存在，而在于提醒我們反思“歷史”被不同時代如何書寫和建構。二里頭的考古發現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它證明在商之前中原大地就孕育出了高度發達的文明。我們或許不必死摳它是否得稱作“夏”，更應該關注它自身是什么——它是中國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從古國邁向王朝的關鍵樞紐。
二里頭與文獻的“不符”以及名字的爭論，使得歷史研究變得更為生動且更為深刻，也讓我們摒棄簡單對應去理解更為復雜、更為真實的文明誕生現場。
參考資料：
《二里頭考古與夏文化研究》（中國考古學會編）
《夏商周斷代工程與古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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