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駐馬店一律師遭法警拖拽倒地、被斥“裝摔”拒救，當地警方以法官“正在履職”為由拒絕調查

文｜李宇琛

2025年11月22日上午9時許，河南省駐馬店市驛城區人民法院第八法庭，來自鄭州的張律師在開庭前被審判長康法官指揮四名法警暴力拖拽，最終驅逐出法庭。

幾天前在同一棟建筑的第七法庭里，驛城區法院梁院長當著康法官的面，曾親口對張律師做出承諾，這為11月22日上午發生的一切，給出了一個預言：

讓你發表意見不就行了嗎，不必那么較真。

1

故事的起點，是一份沒有印章的起訴狀。

發起訴訟的人叫李總。他是鼎盛實業有限公司（化名）的法定代表人，持股50%。但這份以公司名義遞交的訴狀，卻沒有蓋上鼎盛實業的公司公章。

因為公章在另一位持股50%的股東——安總這邊。

根據鼎盛公司的《撤訴申請書》顯示，這起糾紛的本質，是兩位股東的個人恩怨。李總與安總之間存在一筆上千萬元的醫療器械款項糾紛。為了逼迫對方妥協，李總選擇了一步險棋。

他利用自己尚未變更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以公司名義起訴了安總名下的另一家企業：

華元藥業有限公司。（化名）

華元藥業是駐馬店供應麻醉藥品的指定單位。一位接近該公司的知情人士透露，只要法院啟動保全程序，凍結華元藥業的賬戶超過兩個月，其定點供應資格就可能被取消。

這是一記精準的鎖喉。李總的目的很簡單，他要用一場沒有公司授權的訴訟，癱瘓安總的核心業務。

張律師，就在這個時候走進了棋局。她接受了鼎盛公司蓋章的正式委托，代表公司真實的意志，向法院提出對原告主體資格的異議。

她的武器，正是李總訴狀上缺席的那枚：

印章。

2

在踏入驛城區法院之前，張律師和她的當事人已經嘗試過所有常規路徑。他們向法院提交了蓋有公章的《撤訴申請書》，但審判長康法官不予同意。

無奈之下，張律師陪同華元藥業的員工，去了河南省高院的信訪大廳。

系統內部的管道有時是有效的。據張律師回憶，高院信訪部門聯系了駐馬店中院，中院又聯系了驛城區法院的梁院長。兩天后，梁院長同意當面接待他們。

會面地點被安排在驛城區法院的第七法庭。到場的除了梁院長、他的助理，還有被告公司的幾名員工。以及，本案的審判長：

康法官。

梁院長的態度是誠懇的。聽完張律師的陳述，他轉向康法官，詢問為什么不能讓張律師出庭。康法官的回答很直接：

“可以發手續，你坐在被告席上。”

張律師立刻反駁：“我是原告蓋章的律師，我怎么能坐在被告席上呢？”

梁院長擺了擺手，用一種化解矛盾的語氣說：“張律師，你沒必要去糾結坐在哪，你拉個板凳坐在原告席旁邊也行。只要是讓你發表意見不就行了嗎？不必那么較真。”

在場的院長助理，一位在張律師看來“法律素養很高”的年輕人，則在院長和康法官離開后，單獨對她解釋了最高法關于“人章分離”狀態下的相關精神。

張律師覺得，問題解決了。院長給了承諾，助理做了溝通，開庭時如實表達對原告主體資格的異議，然后等待合議庭裁決。一切都將回到法律的軌道。

她唯一沒太在意的細節是，當梁院長做出“拉個板凳也行”的表態時，那位自始至終站在一旁的審判長康法官，沒有反駁，也沒有點頭。

他只是：

沉默。

3

有了院長的口頭承諾，張律師沒有再糾結法院是否會給她補發傳票。她覺得，一位院長在自己下屬面前的親口表態，效力應該高于一張紙。

她開始為開庭做準備。

11月21日，開庭前一天，她加班到凌晨兩點，整理所有的證據材料。第二天早上六點半，她又起床，打印了一些備用文件。

高強度的工作讓她的血壓有些高，頭昏沉沉的，眼睛發脹。但她心里是踏實的。

她相信規則。

11月22日上午8點50分，張律師走進驛城區法院。陽光很好，她穿過安檢，走向第八法庭。她不知道，那扇門背后，規則的形態，即將發生一次劇烈的扭曲。

4

上午8點50分，張律師在第八法庭的原告代理人席位坐下。法官還沒到，法庭里很安靜。

九點零幾分，審判長康法官與審判員劉法官、李法官走上審判席。李法官隨即提出了一個不同尋常的要求：

所有進入法庭的人員，包括律師，將手機統一放到桌子上。

在張律師十一年的執業生涯中，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的特殊刑事案件，她從未在民事法庭上遇到過如此嚴格的要求。

