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shù)TCE的各種創(chuàng)新設計策略

免疫治療已徹底改變癌癥治療格局，成為許多患者的標準治療方案之一。然而，傳統(tǒng)的基于免疫檢查點抑制（如靶向PD-1/PD-L1和CTLA-4通路）的免疫療法僅對部分患者有效。其局限性主要在于依賴患者體內預先存在的、能識別腫瘤特異性非同義突變的腫瘤反應性T細胞。因此，僅有少數(shù)患者能從這類治療中獲得持久療效。

T細胞銜接器（T cell engagers, TCEs）是一類前景廣闊的免疫治療藥物，其優(yōu)勢在于無需依賴T細胞對特定肽段抗原的識別，即可激活T細胞的細胞毒作用。TCE通過同時結合T細胞表面的CD3/TCR復合物和腫瘤細胞表面的腫瘤相關抗原（TAAs），在T細胞與腫瘤細胞之間形成免疫突觸，從而觸發(fā)腫瘤細胞殺傷。這種“即用型”精準療法有望擴大可從免疫治療中獲益的患者群體。

2014年，靶向B細胞表面CD19的雙特異性T細胞銜接器（BiTE?）——blinatumomab（商品名BLINCYTO?）獲批上市，標志著TCE領域的重要里程碑。此后，針對多種腫瘤相關靶點、適用于血液系統(tǒng)惡性腫瘤和實體瘤的TCE研發(fā)迅速升溫。

目前有多種靶向不同免疫細胞類型的多特異性銜接器正在探索中，本文聚焦于靶向αβ T細胞的銜接器。當前的研究重點在于通過優(yōu)化TCE分子結構、精選更具腫瘤特異性的靶點，以提升其療效與安全性。此外，研究者還致力于精確調控T細胞活化過程，并利用腫瘤微環(huán)境（TME）的獨特特征來增強治療特異性。關鍵策略包括雙靶點設計、條件性激活機制以及引入共刺激信號。這些創(chuàng)新有望進一步優(yōu)化TCE性能，并推動其在實體瘤治療中的廣泛應用。

影響TCE抗腫瘤效力與安全性的關鍵因素

1.TCE結構的優(yōu)化

TCE的分子大小和整體結構對其療效及藥代動力學（PK）特性具有決定性影響。通常，TCE被設計為小而柔性的結構，以促進T細胞與腫瘤細胞之間的緊密接觸，從而高效形成免疫突觸。典型的例子是BiTE?，其由兩個串聯(lián)的單鏈可變區(qū)片段（scFv）通過短柔性連接肽構成。然而，由于缺乏抗體Fc段且分子量小，BiTE?在體內清除迅速，需頻繁給藥。

為改善這一問題，研究者采用了多種策略延長TCE半衰期，包括聚乙二醇化（PEGylation）、引入白蛋白結合域，或將TCE與抗體Fc片段融合。這些修飾可在不損害其結合能力和抗腫瘤活性的前提下顯著提升藥物暴露時間。

除了分子大小，TCE的空間構型對T細胞與腫瘤細胞之間突觸距離的調控至關重要——該距離直接影響T細胞活化效率和腫瘤殺傷能力。研究表明，T細胞與抗原呈遞細胞間形成有效免疫突觸的最佳膜間距約為15納米，這與天然TCR–肽–MHC復合物的尺寸相當，也接近IgG1抗體Fab臂的跨度。近期研究進一步證實，這一距離同樣適用于TCE介導的細胞毒性作用。

當TCE的抗腫瘤相關抗原（TAA）臂與抗CD3臂在空間上更靠近時，可增強T細胞激活并提升腫瘤殺傷效果；反之，若兩個結合域之間的間隔過長，則TCE活性通常下降。靶向TAA上靠近細胞膜的表位有助于縮短突觸距離，從而改善T細胞與腫瘤細胞的相互作用和治療效果。

此外，免疫突觸的信號強度還取決于能否有效排除T細胞表面的磷酸酶CD45（一種跨膜蛋白酪氨酸磷酸酶，對TCR信號通路具有調控作用），并募集共刺激受體。若TCE構型無法有效實現(xiàn)這兩點，則其效力降低，且需要更高的TAA表達密度才能觸發(fā)細胞毒反應。

值得注意的是，最優(yōu)突觸距離的實現(xiàn)往往需通過經(jīng)驗性調整，因為連接肽長度、表位位置及TCE柔性等因素各自獨立地影響細胞毒性的發(fā)揮，使得設計變得復雜。

