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章里的歸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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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春節剛過,北京老房子的窗欞還沾著未褪的春聯紅,屋里卻靜得能聽見座鐘擺針的輕響。李敏縮在書房那張藤椅里,半天沒挪動過姿勢。厚重的窗簾拉得密不透風,僅一縷天光從縫隙鉆進來,斜斜落在桌角——那里擺著孔令華的遺像,相框邊緣已被摩挲得發亮。這個曾和毛主席徹夜討論哲學的男人,去年秋天因一場車禍,又遭后續醫療事故,猝然走了,才五十六歲。
“媽,該吃藥了。”孔東梅端著溫水輕步走進來,把幾片藥片擱在掌心遞過去。指尖不經意碰到母親的手,涼得像剛從屋外拎進來的井水。她太熟悉母親這副模樣了,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后半段起就成了常態:事業上的坎兒磨掉了心氣,姥姥賀子珍又撒手人寰,母親像被抽去了筋骨的藤,漸漸把家門關得嚴絲合縫。來訪者的敲門聲再急,她也只隔著門鏡靜默地瞅片刻,最后還是輕輕扣上暗鎖,連親妹妹李訥來,也只肯開一條門縫遞話。
孔東梅把水杯擱在母親手邊的小幾上,杯底與木面相觸,發出一聲輕響。她想起自己幼時的光景:嬰兒時臍帶繞頸險些夭折,后來強直性哮喘反復發作,都是母親寸步不離地守著,夜里抱著她在屋里來回踱步,直到天光微亮。如今角色悄然對調,買菜、配藥、給遠房親戚寫回信,家里里外外的瑣事,全靠她這雙曾被母親呵護的手撐著。
書房里的沉默漫過許久,李敏才忽然開口,聲音啞得像蒙了層灰:“東梅,替我回趟韶山吧。給你爺爺奶奶磕個頭,說聲抱歉。”孔東梅的心猛地一沉,她知道這短短一句話里藏著多少重負。1977年的春天多好啊,四十一歲的母親陪著九叔毛澤連去看灌區工程,在祖屋前拍的那張照片里,母親穿著淺藍上衣,笑容亮得能映出陽光。可現在,她連推開家門的力氣都沒有了。
4月13日清晨,韶山的細雨剛歇,空氣里裹著濕潤的泥土與青草氣息。孔東梅背著裝滿空白相冊的帆布包走下火車,站臺的站牌還掛著水珠,順著木縫一點點往下淌。她沒先找住處,腳步不由自主地往菊香書屋舊址去,站在那方熟悉的院落前,深深鞠了一躬——母親總在燈下翻舊照片時說,這里是根,是無論走多遠都不能忘的地方。
毛澤連已經不在了,他的兒子毛岸平早就在院門口等著。這男人穿著洗得發白的藍布褂,手掌粗糙得布滿老繭,見了孔東梅,話不多,只側身往屋里讓:“屋里燒了炭火,暖和,先烤烤手。”炭火盆里的火星輕輕跳著,閑聊間孔東梅才知道,1994年父親獨自回韶山時,鄉親們圍著問起母親,父親只是搖頭嘆氣,說:“她寧可蜷在屋里,也不愿多說一句。”
午后的陽光斜斜照進毛澤東紀念館,玻璃展柜里的像章在光下泛著細碎的光澤。從延安時期的粗制錫章,到六十年代的鍍金彩章,一枚枚排得密密匝匝,像是鋪展開的一段時光。工作人員見她看得認真,輕聲提示可以買復制品留念。孔東梅忽然想起母親書房里那只舊木盒,里面總躺著幾枚老像章,母親常對著它們發呆,手指一遍遍撫過邊緣。她沒多猶豫,挑了二十余枚大小不一的像章,又順手拿了兩本新出版的《毛澤東詩詞評注》。結賬時,她轉頭對身旁的毛岸平說:“是媽媽讓我買的。”聲音不高,卻透著不容輕慢的鄭重。
