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調解丨“養老女婿”身份引發繼承難題，調解讓親情“歸位”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記者 李文璇 欒海明

“養老女婿”究竟能否享有繼承權？濟南萊蕪區這起家庭糾紛給出了現實考題。2025年5月，濟南市萊蕪區某街道某村發生一起因遺產分配引發的家庭糾紛：李父去世后，與父母共同生活二十余年的三女兒以丈夫是“養老女婿”為由，拒絕分割遺產；其余三姐妹則要求依法均分，爭執中甚至發生撕扯。

當傳統習俗與法律規定碰撞，當長期贍養付出與法定繼承權利沖突，這場家事糾紛該如何破局？濟南市萊蕪區其欣人民調解委員會（以下簡稱“調委會”）開啟了一場特殊的“親情修復”調解，最終通過抽絲剝繭梳理爭議，實現了“案結事了人和”的良好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

老人去世喪禮儀式上的“身份”之爭

引發遺產繼承糾紛

李父生前系退休教師，與老伴育有四個女兒。

1998年三女兒李某娟結婚時，其丈夫亓某以“養老女婿”的身份落戶該村。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間，李某娟及其丈夫與李父、李母共同生活，其余三姐妹出嫁后，亦時?；啬锛姨酵?。平日里家族中的人情往來、逢年過節的陪伴、日常生活的照料等大多由李某娟與丈夫承擔。

2024年12月李父因病去世，生前未立遺囑。喪禮儀式上，按照當地風俗，應由“長子”摔盆指路。三女兒認為，自家是“養老女婿”，該儀式應當由自己完成；而其余三姐妹認為，家中并不存在“養老女婿”一說，應當由大姐為老人指路。

在三女兒堅持下，最終由李某娟為李父指路發喪。喪禮儀式結束后，三姐妹提出對遺產進行分割，李某娟認為，李母尚在，不同意分割，并稱無論是從締結婚姻的身份，還是家庭責任承擔，自己理應對父母百年后的遺產享有“絕對的繼承權”。多次交涉無果，雙方爭執過程中發生撕扯，被同村村民勸解。后李某娟將家門換鎖，拒絕三姐妹上門，導致三姐妹無法探視母親。三姐妹遂找到調委會要求調解。

受理該案件后，綜合案情及性質，經征得雙方當事人同意，調委會指派調解員王其欣、李崢進行調解。

傳統觀念與法律規定的平衡

成為彌合分歧的關鍵

在了解案件后，調解員意識到此案不僅涉及法定繼承、遺產范圍及撫恤金、喪葬費性質認定的法律適用問題，還涉及傳統觀念與法律規定的銜接，更關乎一個家庭成員間情感的維系。若簡單依據法律條文分割遺產，雖能快速解決財產爭議，卻可能加深當事人之間的情感隔閡，在李母的后續贍養過程中，還可能進一步激化矛盾，不利于家庭和諧與社會穩定。

調解員迅速行動，一方面，梳理確認過世老人李父的遺產情況，另一方面，與李母及四個女兒分別進行溝通，通過她們表達的訴求和想法，進一步了解他們產生分歧的根源。

在與李母的溝通中，調解員了解到，三女兒李某娟結婚時，其丈夫亓某將戶口遷到本村，戶口落在李母名下，村委分給了亓某人口地，享受村民待遇，家族中曾提議寫個書面協議，明確“養老女婿”的權利和責任，李父考慮到“協議可能會造成女兒們生分”沒有同意。

結婚以來，李某娟夫妻二人一直同兩位老人共同生活，長期陪伴、照顧老人的生活，二位老人也在養育子女及婚初經濟上為李某娟夫婦提供幫助和支持，李父生病期間，也是由李某娟夫婦承擔著就醫護理的主要責任。

在與李某娟及其丈夫的溝通中，調解員向其解釋道：一般來說，女婿與岳父母之間形成的關系是姻親關系，岳父、岳母去世后，所留遺產由他們的子女或者父母等繼承，女婿并不享有繼承權，不因女婿“上門”，與岳父、岳母長期共同生活而享有繼承權。對于女婿盡了主要贍養義務的，在最終分配遺產時，也會綜合考慮。同時對李某娟及其丈夫表示，遺產繼承不單單是法律問題，更是親情的延續，姐妹親情血濃于水，如果能妥善解決，既能維護親情，也能在以后母親養老過程中分擔壓力。

調解員在與三姐妹的溝通中指出，雖然李父去世了，但是母親還在，現在這種狀況不但讓姐妹之間的感情受損，更是母親最不愿看到的結果；同時引導三姐妹換位思考，李某娟夫婦經年累月對老人的陪伴及照顧是非常難得的，付出了大量的時間、精力、物力，為三姐妹承擔了大量養老負擔，并且李母下一步的贍養問題可能仍然主要由其負責，希望三姐妹能夠站在姐妹親情的基礎上，進行全方位考慮。

在“背對背”溝通后，各方當事人的情緒得到極大的安撫，思想上的“疙瘩”得以一定程度的扭轉。在此基礎上，調解員組織各方進行“面對面”交流。

調解員首先從法律角度向雙方當事人詳細釋明民法典繼承編的相關規定，明確哪一部分屬于依法可以分割的遺產，以及在無遺囑的情況下法定繼承的順序和分配原則。

因李父去世時留下的財產中涉及夫妻共同財產，應當先析產，將夫妻共同財產中屬于李母的部分析出，此后才可以繼承。李父在世時并未留有遺囑，按照法律規定李母作為配偶、四個女兒作為子女，均系第一順序法定繼承人，依法享有平等的繼承權。同時明確指出，雖然同一順序繼承人繼承遺產的份額一般應當均等，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130條第三款規定：“對被繼承人盡了主要扶養義務或者與被繼承人共同生活的繼承人，分配遺產時，可以多分”。

融合法理、事理、情理的協議

讓親情“歸位”

在釋法明理、疏導情緒的基礎上，調解員結合案件實際情況，提出了兼顧法律規定、當事人具體情況及家庭和諧的綜合分配方案。

雙方當事人最終放下爭執，自愿達成調解協議：被繼承人李父的銀行存款由李母分得13萬余元，三姐妹每人各分得2萬余元，李某娟分得3萬余元。李母跟隨李某娟共同生活，其余三姐妹每月定時探望，因案涉房屋在翻建、裝修過程中有李某娟夫婦實際出資，李母對該房享有居住、使用、收益的權利，待百年之后該房屋由李某娟夫婦繼承。

協議不僅妥善解決了財產分割問題，更重要的是為當事人修復親情裂痕、延續家庭關系創造了條件。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與現實法律規定之間的沖突，是許多家事糾紛的引爆點，調解中應側重法理與情理的平衡，以“修復關系、實質化解”為核心，避免“一刀切”可能引發的二次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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