2.親和力與價態(tài)的精細調控

除結構外，TCE對靶點的親和力（affinity）和價態(tài)（valency）也是優(yōu)化的關鍵維度。

提高TAA結合價態(tài)：通過引入多個TAA結合域（如雙價或更高），可顯著增強TCE的整體結合力（avidity），不僅提升腫瘤殺傷效力，還能在TAA表達水平低或異質性強的腫瘤中保持活性。

降低單個結合域親和力：在雙價TAA結合設計中，即使單個TAA結合域的親和力較低，整體活性仍可維持，從而避免與可溶性抗原結合導致的“抗原沉降效應”（sink effect），提高藥物系統(tǒng)暴露。

臨床上已有多個“2+1”格式TCE（即兩個抗TAA Fab+一個抗CD3 Fab）展現(xiàn)出良好前景，例如：靶向CD20的glofitamab（商品名COLUMVI?，羅氏）；靶向STEAP1的xaluritamig（安進公司）；靶向DLL3的ZG006（澤璟制藥）。

此外，基于IgM的雙特異性銜接器因其五聚體或六聚體結構可提供多價結合，理論上具備高avidity，但實際抗腫瘤效力仍顯不足。盡管增加價態(tài)可增強結合強度，但分子體積增大和結構復雜化可能限制其在實體瘤中的組織滲透性和分布。

因此，在價態(tài)優(yōu)化過程中，必須在結合強度、腫瘤穿透能力與細胞毒性效力之間取得精細平衡，以實現(xiàn)最佳治療窗口。

3.CD3結合特性與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CRS）

越來越多的證據(jù)表明，TCE所結合的CD3復合物具體結構域對其T細胞激活強度、信號傳導模式及整體治療特征具有顯著影響。CD3是由CD3ε、CD3δ、CD3γ和CD3ζ四個亞基組成的多聚體復合物，與TCR緊密關聯(lián)。各亞基在信號轉導中扮演不同角色，其空間可及性與取向也存在差異。

研究發(fā)現(xiàn)，不同抗CD3抗體（如OKT3、UCHT1、L2K、SP34）識別CD3ε鏈上的不同表位，由此引發(fā)的TCR信號強度和模式各異，進而對細胞毒性和細胞因子釋放產生差異化影響。將這些具有不同特性的CD3結合域整合進TCE設計中，可能優(yōu)化其治療窗口。

1）CD3親和力與CRS風險

TCE對CD3/TCR復合物的親和力是平衡療效與安全性（尤其是控制CRS）的關鍵因素。CRS是TCE治療中最常見的嚴重不良反應，由T細胞過度活化引發(fā)，表現(xiàn)為大量促炎細胞因子（如IL-6、TNF-α、IFN-γ、GM-CSF）釋放，導致全身性炎癥反應。

CRS的嚴重程度受多種因素影響，包括：腫瘤相關抗原（TAA）表達水平；腫瘤負荷；TCE給藥劑量與方案；PK和組織分布；患者基礎狀況及合并癥。

臨床上已采用多種策略緩解CRS，例如：預處理減瘤（如使用單抗清除腫瘤負荷）；逐步遞增給藥（step-up dosing）；使用糖皮質激素；阻斷關鍵細胞因子（如IL-6受體拮抗劑托珠單抗）。

2）親和力調控：解耦細胞毒性與CRS

Faroudi等人的研究揭示了細胞毒性與細胞因子釋放存在兩個不同的激活閾值：細胞毒作用（如溶酶體胞吐、靶細胞殺傷）所需的T細胞激活閾值較低；細胞因子分泌則需要更強的刺激。

早期TCE多采用高親和力CD3結合域（KD<10nM），雖在臨床前模型中展現(xiàn)強效殺傷，但常伴隨嚴重CRS，治療窗狹窄。近年來，通過降低CD3結合臂親和力（affinity-attenuated CD3 binder）的設計策略，成功實現(xiàn)了保留強效、抗原特異性的腫瘤細胞殺傷；顯著減少細胞因子釋放；改善安全性和耐受性。

臨床證據(jù)支持這一策略：

Surovatamig（AZD0486）：一種靶向CD19、攜帶新型低親和力CD3結合域的TCE，在復發(fā)/難治性濾泡性淋巴瘤患者中（n=27，劑量≥2.4mg）達到96%客觀緩解率（ORR）和85%完全緩解率（CR），且療效持久。采用雙階段遞增給藥后，最高劑量達15mg，無≥2級CRS或ICANS事件，僅45%患者出現(xiàn)1級CRS。

