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事件”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僅僅是就事論事這么簡單了。尤其是當龐叔令向《財新》雜志敘述了其家藏文物逐步流失的故事之后,很多當年曾大罵翁萬戈將絕大部分藏品捐給美國大都會、波士頓藝術博物館等美國博物館的網友開始紛紛出來表示反思,說自己當年錯怪了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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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而言,翁萬戈在生前對自己的藏品做出如此的安排,其出發點更多是考慮促進中西方文化交流,而將大部分藏品捐贈給波士頓,是因為此地移民眾多且離家較近,便于他經常照看。而且翁先生也曾以半賣半送的價格將翁氏藏書與翁同龢日記送到了上海圖書館,以相當優惠的價格向上海博物館惠讓了赫赫名跡宋梁楷《道君像》,無償捐贈了明沈周《臨戴進謝東安山攜伎圖》、清王原祁《杜甫詩意圖》巨軸。此外還曾向北京大學捐贈過明吳彬《勺園祓禊圖》。故而某些網友猜測的所謂“翁萬戈對國內文物收藏單位的不信任”,應該說并不存在。
但“南博事件”確實對國有博物館、圖書館的公信力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此前接收了“翁氏藏書”的上海圖書館已經不幸躺槍,并不得不對外作出嚴正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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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也聽聞不少觀眾在南京博物院參觀時拖著工作人員詢問某某藏品現在何處,某某藏品是真是假,搞得館方不厭其煩,如臨大敵,不得不增派人手維持參觀秩序。
因為涉及到展期、場館、設備等因素,通常情況下博物館、圖書館的藏品若無展覽計劃,是不可能隨隨便便向公眾展示的。至于藏品的鑒定意見更不是普通網友所能夠理解的。普通群眾的吃瓜心態,已經實實在在給館方的日常工作帶來了困擾。
事實上類似龐家這樣,藏品因為種種原因,不得不“化私為公”的情況,在當年是相當普遍的存在。去查一下各國有文物收藏單位里那些屬于早期捐贈的藏品,細扒之下很多都帶有“被”的成分。按理說,那個時代已經過去,可龐叔令的敘述為何引發了如此強烈的共鳴呢?其實拉長時間來看龐家這批藏品的命運,自始至終都體現著對權力使用的任性和對財產權的不尊重,無論這財產是屬于私有還是公有。而由彼及我,大眾更多是擔心此類事件的再度發生,甚至直接是發生在他們身邊甚至身上。因此無論是國家文物局還是江蘇省政府,兩個調查組除了要查明真相,我更期盼的是后續他們能夠打消大眾的這種擔憂與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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