黃昏慢慢浸下來,紀念園里的柏樹影子被拉得老長。毛岸平幫她把像章和書裝進一只舊帆布包,絮絮叨叨地叮囑:“夜里山路涼,賓館的被子薄,記得多蓋一層。”孔東梅點頭應著,忽然輕聲問:“舅舅,我媽1977年來的時候,最愛看哪兒?”毛岸平抬手指了指不遠處的稻田:“就那兒,站了好半天沒說話,眼淚掉得可快了,順著臉頰往下淌。”孔東梅順著他指的方向望過去,新插的稻苗剛冒頭,綠油油的一片,風一吹,掀起細碎的浪,像極了母親舊照片里的背景。
夜宿韶山賓館,孔東梅把買來的像章全倒在桌上。燈光下,她挑出那枚1943年出品的銀質像章放在最中央,其余的按年代順序一圈圈排開,像個小小的、可觸摸的時間軸。她知道母親愛琢磨這些,每枚像章背后,都藏著一段母親不敢輕易觸碰的回憶。床頭攤開信紙,她一筆一劃地寫著當天的見聞,筆尖劃過紙面的沙沙聲,在寂靜的夜里格外清晰——這手寫的字跡,比任何電話都來得踏實。
第二天去參加銘園的規劃討論會,設計團隊指著圖紙介紹,說要建浮雕墻和抽象雕塑,突出藝術感。孔東梅皺了皺眉,指尖輕輕叩著筆記本。輪到家屬代表發言時,她抬眼看向眾人,說得實實在在:“還是多放些實物吧,能跟史實對得上的那種。抽象的東西好看,可怕離得遠了,不真切。”在場的人都愣了愣,沒人想到這個年輕姑娘說得這樣中肯——他們不知道,這是她多年陪母親翻讀舊資料、整理老物件,慢慢悟出來的道理。
返京的火車緩緩駛出韶山站時,孔東梅低頭看了看腳邊的行李箱,比來時沉了一倍還多。除了像章和書,里面全是親戚們塞的東西:自家腌的臘肉用報紙包了三層,手織的草席帶著陽光的味道,還有半包剛采的新茶,葉片上的絨毛都清晰可見。火車駛過株洲段,窗外的青山連綿起伏,她望著那片熟悉的綠色,輕聲自語:“媽媽,這次該放心了。”過道里的乘務員恰巧經過,聽得一頭霧水,卻也識趣地沒多問。
北京的家里,李敏坐在桌前,指尖輕輕撫過那些像章。孔東梅把毛岸平的話學給她聽,說她當年在稻田邊落淚的模樣,說鄉親們還常念叨她。李敏沒說話,只是指尖在那枚銀質像章上反復摩挲,良久,才輕聲說:“掛起來吧,放客廳展柜里。”那天晚上,她破天荒地在客廳坐了半小時,看著展柜里的像章,沒開燈,就借著窗外的月光。
1999年秋天,哥哥孔繼寧接力回了韶山,參加銘園的開園典禮。電視里轉播著現場畫面,鄉親們圍著哥哥問東問西,哥哥笑著說:“我媽身體好些了,等明年,她一定自己來看看。”李敏坐在電視機前,雙手悄悄合在膝上,指尖微微泛白。
2000年初,李敏終于肯敞開家門迎客了。有親友看到客廳展柜里的像章,嘆著氣說:“主席的女兒日子過得真樸素,這倒像極了老人家的風格。”李敏淡淡笑了笑,沒接話,卻起身給客人續了杯熱茶,茶杯在茶盤上輕輕磕出一聲響。
2002年春分,韶山的稻田已經綠得發亮。毛岸平在村口等著,遠遠就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李敏穿著深色外套,頭發比三年前白了些,卻站得筆直。她沒去紀念館,也沒回祖屋,徑直走到當年落淚的稻田邊,俯身輕輕捧起一把泥土,在掌心里攤開。陽光落在她的手上,泥土的顆粒清晰可見,她就那樣靜靜看著,風掠過稻穗,沙沙作響,像是誰在輕聲說話。
旁邊的老村民瞇著眼看了許久,悄悄對身旁人說:“回來了,總算回來了。”
孔東梅站在不遠處的田埂上,看著母親的背影,忽然懂了1999年帶回來的那些像章,從來都不只是紀念物。它們是母親跨不過去的坎,也是幫她站起來的橋,把藏在心底的痛、念著的根,還有那些沒說出口的牽掛,都細細密密地連在了一起。就像母親掌心的這捧泥土,粗糲,卻踏實,是無論走多遠,都能穩穩找回來的歸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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