ABBV-383（TNB-383B）：靶向BCMA的TCE，在多發(fā)性骨髓瘤模型中有效殺傷原代瘤細胞，同時顯著減少T細胞因子分泌。I期臨床試驗（n=124）顯示：CRS發(fā)生率為57%（多為1–2級），在≥40mg劑量下ORR為68%，部分緩解率達54%。

此外，降低CD3親和力還可改善TCE的藥代動力學和組織分布。例如，一項HER2靶向TCE研究顯示：KD=50nM（低親和力）的CD3結合變體在腫瘤中富集更高；而KD=0.5nM（高親和力）版本則更多滯留于T細胞富集組織（如脾臟、淋巴結），腫瘤蓄積減少。

3）CRS并非僅由CD3親和力決定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TCE具有相同分子結構和CD3親和力，CRS發(fā)生率仍可能顯著不同。例如Acapatamab（靶向PSMA，用于mCRPC）的CRS發(fā)生率高達98%；Tarlatamab（靶向DLL3，用于小細胞肺癌）的CRS發(fā)生率僅為51%。

這提示其他因素同樣關鍵，如：TAA表達密度；腫瘤負荷與轉移狀態(tài)（高負荷常與更重CRS相關）；患者免疫基線狀態(tài)與T細胞功能。

因此，臨床上常采用預處理減瘤策略以降低CRS風險，例如在使用CD20靶向TCE前，先給予B細胞清除劑Obinutuzumab。

4）替代策略：靶向TCR而非CD3

除CD3外，直接靶向αβ TCR的TCE也正在探索中。例如：Sanofi開發(fā)的CD33/CD123納米抗體TCE，通過抗TCR αβ的VHH結構域，在小鼠模型中有效清除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細胞，并在非人靈長類動物中未引發(fā)系統(tǒng)性細胞因子升高或CRS相關毒性。該結果表明，繞過CD3、直接結合TCR可能是一種更安全的T細胞激活新路徑。

TCE在癌癥治療中的最新創(chuàng)新：靶向特定T細胞亞群

為提升TCE的治療指數(shù)、降低CRS等毒性，研究者正探索選擇性激活特定T細胞亞群的策略。該方法旨在減少被激活的T細胞總數(shù)，從而減輕過度免疫激活帶來的不良反應。

1.優(yōu)先靶向CD8?細胞毒性T細胞

CD8?T細胞是介導抗腫瘤細胞毒作用的核心效應細胞，能有效識別并殺傷表達突變或病毒來源肽段的腫瘤細胞。

體外研究表明，傳統(tǒng)雙特異性TCE可有效引導CD8?T細胞殺傷腫瘤。相比之下，CD4?輔助T細胞雖在某些情況下也具備細胞毒能力，并可支持CD8?T細胞功能，但其活化常伴隨大量細胞因子分泌，加劇CRS風險。此外，CD4?T細胞中包含調節(jié)性T細胞（Tregs），后者可抑制CD8?T細胞的增殖與殺傷活性。臨床研究顯示，外周血中Treg比例較高與blinatumomab（BiTE?）療效降低顯著相關。

因此，提高TCE對CD8?T細胞的選擇性，有望減少CRS發(fā)生，避免Treg介導的免疫抑制，增強抗腫瘤效應。

早期嘗試用抗CD8抗體替代抗CD3結構域以實現(xiàn)CD8?選擇性靶向效果不佳。Michalk等人的研究發(fā)現(xiàn)，抗CD8抗體僅在預激活的CD8?T細胞中有效介導殺傷，而新鮮分離的靜息態(tài)CD8?T細胞仍需通過CD3/TCR提供“信號1”才能被有效激活。為此，新一代策略采用同時靶向CD3/TCR和CD8的多特異性抗體，兼顧激活效率與亞群選擇性。例如，阿斯利康開發(fā)的TITAN平臺（Target-Induced T cell Activating Nanobodies）將CD8導向模塊整合進含TCR結合域的TCE中，顯著減少CD4?T細胞活化，在維持強效細胞毒作用的同時明顯降低細胞因子釋放。

2.基于TCRVβ鏈的精準T細胞亞群激活

深入理解T細胞分化狀態(tài)及腫瘤微環(huán)境中T細胞組成，有助于識別更具治療潛力的特定亞群。Marengo Therapeutics開發(fā)的tri-STAR平臺（三特異性選擇性T細胞激活庫）包含一個腫瘤靶向結構域，并通過識別特定TCRVβ鏈，選擇性激活在實體瘤中富集的T細胞亞群。該策略僅激活一小部分T細胞，即可實現(xiàn)腫瘤定向殺傷，大幅降低CRS風險。