在她看來，這是一種過度戒備。她不知道法庭在害怕什么，但還是按照要求，將手機交到桌子上讓書記員查看。

康法官坐下后，目光掃過張律師，開始核對各方身份。

當張律師報出自己是“鼎盛公司蓋章的委托代理人”時，康法官打斷了她。

沒有任何法律解釋，沒有任何程序說明，他用一種不容置疑的語氣，說出了那句開啟了所有混亂的話：

你不可以坐這兒，你代表不了原告，你出去。

張律師懵了。她試圖爭辯：“這個案件的原告是不是鼎盛公司？他作為法定代表人，起訴狀連公章都沒有，他的個人行為能代表公司嗎？”

康法官沒有回答她的任何一個問題。他拿起桌上的手機，撥了一個號碼，平靜地對著電話說：

你們上來吧。

張律師心里咯噔一下。她還在想，上來的是誰？是法警嗎？他們會把我強行拖出去嗎？

她沒想過。

5

四名法警很快從門外進來，為首的是一位在張律師看來“滿身酒氣”的王姓隊長。他們徑直走向張律師，在她的席位旁站定，形成一個半包圍的姿態。

法庭內的空氣瞬間凝固了。

張律師提高音量，繼續對著審判席上的康法官說：“我沒有擾亂法庭，我是代表原告蓋章的律師來發表意見，我為什么不能坐在這？法律依據在哪？”

康法官全程無視，仿佛她不存在一樣。他只是對法警下達了一個簡潔的指令：

把她攆出去。

張律師意識到，語言已經失效了。她下意識地想要拿出手機取證，但立刻想起手機已經被收走了。她對身旁的法警說：“那我可不可以拍照取證？我得知道是誰把我拖拽出去的。”

一旁的李法官突然大聲吼道：

把她手機搶過來，摔了！

滿身酒氣的王隊長也厲聲呵斥：“你是律師，也得遵守法庭紀律！”

“我沒有不遵守法庭秩序！”張律師回應道。

但已經沒有人在意她說什么了。四名法警一擁而上，分別抓住了她的左右胳膊，開始向外拖拽。

法庭內有一個小臺階。張律師前一天加班到凌晨，本就頭昏眼花，被幾股力量猛地一拽，身體瞬間失去平衡，重重地摔倒在地。

她整個人都是懵的。她躺在冰冷的地面上，腦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個念頭：

我為什么倒了呢？

還沒等她反應過來，一個居高臨下的聲音就在她頭頂響起。是那個王姓法警隊長，他帶著嘲諷的語氣說：

你裝的吧，裝摔倒吧。

6

“我裝摔倒，我很有面子嗎？我作為女性，我不要面子嗎？”

張律師從地上爬起來，情緒有些激動。她指著審判席上的康法官、劉法官和李法官，大聲說：“你們看，這樣的合議庭，連法律依據都說不出來，就叫法警拖拽我出法庭！”

她提到了不久前另一位女律師的遭遇：

前有邵玉娟律師被法警背銬出法庭，后有你們驛城區法院如此無法無天嗎？

法庭內的旁聽席開始出現騷動。幾位旁聽人員站了起來，想要上前攙扶。但法警立刻轉身，大聲吼道：

都坐下！都坐下！

人們又害怕地坐了回去。

被告方的律師和員工也站了起來，他們對著審判席焦急地喊：“法官，她身體不好，心臟有支架，吃著藥呢！你給她找個合適的位置，讓她坐那兒緩緩！”

這是法庭上第一次有人明確提及張律師的心臟病史。

但這份來自對手的關切，并沒有讓審判席有任何動容。張律師沒有看到康法官的表情，但她聽到了一個冷漠的回應。康法官直接對著被告席的方向說：

你們別說話了，把我惹急了，對你們有什么好處呢？

這是一個赤裸裸的威脅。張律師后來回憶，她不明白康法官為什么不讓被告替她說話。

在又一輪的拖拽中，張律師再次摔倒。這一次，她是直接癱坐在了地上。

她感到一陣腿軟，渾身發抖，站不起來了。她徹底放棄了講理，轉而向身旁的法警求助：“要么你們把我抬出去吧，我腿軟站不起來了。或者你們幫幫我，扶我一下吧。”

法警們只是冷冷地看著她。

“那你坐在地上緩緩吧。”

這時，一個年輕、瘦削的男法警再次走近，用一種輕蔑的語氣，對癱坐在地上的張律師，補上了第二次羞辱：

你這是裝的吧？剛才勁還挺大，現在沒勁了，腿軟了。

7

張律師坐在地上，冰冷的地面讓她稍微冷靜了一些。她大聲說：“我心臟里有沒有支架，你們可以去醫院檢查！要不帶我去醫院檢查吧！”

