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觀影，首日票房177元：張之洞究竟得罪了誰？

電影《張之洞》遭遇票房慘敗，首映日僅3人觀看，銷售收入177元。上映4天后，也僅收獲1590元。認真說，這結果也未免太慘了。

再怎么說，張之洞也是中國近代先賢，知名度絕不算低，而且這次的導演和演員陣容都不弱，為何會搞成這樣，究竟哪里出問題了呢？宣傳和發行沒有做好嗎？

以下簡單談談張之洞。

一

某種程度上說，本該在戊戌年大放異彩的不是康有為、梁啟超及六君子，而應該是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然而，在很多時候，歷史的發展往往被偶然性扭轉了方向。

按清廷計劃，作風穩健、封疆多年的張之洞擬入京出任軍機大任，主持變法事務，但后者剛離開武昌不久，沙市即發生排外風潮，張之洞不得不折回本任，妥為處理。

期間，清廷中樞政局大變，恭親王奕因病去世，翁同龢罷斥返鄉，王文韶、裕祿調任軍機處，榮祿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由此，張之洞是否來京已不重要，原本屬于他的位置也就此失之交臂。

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張之洞未能卷入戊戌風潮未必是壞事，因為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勸學篇》，正是在這一時期大放異彩。

戊戌年六月，張之洞的門生、翰林院侍講黃紹萁向光緒皇帝推薦了座師的這部著作。后者詳加披覽后，認為該書“持論平正通達，于學術人心大有裨益”，遂令軍機處發給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要求“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

一個月后，光緒皇帝又令總理衙門排印三百部下發各省官紳，一時洛陽紙貴。

《勸學篇》系張之洞與門生共同完成，其中主要體現了張之洞的治學理政思想。其書24篇，4萬余字，篇幅不長，但層次井然，結構嚴謹，全文說理深入，文辭優美，是晚近時期文學與思想結合甚佳的好作品。

作為“欽定”的“維新教科書”，《勸學篇》“挾朝廷之力以行之”，十日之間三易版本，“不脛而遍于海內”，眾多官員紳趨之若鶩，以一睹為快為榮。據估計，《勸學篇》在清末刊印不下200萬冊，這在當時無疑極為驚人的。

《勸學篇》的根本主張是“舊學為本，新學為用，不使偏廢”。換言之，既要保留尊重固有的傳統制度與價值觀，同時也要大力發展工業、軍事、教育等近代事業，兩者缺一不可，相輔相成，“變器而不變道”。

二

頗具諷刺的是，通常認為張之洞的體用之說存在嚴重的保守傾向。而實際上，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其實是主張“西重中輕”，甚至在操作中將中學“損之又損”，以致壓縮削減到最低限度，這和通常的理解迥然相異。

如在1905年廢科舉的大爭論中，遇事不持己見、人以“琉璃球”目之的大學士王文韶曾放言：“老夫一日在朝，科舉一日不得廢。”

據說，王文韶曾面批張之洞，大意是：他人廢科舉，我無意見；但你是科場出身、當年的探花，你堅持廢科舉，我萬不能理解。

然而，如果王文韶理解了張之洞的“中體西用”實際是在“壓縮中學”，恐怕也就明白后者為何會站在廢除科舉的一邊了。

可惜的是，壓縮中學也好、大興西學也罷，張之洞所期望的東西最終走了樣，變成了他不能接受的東西。

據后人追敘，張之洞晚年見新學猖狂，頗有悔心。他任鄂督時，指駁新律，電奏凡百余言，詞絕沉痛。及內用，管理學部。學部考試東洋畢業生，例派京官襄校，司員以單進。之洞指汪榮寶名曰：是輕浮子，不可用，取朱筆抹之。顧滿尚書榮慶曰：我翰林院遂無一堪勝此任者乎？

1908年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相繼辭世后，三朝老臣張之洞在這“新學猖狂”的年代已是四顧茫然、力不從心了。

《勸學篇》中，張之洞說“出洋一年，勝于讀西書五年”，在其影響下，清末湖北留日學生總數近5000人，僅1906年即有1360人之數，居全國之冠。

有心栽花卻插柳，張之洞派遣年輕人出國留學，既存復興國家之期望，或又有消弭革命之念想，不料“育才之舉，反為釀亂之階”，忠君愛國五十載，反成了革命之釀造師。

另有一個統計數字也頗值得注意，清末武昌各軍事學堂52名外籍教習中，竟有43人是日本人。而北方袁世凱主導的北洋軍校體系中，則對日本人參與新軍十分警惕。由此或可推測，武昌起義之爆發，或與日本方面的煽動有關。

此外，嚴復也發現：湖北新軍中參與革命的這些軍官，“先是在張之洞創辦的軍官學校中受訓，而后或在湖北由日本軍人加以訓練，或被送往日本學習軍事”，他們“吸收被曲解了的愛國主義的真理”，由此霎時將大清王朝推向絕境，“進而將中華帝國碎為齏粉”。

三

張之洞辭世兩年后，在他“久任疆奇”的湖北省城武昌，辛亥首義爆發并最終埋葬了清廷。

事后，歐陽萼曾對張之洞大張撻伐：“追原禍始，張文襄優容新進，驕縱軍人，養癰十余年，糜帑數千萬，興學練兵，設廠制造，徒資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慘劇，殊堪浩嘆！”

張之洞派出留學的湖北學生多激進，因其影響力大，所造成的影響也大，所以被人指責為辛亥之禍首。

擔任張之洞幕僚近20年的辜鴻銘也曾戲稱:“民國成立，系孫文與香濤合作的產物”。翰林院侍讀學士、日講起居注官惲毓鼎亦在《澄齋日記》中直指清廷覆亡三原因：一是派東洋留學生，二是編練新軍，三是推行立憲，而“罪魁禍首，則在張之洞”。

惲毓鼎在日記中痛罵張之洞：“三年新政，舉中國二千年之舊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予鏟除，無事不紛更，無人不徇私，國脈之不顧也，民力之不恤也，……念及此，不禁放聲大哭，罪魁禍首則在張之洞、張百熙。”

辛亥革命后，惲毓鼎的言詞更加激烈，如1911 年11 月27 日所記：

“今日大局之壞，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壞，根于學術。若夫學術之壞，則張之洞、張百熙其罪魁也。……他日公道猶存，非追削官謚不可！”

對此指責，九泉之下的張之洞恐怕也只能苦笑以對了。

節選自金：《細讀晚清七十年》，華文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