3.靶向γδT細胞：利用先天樣T細胞降低毒性

盡管傳統(tǒng)CD3靶向TCE也能招募γδT細胞，但選擇性激活γδT細胞亞群（尤其是Vγ9Vδ2亞型）可能進一步優(yōu)化安全性。γδT細胞在體內比例較低，且具有天然抗腫瘤活性，其活化通常不依賴MHC，且較少誘導Treg擴增或大量促炎因子釋放。目前已有多個靶向γδT細胞的TCE進入臨床。LAVA-1207靶向PSMA，用于前列腺癌；LAVA-1223靶向EGFR，可特異性激活Vγ9Vδ2T細胞，介導腫瘤裂解并控制體內腫瘤生長，同時激活下游T細胞和NK細胞，避免Treg共激活。在非人靈長類動物模型中，LAVA-1223表現(xiàn)出良好的安全性與低細胞因子釋放水平，提示此類基于先天樣T細胞的療法有望在保持療效的同時顯著降低CRS風險。

4.肽-MHC復合物作為TCE的新型靶點

2022年1月，美國FDA批準了ImmTAC雙特異性分子tebentafusp（商品名KIMMTRAK?，由Immunocore公司開發(fā)）用于治療葡萄膜黑色素瘤，這標志著TCE在實體瘤治療領域取得重大突破。

1）ImmTAC技術：利用增強親和力的TCR靶向pMHC

Tebentafusp是一種TCR/抗CD3雙功能分子，屬于ImmTAC平臺。其結構包含：一個親和力增強的可溶性TCRαβ可變區(qū)片段，特異性識別腫瘤細胞表面呈遞的gp100肽–MHC I類復合物（pMHC）；一個抗CD3 scFv，用于招募并激活多克隆T細胞。

該設計可引導T細胞殺傷表達gp100-pMHC的黑色素瘤細胞，無需T細胞本身具有gp100特異性，從而繞過對預存腫瘤反應性T細胞的依賴。

這一成功驗證了pMHC復合物作為治療靶點的可行性，即使其在腫瘤細胞表面表達水平通常較低。

更重要的是，靶向pMHC使TCE能夠識別細胞內抗原（如突變蛋白、癌睪抗原等），顯著拓展了免疫治療的靶點范圍，不再局限于傳統(tǒng)的細胞表面腫瘤相關抗原（TAAs）。

2）其他pMHC靶向平臺

Immatics公司的TCERs（T cell Engaging Receptors），由兩部分組成：識別HLA呈遞腫瘤抗原的TCR結構域+激活T細胞的效應結構域。靶向MAGEA4/A8的IMA401和靶向PRAME的IMA402在臨床前及早期臨床研究中展現(xiàn)出良好的安全性與顯著的腫瘤抑制效果。

TCR模擬抗體（TCR mimetics, TCRm）可模擬天然TCR對HLA-呈遞肽段的識別能力。在靶向突變型Ras和p53新抗原所形成的pMHC復合物方面，已顯示出有前景的臨床前結果。

3）挑戰(zhàn)與局限

盡管前景廣闊，pMHC靶向TCE仍面臨關鍵挑戰(zhàn)：

HLA限制性：每種pMHC復合物僅能被特定HLA等位基因（如HLA-A*02:01）呈遞，因此患者需具備相應HLA類型才能獲益，限制了適用人群。

耐藥機制風險：腫瘤可能通過HLA-I類基因座雜合性缺失（LOH），或抗原加工通路突變（如TAP、β2M缺陷），導致pMHC無法正常呈遞，從而逃逸TCE識別。

工程化難度高：需設計既能高親和力結合pMHC、又不交叉識別自身正常肽段的分子，以避免“脫靶”毒性損傷健康組織。

4）新策略：單鏈pMHC（scpMHC）融合抗體

為更精準地激活特定T細胞并減少系統(tǒng)性毒性，研究者開發(fā)了一種創(chuàng)新方法：將腫瘤或病毒來源的抗原肽與β2-微球蛋白（β2m）及MHC-I重鏈共價連接，構建成單鏈pMHC（scpMHC）；再將scpMHC與腫瘤靶向抗體（如抗IGF1R或抗EGFR）融合。該設計的優(yōu)勢在于僅在TME中激活特異性識別該肽段的CD8?T細胞，避免全身性T細胞廣泛激活，從而顯著降低CRS風險。同時繞過因HLA-ILOH導致的抗原呈遞缺失問題（因scpMHC自帶抗原呈遞結構）。但該策略仍受限于患者的HLA類型，無法完全擺脫HLA限制性。