沒有人回應。

被告的員工再次請求法官：

她身體不好，你給她弄個凳子讓她坐那兒啊！

法警們依然無動于衷，只是圍觀著她，眼神里充滿了審視，仿佛在判斷她到底是不是在演戲。

張律師在地上硬生生坐了五六分鐘。她感覺腿上慢慢有了力氣。她說：“那我可以站起來了。”

話音剛落，幾名法警立刻上前，再次抓住她的胳膊，以極大的力氣將她拖拽起來，一路拖出了第八法庭的大門。

整個過程，沒有任何警告，沒有任何訓誡。從康法官那句“你們上來吧”，到張律師被徹底驅逐，前后不過幾分鐘。張律師說，她整個人都是懵的，感覺心理上的沖擊，遠比身體上的更大。

“我整個人都覺得，我在哪兒？我在干什么？為什么會這個樣子？”

被拖出法庭后，兩名法警像看管犯人一樣，守在她的身邊，防止她再次進入。張律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自己的手機，報警。

根據她的手機通話記錄顯示，上午9點36分，她第一次撥通了110。

電話通了，但持續了24秒就被掛斷。

這24秒里，張律師一句話都沒能說清楚。因為在她撥號時，身邊的法警一直在拉拽她的胳膊和手機。電話那頭聽到的，只有一片嘈雜的爭執聲。

那是系統第一次對她的求助，給出回應：

忙音。

8

張律師自己的報警電話被物理性地變成了“忙音”。在她求助的目光下，被告席那位一直為她說話的馮律師，掏出了自己的手機。

這是一個充滿張力的瞬間。在權力失控的現場，規則共同體的另一端，伸出了一只援手。

法警立刻上前，阻止了馮律師試圖拍照的行為，但或許是出于某種顧忌，他們并沒有阻止他報警。

上午9.41分，馮律師撥通了110，清晰地報出了事發地點和事由。44秒后，電話掛斷。

警察很快就到了。帶隊的是一位五十多歲、個子不高、皮膚黝黑的年長警察。他走到張律師面前，開口便問：

你姓馮嗎？

“我不姓馮，但我也報警了。”張律師急切地解釋道，“法官指使法警拖拽我，傷害我的身體，你們是不是得進法庭核實一下？”

這位年長的警察看了一眼法庭的大門，用一種不容商量的口吻說：“法官在開庭，在履職，我們沒辦法，不能影響法官開庭。”

“難道法官打人、法官殺人，就因為他履職，我們就不能采取任何措施嗎？”張律師的職業本能讓她開始辯論，“我作為律師，我也在履行我的代理職責，這就是要區別對待，要區別執法嗎？”

這番詰問，徹底點燃了對方的不耐煩。

據張律師回憶，這位年長警察當即就惱了。他用一種近乎驅趕的語氣，結束了這次出警：

你要這樣說，那你愛告告吧，愛投訴投訴吧！

說完，他和同事轉身就走。

至此，張律師向外部公共權力尋求救濟的第一次努力，以徹底失敗告終。系統給她的第二次回應，依然是忙音。只不過，這一次的忙音，有了更清晰的面孔和更傲慢的語氣。

9

警察走后，張律師獨自一人坐在第八法庭門口的冰冷長椅上。

兩名法警依然在不遠處盯著她。她感到一種巨大的屈辱。她去了一趟衛生間，偷偷擦掉眼淚。她不想在法警面前，表現出任何軟弱。

她從上午九點多，一直坐到下午三點。中間沒有吃任何東西，只是為了服藥，喝了一瓶水。

她能模模糊糊地聽到法庭內傳出的聲音，但聽不真切。她腦子里想的，不是案子，而是：

我出去，怎么面對當事人？

她覺得自己“面子很薄，很注意自己形象”，絕不會像潑婦一樣撒潑打滾。她反復告訴自己，這僅僅是她的一個案件，收費并不高，她不缺這點錢。

但心里就是有一口氣。

“我覺得我作為律師，不應該被這樣對待。”

這口氣，最終壓倒了屈辱和疲憊。她開始聯系鄭州市律師協會，啟動維權程序。

10

事件很快在網絡上發酵。

在鄭州執業的張律師收到了大量來自律師同行的支持和聲援，他們認為驛城區法院的做法“太過分了”。但另一種聲音也隨之而來。

有人在網上評論，說她在炒作，在嘩眾取寵。

更普遍的一種論調，則帶著一種過來人式的犬儒主義。就像一位網友評論的那樣，她自己都是：

泥菩薩過河。

張律師說，看到這些評論時，她內心是無奈的。

與此同時，親朋好友的電話也一個個打了進來。他們都在勸她：“你干個工作，天天還得讓我們擔心。你就是太認真、太負責了，他們要拖拽你，你還跟他們理論硬剛什么？你為什么要吃這個虧？”

