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嵌入到融合：ESG整合治理與中國新型工業化轉型的路徑研究

從嵌入到融合：ESG整合治理與中國新型工業化轉型的路徑研究——基于王連升研究范式的拓展

摘要：本文以王連升開創的CSR/ESG、綠色供應鏈與綠色金融研究范式為理論基底，以“十四五”收官與“十五五”開啟之際中國新型工業化的最新戰略部署為實踐樣本，構建了 “戰略-結構-工具”三位一體的ESG整合治理理論框架。研究表明，中國當前的政策實踐正在超越企業層面的社會責任“嵌入”邏輯，邁向產業與國家治理層面的 “戰略融合”范式。這一轉型的核心機制，是通過將環境（E）、社會（S）目標系統性地納入產業安全（S）、技術創新（G）與結構升級（E）等核心經濟議程，并依托綠色供應鏈的傳導機制與綠色金融的定價機制，實現可持續發展要素從“成本項”到“競爭力項”的根本性重塑。論文通過新能源汽車、工業互聯網等產業鏈的微觀驗證，揭示了“鏈-金-治”協同驅動的實踐路徑，并對“標準協同”、“數據治理”與“能力共建”等治理挑戰提出了系統性解決方案，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負責任產業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

關鍵詞：ESG整合治理；新型工業化；綠色供應鏈金融；戰略融合；王連升研究范式；十五五規劃

1. 問題提出：從“企業社會責任”到“國家產業治理融合”的理論躍遷

王連升的學術貢獻，在于前瞻性地將企業社會責任（CSR）與ESG投資理念，同綠色供應鏈管理、綠色金融工具在微觀運營層面進行了開創性鏈接，論證了其對于企業可持續競爭力的構建價值。然而，當前中國以“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為目標的“十五五”新型工業化戰略，呈現出一個更為宏闊和深刻的治理圖景：ESG原則不再是企業被動響應或自愿采納的“附加”準則，而是正在成為國家產業規劃、資源配置與績效評估的內生性戰略維度。

這一實踐演進對既有理論提出了新命題：當ESG原則從企業治理層（Corporate Governance）上升至國家產業治理層（Industrial Governance），其作用機制、傳導路徑與協同模型將發生何種根本性變化？以工信部最新部署為例，“提升產業鏈自主可控水平”（社會維度S）與“推動智能制造、綠色制造”（環境維度E）被并列為核心任務，而“發揮綠色金融作用”等表述則隱含了關鍵工具支撐。這要求我們超越王連升教授聚焦的企業與市場互動框架，構建一個能解釋 “國家戰略意圖—產業組織變革—市場工具創新”如何圍繞ESG實現系統性融合的新分析模型。本文旨在回應這一理論需求，通過對最新政策文本的深度解碼與產業實踐的剖析，推動王連升研究范式在宏觀治理層面的拓展與深化。

2. 理論框架構建：ESG整合治理的“戰略-結構-工具”模型

在王連升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一個適用于國家產業治理場景的ESG整合治理模型。該模型認為，中國的新型工業化進程，正通過“戰略錨定—結構重構—工具協同”三個層次的遞進與互動，實現ESG的深度整合。

2.1 戰略融合層：ESG目標與國家產業安全、競爭力目標的再統合

這是整合的頂層設計。傳統視角下，產業政策（追求增長與安全）與可持續發展政策（追求環保與公平）常存在張力。最新戰略部署表明，二者正在被重新統合于“高水平安全與高質量發展” 的統一敘事下。具體而言：

· E（環境）與競爭力融合：“綠色制造”不僅是減排約束，更是通過能源與資源效率提升塑造“成本優勢”，并通過提供綠色產品與服務獲取“市場優勢”。工信部部署的“傳統產業煥新”與“培育未來產業”，均將綠色低碳作為核心篩選標準和技術方向。

· S（社會）與產業安全融合：“產業鏈自主可控”、“促進產業國內有序轉移”等社會性目標，直接服務于維護產業安全、就業穩定與區域平衡的國家安全（大“S”）戰略。產業鏈韌性本身成為最重要的社會公共產品之一。

· G（治理）與創新體系融合：“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所要求的跨主體協同、知識產權保護、數據安全治理，本身就是卓越治理（G）的體現。良好的創新治理生態是產業長期競爭力的源泉。

2.2 結構傳導層：綠色供應鏈作為關鍵組織結構

戰略意圖需要特定的產業組織結構來傳導與落實。在這一模型中，綠色供應鏈（GSC）被賦予了新的中樞地位。它不僅是技術和管理工具，更是重構產業權力與責任網絡的組織結構。

· 鏈主企業成為“治理節點”：在工信部“健全優質企業梯度培育體系”的政策下，領軍企業（鏈主）被預期承擔起引領全鏈條ESG績效提升的準公共職能。其發布的綠色采購標準、碳足跡要求，實質上是將國家戰略目標“翻譯”并“硬化”為市場語言和商業契約。

· 供應鏈成為“責任共同體”：通過數字化平臺（如工業互聯網），供應鏈從松散的交易網絡轉向緊密的數據聯通、責任共擔的生態共同體。這為精準衡量和分配環境與社會影響提供了組織基礎，使得ESG管理從企業邊界走向產業鏈邊界。