邏輯門控TCE：提升腫瘤特異性的新策略

為克服傳統(tǒng)TCE在實體瘤和血液瘤治療中面臨的抗原異質性和on-target off-tumor毒性問題，研究者開發(fā)了雙靶點邏輯門控TCE（dual-targeting TCEs）。這類分子通過同時識別兩個腫瘤相關抗原（TAAs），以“OR”或“AND”邏輯門控方式調控T細胞激活，從而在提升療效的同時增強腫瘤選擇性。

一、OR門控TCE：應對抗原異質性，防止免疫逃逸

作用機制：只要腫瘤細胞表達任一靶抗原（A或B），即可觸發(fā)T細胞激活。

優(yōu)勢：有效覆蓋抗原表達不均的腫瘤群體；防止因單一抗原丟失（如CD19?克隆）導致的復發(fā)；特別適用于血液系統(tǒng)惡性腫瘤（如B細胞淋巴瘤、白血病、多發(fā)性骨髓瘤），這些疾病中靶抗原常表達于可再生、非關鍵組織（如正常B細胞），允許一定程度的“脫靶”毒性。

代表性設計：靶向CD19/CD20、BCMA/CD19或CD33/CD123的雙特異性TCE。類似CAR-T療法中的雙靶點策略，可顯著增強抗腫瘤活性，延長緩解時間。

局限性：OR門控無法像聯(lián)合用藥那樣靈活調整各靶點劑量；需精心設計兩個TAA結合臂的親和力與藥效動力學，確保兩者在體內均能達到有效劑量。

二、AND門控TCE：提升腫瘤特異性，降低脫靶毒性

作用機制：僅當腫瘤細胞同時高表達兩個靶抗原（A且B）時，才有效激活T細胞。通常通過調節(jié)兩個TAA結合域的親和力或價態(tài)，使單抗原結合不足以觸發(fā)強信號，而雙抗原共結合則通過協(xié)同親合力（avidity）實現(xiàn)高效激活。

適用場景：尤其適用于實體瘤，因其缺乏真正腫瘤特異性表面抗原，多數(shù)TAAs也在健康組織中低水平表達。AND門控可顯著減少對僅表達單一抗原的正常細胞的誤傷。

臨床前與臨床實例：

tNY-aCD3/aEGFR：一種三特異性TCE，同時靶向實體瘤上的兩個抗原，展現(xiàn)出更強的療效與選擇性；

EpCAM/EGFR雙靶點TCE：對結直腸癌中雙陽性細胞的殺傷效力顯著高于單陽性細胞；

AMG305（BiTE?平臺）：靶向CDH3和MSLN（常在多種實體瘤中共表達），利用親合力依賴機制選擇性清除雙陽性腫瘤細胞，保護單抗原表達的正常組織；

ISB2001（Ichnos&Glenmark）：一種靶向BCMA和CD38的三特異性TCE，用于多發(fā)性骨髓瘤（MM）。相比單靶點藥物（如teclistamab或ABBV-383），ISB2001可增強對MM克隆的親合力；減少可溶性BCMA引起的“抗原沉降效應”；降低因CD38廣泛表達帶來的毒性。目前正在進行I期臨床試驗，評估其在復發(fā)/難治性MM患者中的安全性和療效。

影響AND門控效果的關鍵因素：兩個抗原的表達水平與共表達比例；腫瘤微環(huán)境中T細胞浸潤程度；抗原的內化速率；TCE分子的幾何構型與結合動力學。

因此，AND門控TCE對雙陽性細胞的選擇性需通過實驗驗證，不能僅憑理論預測。

基于TME因素的條件性TCE設計

為提升TCE在實體瘤治療中的腫瘤特異性并降低系統(tǒng)性毒性（如CRS、on-target off-tumor效應），研究者開發(fā)了條件性激活型TCE（conditionally-active TCEs）。這類分子僅在TME特有的理化條件下被激活，從而實現(xiàn)“精準打擊”。部分案例總結如下：

一、條件性激活的核心策略

條件性TCE利用TME中區(qū)別于正常組織的獨特特征進行激活，主要包括：蛋白酶介導的激活（如MMPs、絲氨酸/半胱氨酸蛋白酶）；酸性pH響應；高ATP濃度依賴性結合模塊；工程化分子互作開關。這些設計使TCE在血液循環(huán)或健康組織中保持“沉默”，僅在進入腫瘤區(qū)域后才釋放活性，顯著提升治療指數(shù)，甚至可能支持更高劑量給藥以增強療效。