但張律師心里想的，恰恰是同一個問題：

我為什么要吃這個虧？

她覺得，如果那天她灰溜溜地從法庭出去，一句話不說，她過不去自己心里的坎。

“我有作為律師的這個尊嚴，我有律師的堅守。我覺得我對不起自己這份責任。”

11

11月22日，是張律師女兒的生日。

這也是她在事發當天，沒有選擇立刻去醫院做全面檢查，而是趕回鄭州的原因。

下午，孩子們打來視頻電話，催她回家過生日。據張律師回憶，她當時其實已經快崩潰了，但不想在法警面前流露出來。她去了趟衛生間，對著手機屏幕，強忍著淚水對孩子們說：

很快就回去了。

她形容那一刻的心情，是作為母親的無奈，也是一種無法言說的無助。一個在法庭上試圖捍衛規則尊嚴的律師，在現實中，卻連自己身體的權利和女兒的生日，都無法周全。

這是整個事件冰冷的敘事中，第一次顯露出家庭的溫度。

也正是這份溫度，讓她在11月27日，才在家人的堅持下，前往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做了一次全面的身體檢查。

檢查報告顯示，她的心臟并無大礙。

身體的傷可以愈合，但內心的裂痕，卻遠比想象的要深。

12

在張律師等待身體檢查報告的那幾天里，另一股力量也開始行動了。

據張律師透露，在她將遭遇公之于網絡后不久，“相關部門”就通過多種渠道聯系上了她。他們的核心訴求只有一個：

希望她能“降低輿情”，不要讓事情“再繼續發酵”。

在這些溝通中，對方反復向她傳達一種邏輯。他們承認法院的做法或許“欠妥當”，但也暗示張律師“本身也有錯”。一位參與溝通的人員對她說，如果輿情持續升級，他們：

工作很難做。

張律師陷入了巨大的迷茫。

“我也不知道何去何從，我也沒經歷過這樣的事情。”她堅信自己沒有言語攻擊法庭，沒有擾亂法庭秩序的行為，只是在情急之下，言辭有些激烈。

“這不能成為他們暴力拖拽我的理由。”

這是一場新的角力。戰場已經從法庭之內，轉移到了輿情維穩的幕后。權力的形態，也從康法官個人的濫用，變成了整個系統試圖自我修復與掩蓋裂痕的巨大壓力。

他們開始試探張律師的溫度，希望她能：

降溫。

但張律師覺得，自己內心那口氣，還沒散。她想知道，如果不是自己把事情公開，驛城區法院會主動調查處理嗎？如果自己不是一個懂法的律師，而是一個普通的公民，遭遇這一切后，又能去哪里討一個說法？

這件事，讓她對自己從事了十一年的職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動搖。

“我真的都不想再去開庭，也不想再去駐馬店那個地方去了。”她甚至開始認真思考，是不是要徹底轉變自己的職業方向，不再跟公檢法辦案。

因為她覺得，他們太強勢了，聽不進去不同的意見。

“好像你提出了不同意見，他們既不給你法律的答復，也不給你任何的解釋。”

《資治通鑒》里有一句話，用來形容某種權力心態：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13

我們把鏡頭拉回到事件的原點——驛城區法院第七法庭。

幾天前，梁院長在這里，用一種誠懇的、化解矛盾的語氣，對張律師說：“不必那么較真。”

他的助理，那位被張律師稱贊“法律素養很高”的年輕人，在私下里，也和她探討了最高法關于“人章分離”的法律精神。

張律師后來反復說，如果康法官、劉法官，哪怕有一個人，能在法庭上，像那位助理一樣，跟她講一番法理，她都能接受，都不會一再堅持。

但她最終等來的，不是法理，而是法警。

不是解釋，而是那句冷冰冰的：

“把他攆出去。”

一切溝通的可能，都在權力最直接的展示面前，被碾得粉碎。

14

事件發生后，張律師的生活被切割成了兩半。

一半是作為律師的維權。她向律協申請的維權函，已經發往了河南省高院和駐馬店市中院。她還在等待一個官方的、正式的回應。

另一半是作為妻子和母親的日常。她要給五歲和七歲的孩子輔導作業，要在女兒生日時，強忍著淚水和委屈，在視頻里對她們微笑。

她說，家人原來不理解，覺得律師在法庭上就是唇槍舌戰，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會發生。

她甚至開始反思，是不是自己作為律師，性格太強勢了。還是對方，根本就容不下任何質疑？

這個問題，至今沒有答案。

就像那枚從始至終都缺席在起訴狀上的公司印章一樣，在2025年11月22日上午的駐馬店市驛城區人民法院第八法庭里，某種更重要的東西，也缺席了。

它叫什么呢？

（注：出于當事人風險考量，本文涉及的公司名稱均為化名，公職人員暫未寫出全名）

李宇琛的文立于塵

寫于2025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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