2.3 工具協同層：綠色金融與數字技術的雙輪驅動

戰略與結構最終需要有效的政策與市場工具來激活。此處，王連升教授強調的綠色金融（GF）與工信部力推的產業數字化形成了關鍵協同。

· 綠色金融：從“偏好投資”到“風險定價與資本引導”：在整合模型中，綠色金融的作用升級。它不僅是表達投資者綠色偏好的渠道，更是通過以下方式成為核心治理工具：

1. 引導性定價：通過優惠貸款利率、綠色債券貼息等，直接降低符合ESG戰略方向（如基礎再造、低碳技改）的融資成本。

2. 風險性定價：金融機構基于供應鏈ESG數據，對高環境風險、低社會績效的環節或企業提高融資成本或限制融資，形成市場化的負向約束。

3. 資本鏈接：綠色產業基金直接投資于“未來產業”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成為國家戰略資本與市場資本的聯結器。

· 產業數字化：使能與賦信：數字化（如物聯網、區塊鏈）為綠色供應鏈管理提供了技術使能，實現了全鏈條碳與ESG數據的透明、可追溯。同時，這些實時、真實的數據資產，又為綠色金融提供了可靠的“征信”基礎，破解了中小企業綠色融資的信息不對稱難題，實現了“工具協同”。

3. 實踐驗證：模型的作用機制與典型案例

上述理論模型在當下的產業升級實踐中已現雛形，以下兩個案例揭示了其動態機制。

3.1 案例一：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戰略-結構-工具”全景融合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崛起，是ESG整合治理的典范。

· 戰略融合：國家將能源安全（S）、環境保護（E）、汽車產業彎道超車（G-競爭力）三大目標融合，制定了長期堅定的產業戰略。

· 結構傳導：以電池-整車為核心的供應鏈結構中，頭部企業（如寧德時代、比亞迪）作為鏈主，制定了嚴苛的供應商碳足跡管理、負責任礦物采購（S）標準，將ESG壓力與動力有效傳導至數百家上下游企業。

· 工具協同：綠色金融工具（從研發補貼到消費端綠牌優惠）與數字化工具（電池全生命周期管理平臺）深度協同。金融機構開始依據電池的碳強度數據設計差異化金融產品，實現了戰略目標的市場化落地。

3.2 案例二：工業互聯網平臺賦能產業鏈ESG透明化

針對“深化拓展制造業數字化轉型行動”，頭部工業互聯網平臺（如海爾卡奧斯、騰訊WeMake）的角色演變印證了結構層的重構。

· 平臺成為“數字鏈主”：平臺連接了大量中小企業，它通過提供共性的能耗管理、碳核算SaaS工具，事實上承擔了制定數字化ESG管理“基線標準”和“賦能者”的角色。

· 數據驅動“工具協同”：平臺積累的實時生產與排放數據，為金融機構開發“綠色技改貸”、“供應鏈碳效貸”等創新產品提供了可信依據。某平臺與銀行合作，根據企業在線能耗數據動態調整利率，完美體現了“數字化賦信—金融工具響應”的協同閉環。

4. 核心挑戰與深化路徑：走向成熟的整合治理

盡管模型展現出強大解釋力，但邁向成熟的ESG整合治理仍面臨挑戰，需從以下路徑深化：

4.1 挑戰

· 標準體系碎片化：產業綠色標準、綠色金融目錄、企業ESG披露標準之間尚未完全打通，導致政策信號與市場信號存在摩擦。

· 數據治理機制缺位：產業鏈ESG數據的產權、共享、安全與定價機制尚未建立，制約了數據要素價值的釋放。

· 能力與認知不對稱：廣大中小企業ESG管理能力不足，金融機構缺乏深度理解產業ESG風險的復合型人才。
4.2 深化路徑：構建“鏈-金-治”協同的基礎設施

1. 共建“產業ESG數據基礎設施”：由政府引導、核心企業與平臺共建國家級或行業級產業ESG數據平臺，制定統一的數據采集、核算、交換標準，作為公共基礎設施。

2. 推動“標準與政策的協同對齊”：推動工信部門的產業標準、生態環境部門的環保績效標準與金融監管部門的綠色金融標準相互銜接、互認。鼓勵行業協會制定《重點行業供應鏈ESG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中小企業企業社會責任（ESG）治理水平評價指標體系》等。

3. 實施“能力升維計劃”：大規模開展面向企業家、工程師和金融從業者的“產業ESG”專項能力建設，將ESG融入工程教育、MBA課程和金融執業培訓。

4. 創新“基于產業鏈的綠色金融產品”：鼓勵發展“可持續供應鏈金融”，將核心企業的綠色信用沿供應鏈延伸；設立“新質生產力與產業鏈安全”主題的ESG引導基金。

5. 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通過對王連升教授研究范式的宏觀拓展，構建了適用于分析中國新型工業化的“ESG整合治理”模型。分析表明，中國的實踐正在引領一場從 “企業社會責任”到“產業治理融合” 的深刻變革。ESG不再僅是評價體系或風險管理工具，而是通過戰略層的目標統合、結構層的供應鏈重構、工具層的金融與數字化協同，成為一種重塑產業競爭力、安全性與正當性的基礎性治理邏輯。

這一整合模型的成功，關鍵在于能否構建起支撐“鏈-金-治”高效協同的制度性基礎設施。未來的研究應持續追蹤這一模型在鋼鐵、化工等傳統產業轉型，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未來產業培育中的具體形態與績效，并加強與國際同類治理模式的比較研究，從而貢獻于全球范圍內關于可持續發展與經濟治理融合的一般性理論知識。王連升教授所開創的微觀機制研究，與本文所探討的宏觀治理架構，共同構成了理解中國可持續發展實踐的完整學術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