挑戰(zhàn)：TME特征在不同患者甚至同一腫瘤內存在高度異質性，且缺乏可靠的生物標志物用于患者分層，限制了該策略的普適性。

二、蛋白酶介導的條件性激活（重點方向）

原理：腫瘤相關蛋白酶（如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在TME中濃度顯著高于正常組織；TCE的CD3和/或TAA結合域被連接上可被蛋白酶切割的“掩蔽肽”（mask）；掩蔽肽在循環(huán)系統(tǒng)中阻止TCE與靶點結合，降低100–1000倍親和力；進入腫瘤后，蛋白酶切除掩蔽肽，釋放活性TCE，觸發(fā)T細胞殺傷。

掩蔽對象選擇：所有策略均優(yōu)先掩蔽CD3結合域（防止全身T細胞激活）；是否掩蔽TAA結合域取決于該抗原在健康組織中的表達水平——若表達廣泛，則掩蔽可減少脫靶毒性及靶點介導的藥物處置（TMDD）導致的藥效損失。

三、主要掩蔽技術平臺比較

四、代表性臨床前與臨床進展

1.JANX008（Janux Therapeutics）

雙掩蔽型抗EGFR TCE（CD3+EGFR均被掩蔽）。未激活狀態(tài)下，CD3結合力↓1000倍，EGFR結合力↓300倍，細胞毒活性極低。在非人靈長類模型中，最大耐受劑量（MTD）從30mg/kg/天（非掩蔽TCE）提高至>600mg/kg/天，安全性顯著提升。

目前處于早期臨床試驗，初步數(shù)據(jù)顯示良好安全性和抗腫瘤活性。

2.JANX007（Janux Therapeutics）

單掩蔽型PSMA靶向TCE。藥代動力學顯著改善，前藥形式半衰期約120小時，而非掩蔽TCE僅2小時。

不過，2025年12月最新臨床數(shù)據(jù)顯示，在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患者中，隨著樣本量從16例擴大到104例，ORR從50%驟降至30%，PSA90響應率從63%縮水至26%，安全性的表現(xiàn)也不及預期。

3.其他產品

CX-904（CytomX），EGFR靶向條件性TCE，2025年停止開發(fā)。

VIR-5818/VIR-5500（Vir Biotechnology）：分別靶向HER2和PSMA的條件性TCE。

五、其它策略

除了蛋白酶介導的激活外，研究者還利用TME中其他獨特的理化特征——如酸性pH、高ATP濃度以及工程化分子互作機制——開發(fā)新型條件性TCE，以實現(xiàn)更高精度的腫瘤靶向和更低的系統(tǒng)毒性。

1.pH依賴性激活：利用TME的酸性環(huán)境背景

正常組織pH約為7.2–7.4。腫瘤微環(huán)境因癌細胞“瓦伯格效應”（Warburg effect）產生大量乳酸等代謝產物，pH降至6.5–6.9。

技術原理：通過在抗體互補決定區(qū)（CDR）中引入組氨酸殘基（histidine spiking），使抗原結合域對pH敏感。在酸性TME中，組氨酸質子化導致構象變化，增強與靶點的親和力。在正常組織中（中性pH），結合能力顯著降低，TCE保持“沉默”。

代表分子如BF-588-Dual CAB，一款雙特異性抗體，同時靶向EpCAM和CD3。在pH6.0時，對EpCAM和CD3的親和力分別比pH 7.4時提高6倍和4倍。結果顯示強效殺傷腫瘤細胞，顯著降低系統(tǒng)毒性。另外，因減少TMDD，可改善PK。在非人靈長類（NHP）模型中，MTD從<0.05mg/kg（非pH敏感型）提升至5mg/kg，半衰期從約15小時延長至42小時。

挑戰(zhàn)：腫瘤內pH存在高度異質性，受血流灌注、壞死區(qū)域等因素影響；pH波動可能影響TCE結合效率，進而限制免疫突觸的充分形成。

2.利用TME中高ATP濃度進行激活

腫瘤組織因高細胞更替和代謝應激，胞外ATP濃度顯著升高。ATP可作為局部“激活信號”。

現(xiàn)有應用（雖非TCE，但具啟發(fā)性）：STA551，一種抗CD137（4-1BB）激動型抗體；工程化設計使其僅在高ATP環(huán)境下增強與CD137的結合；確保共刺激信號局限于腫瘤部位，避免全身免疫過度激活。

潛在拓展：尚無已報道的TCE直接利用ATP作為激活開關；但該策略理論上可用于設計ATP響應型TCE，實現(xiàn)腫瘤局部T細胞激活，降低CRS等系統(tǒng)毒性風險。

