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李先念回鄉，侄子提議合照，他卻說：可別拿著照片招搖撞騙

1947年深秋，一支由豫皖鄂三省游擊隊員組成的小分隊穿行在大別山密林中，帶隊的人就是38歲的李先念。隊伍休整時，他久久凝望家鄉方向，低聲囑咐警衛員把“高橋區九龍沖”的方位再次標注在地圖上——那是他此生牽掛最深的地方，也是他決定革命道路的原點。

山路崎嶇，耳邊常有冷槍響起，他卻說自己最怕的不是敵軍，而是旱澇無常的家鄉田地。舊社會無水無糧的窘境，在他心里遠比槍彈更可怕。這一念頭，后來催生荊江分洪工程，也成為他重返紅安時的第一句話：“先修水利，再談別的。”

時間線往前推，1909年6月，李先念出生在紅安一戶佃農家。八個兄妹，他最小。糠菜半年糧的記憶，刻在骨子里；擦油布下鍋的“改善”方式，讓他早早學會了什么叫窘迫。十歲坐進私塾，兩年后因交不起學費被迫離開，改學木匠。打刨子時，他常琢磨：到底怎樣才能讓窮人翻身？

1926年10月北伐軍節節推進，他辭去武漢碼頭的臨時工，連夜踏上回鄉路。11個月后，“黃麻起義”爆發。起義軍短暫占領紅安，他第一次嘗到“人民自己掌權”的滋味，也第一次領兵迎戰反撲——此后槍林彈雨十四年，幾乎沒再回過家。

1949年新中國成立，李先念已是37歲的湖北省委主要負責人。武漢、荊州、襄陽接連要事，他仍隔三差五問身邊人：“家鄉雨水多不多？田里是不是缺肥？”秘書笑他操心太細，他卻擺擺手：“紅安48萬人，戰死10多萬，活下來的日子要過好。”

1953年秋，他以中南行政副主席身份第一次回到紅安。縣里安排專車，鎮上搭彩門，他全部謝絕。到縣城破廟里見六百名基層干部，他只講兩件事：水利和糧食。“壓迫地主倒了，是好事；可沒飯吃，還是苦。”短短一句，屋里鴉雀無聲。

馬鞍山水庫工地泥濘不堪，他踩著稻草上壩，回頭沖民工們揮手：“這個壩守住了，旱年也能收成。”十年后那場特大洪水印證了他的判斷。

1961年9月，第二次回鄉。國家正處三年困難時期，紅安全縣糧食征購任務完不成，干部想讓他“開口子”。會場氣氛凝重，他只是問：“城市工人、解放軍也要吃糧，這個口子誰來補？”一句話說得眾人低頭。散會后，他把縣委書記叫到桌旁，壓低聲音提醒：“山區可以多種紅薯和樹豆，口糧缺口自己補。”

1963年春，他第三次回家，第一次踏進李家大屋。祖屋殘墻斑駁，他摸著青磚，囑咐族人“靠自家力氣修繕，不要等國家”。離別時他答應三四年再回，但繁重國事讓這句承諾拖了整整十六年。

1979年8月，他終于第四次回鄉。改革開放的曙光剛亮，他在縣道邊看到一個放牛女孩，上前詢問：“八歲啦？上學沒？”女孩搖頭，他立即要求隨行干部調查。半年后，這孩子出現在七里坪列寧小學的課桌前。

刀背嶺杉樹林場是此行第二個停靠點。滿山杉樹迎風，他拍著樹干說：“這是綠色銀行。”鄉干部本想介紹“山里每畝收益”，卻被他打斷：“先教老百姓算賬，再教他們讀書識字。”對農業、教育兩件事，他始終心里有數。

1988年4月，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回鄉，已年近八旬。茶場、烈士陵園、軍屬院，他一天跑完。夜里十點，他把縣領導喊到房間。燈泡昏黃，他來回踱步：“烈軍屬待遇如何？千萬別讓人說咱忘了犧牲的人。”語速不急，分量卻重。

次晨參觀紀念館，他親手栽下一棵雪松。有人悄悄議論“李主席這次回來肯定帶了幾萬撥款”，傳言越滾越大。他笑著澄清：“一分錢沒有帶，再說我就上報紙辟謠。”

1991年，紅安縣委副書記進京匯報。李先念第一句話便是：“萬元戶有幾個？”得知已經有人蓋樓房，他點頭認可，卻馬上提醒“別占耕地”。對“土地紅線”四字，他看得極重：“亂占一畝，就等于謀害三條人命。”

1992年初夏，病榻上的他仍念叨家鄉：“要讓戶戶富起來。”6月21日清晨，李先念與世長辭。兩天后，本該送到北京的生日蛋糕留在紅安，縣里把它切成小塊，分給烈軍屬。人們說，這或許正合他心意——讓老區人先嘗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