3.創(chuàng)新工程化分子互作策略

1）PACE技術（Prodrug-Activating Chain Exchange）

原理：兩種互補的無活性前藥分別靶向腫瘤上共表達的兩個TAAs。當兩者在腫瘤表面同時富集時，發(fā)生鏈交換反應，重組形成具有完整CD3結合域的活性TCE。

優(yōu)勢：僅在雙抗原陽性腫瘤細胞上激活；可安全靶向在正常組織中單獨表達的抗原；不依賴蛋白酶或低pH等TME因子，適用性更廣。

挑戰(zhàn)：鏈交換效率可能存在個體差異；可能導致治療反應異質性，增加臨床轉化難度。

2）半抗體（Hemibodies）

設計：將傳統(tǒng)TCE“拆分”為兩個互補片段（hemibodies）。每個片段包含：一個抗腫瘤抗原的scFv；以及抗CD3抗體的VL或VH結構域。比如半抗體A含抗原1的scFv+抗CD3的VL，半抗體B含抗原2的scFv+抗CD3的VH。每個半抗體單獨無法結合CD3，因為CD3識別需要完整的VH-VL配對形成的抗原結合位點；只有當兩個半抗體同時結合到同一腫瘤細胞上（該細胞必須共表達抗原1和抗原2），它們的VH和VL結構域才能在空間上靠近，自發(fā)組裝成一個有功能的抗CD3結構域。

激活機制：僅當兩個hemibodies同時結合同一腫瘤細胞上的兩個不同抗原時，才能重構功能性CD3結合位點，從而選擇性激活T細胞，殺傷雙抗原陽性細胞。

優(yōu)勢：實現(xiàn)嚴格的AND門控邏輯；極大減少對僅表達單一抗原的健康細胞的損傷；提升治療精準度與安全性。

通過共刺激信號增強TCE療效

T細胞的完全活化不僅依賴于TCR/CD3介導的“第一信號”，還需要共刺激信號（第二信號）來支持其增殖、效應功能獲得、分化及長期存活。雖然早期嘗試通過激活共刺激通路（如CD28、CD137/4-1BB、CD2等）增強天然抗腫瘤免疫反應的臨床效果有限，但將共刺激信號與TCE結合已成為提升癌癥免疫治療效果的新策略。

目前主要有兩類方法正在臨床前和臨床研究中探索，如下表所示。

一、聯(lián)合療法：TCE+腫瘤導向的共刺激雙特異性抗體

策略：將TCE與另一種雙特異性抗體聯(lián)用，后者一端靶向同一腫瘤上的另一TAA，另一端結合共刺激受體（如CD28、CD137L等）；

目標：僅在TCE已結合的腫瘤部位提供共刺激信號，避免全身性T細胞過度激活，從而提高安全性。

代表性案例：REGN5837（Regeneron）——CD22×CD28雙抗；RG6333（Roche）——CD19×CD28雙抗。與CD20靶向TCE聯(lián)用，在B細胞淋巴瘤模型中顯著增強T細胞活化和腫瘤控制。

Englumafusp alfa（Roche）：CD19導向的CD137L融合蛋白。與CD20 TCE glofitamab（COLUMVI?）聯(lián)用，在復發(fā)/難治性侵襲性B細胞非霍奇金淋巴瘤（r/rB-NHL）患者中顯示出強協(xié)同作用和令人鼓舞的臨床療效。

這類“腫瘤導向共刺激”策略可將共刺激信號空間限制在腫瘤微環(huán)境內，既增強療效，又降低系統(tǒng)毒性。

二、單分子整合策略：三特異性TCE（含共刺激結構域）

設計：在一個分子中同時整合三個功能域：TAA靶向域+CD3結合域+共刺激受體結合域（如CD28、CD137、CD2）；

例如：靶向CD38或HER2的CD28三特異性抗體（Sanofi開發(fā)），但因安全性或療效問題已終止臨床開發(fā)。

最新方向已轉向其他共刺激通路。如CD137（4-1BB），用于實體瘤，如Chugai公司開發(fā)的靶向DLL3或CLDN6的三特異性TCE。又如CD2，用于血液系統(tǒng)惡性腫瘤。

挑戰(zhàn)：安全性風險高，“武裝型TCE”（armed engagers）若共刺激過強，易引發(fā)CRS或肝毒性；信號比例難以優(yōu)化，CD3/TCR信號與共刺激信號的最佳配比未必是1:1；若因毒性限制劑量，可能導致CD3信號不足，反而削弱抗腫瘤效果。

因此，相比單分子設計，TCE與腫瘤導向共刺激激動劑的聯(lián)合用藥可能更具靈活性與可控性。

三、多藥聯(lián)用與給藥順序的重要性

最新臨床前研究表明：CD20 TCE+CD19-CD28雙抗+CD19-CD137L雙抗的三聯(lián)療法中，CD28和CD137L具有非重疊功能（CD28促進初始擴增，CD137L支持記憶形成與持久性）；給藥順序對安全性和療效有顯著影響——需精細優(yōu)化以平衡免疫激活強度與毒性。

TCE聯(lián)合療法在癌癥治療中的挑戰(zhàn)與未來方向

本文系統(tǒng)梳理了TCE在腫瘤免疫治療中的最新進展，并指出成功開發(fā)高效TCE的關鍵要素，包括：精細調控對CD3/TCR復合物的結合親和力；開發(fā)雙靶點邏輯門控TCE（OR/AND門控）；設計基于TME的條件性激活策略；引入共刺激信號以增強T細胞功能。新一代TCE旨在實現(xiàn)更強效、更精準、更安全的腫瘤殺傷，同時克服單藥治療常見的耐藥與復發(fā)問題。然而，臨床轉化仍面臨多重挑戰(zhàn)。

一、當前主要臨床挑戰(zhàn)

CRS：目前主要依賴劑量控制策略緩解：如“啟動劑量”（priming dose）、“階梯遞增給藥”（step-up dosing）或皮下制劑；這些策略可降低初始細胞因子風暴，提升患者耐受性，但尚未確立最優(yōu)給藥方案。

缺乏真正腫瘤特異性抗原（TSAs）：多數(shù)TCE靶向TAAs，而這些抗原常在正常組織中低水平表達，導致on-target off-tumor毒性。

患者篩選困難：除TAA表達外，缺乏可靠的療效預測生物標志物；加之TCE本身高活性，使得I期臨床試驗周期長、劑量探索復雜。

免疫抑制性TME：腫瘤通過招募MDSCs（髓源抑制細胞）、Tregs（及分泌抑制性細胞因子（如TGF-β、IL-10），構建對T細胞“不友好”的微環(huán)境，嚴重限制TCE介導的T細胞浸潤、活化與持久性。

二、聯(lián)合療法：突破瓶頸的關鍵路徑

隨著TCE安全性不斷提升（如條件性激活、雙靶點設計等），其治療窗口擴大，為更積極的聯(lián)合策略奠定基礎。潛在組合包括：

1.TCE+免疫檢查點抑制劑

臨床證據(jù)：Blinatumomab（CD19-TCE）聯(lián)合nivolumab（抗PD-1）±ipilimumab（抗CTLA-4）或pembrolizumab，在血液瘤中顯示良好安全性和初步療效（NCT02879695, NCT03160079）。

Tarlatamab（DLL3-TCE，商品名IMDELLTRA?）聯(lián)合durvalumab（抗PD-L1）正在開展III期臨床試驗（NCT06211036），用于復發(fā)/難治性小細胞肺癌（SCLC）。

新型單分子平臺：將抗PD-1、PD-L1或LAG-3結構域直接融合到BiTE樣骨架中，同時靶向TAA（如FAP、CD33、5T4），實現(xiàn)“一體化”聯(lián)合治療。

2.TCE+工程化細胞因子

代表性藥物：

AB248（AsherBio）：一種IL-2突變體與抗CD8β抗體片段的融合蛋白，特異性激活CD8?T細胞，避免刺激Treg和NK細胞。臨床前（含非人靈長類）顯示高選擇性、低毒性。即將與tarlatamab聯(lián)用進入臨床評估。

RG6279/IBI363（PD-1-IL2v融合蛋白）：將IL-2活性導向PD-1?T細胞；

STAR0602（Marengo）：通過TCRVβ結構域靶向特定T細胞亞群遞送IL-2。

這些“智能細胞因子”可與TCE協(xié)同，擴增并維持腫瘤特異性T細胞池，延長抗腫瘤應答。

三、未來展望

TCE有望成為多種腫瘤的標準治療組成部分，尤其在傳統(tǒng)免疫療法無效的實體瘤中。通過多維度工程優(yōu)化（親和力、邏輯門控、條件激活、共刺激整合），TCE正從“強力武器”進化為“智能制導導彈”。個體化聯(lián)合策略將成為主流——根據(jù)患者TME特征、抗原表達譜、免疫狀態(tài)定制治療方案。最終目標是擴大免疫治療受益人群，實現(xiàn)深度且持久的臨床緩解。

這些創(chuàng)新為TCE這一新型免疫治療類別奠定了演進基礎，預示著一個兼顧更高療效與更好安全性的新治療時代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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