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晶：投資于人，賦能創新型國家建設與高質量發展

張曉晶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

以下觀點整理自張曉晶在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12期）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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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各界對“投資于人”的討論多聚焦于需求端，將其視為擴大居民消費、穩定宏觀經濟、推動經濟復蘇的重要手段，但這種視角的覆蓋面與深度仍顯不足。在中美科技競爭加劇、無形資本加速崛起的背景下，加之中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目標，“投資于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重新認識“投資于人”

從國民財富的維度來看，自《國富論》問世以來，傳統意義上的財富認知多局限于有形財富或物質財富的范疇。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頗豐，我們團隊所做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編制研究工作，遵循現行的國民賬戶體系（SNA），其核算范圍即是以物質財富、生產資本為核心，同時納入土地資源等自然資本。然而，過去25年間，無形資本的崛起引發了財富格局的巨大變革。以標普500指數成分股企業為例，此類企業多為大型跨國公司，其價值構成已發生顯著變化：當前，這些企業價值的80%由無形資本驅動，僅20%來自有形資本；而25年前的結構則截然相反：即有形資本貢獻了80%的價值，無形資本僅占20%。無形資本與人力資本存在緊密關聯，其涵蓋的品牌、專利、軟件、數據、算法及組織流程等要素，均與人力資本深度相關。

從通俗意義上理解，人力資本是無形資本的核心源頭，或者說，無形資本是人力資本的固化形態。如前所述，標普500指數成分股企業的案例，已從微觀層面印證了無形資本對企業價值的主導作用。但在宏觀層面，現行的國民賬戶體系（SNA），以及國家資產負債表估算工作，乃至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涉及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相關研究，都是以物質資本或有形資本為核心估算對象。上述核算體系并非完全未涉及無形資本，品牌等少數要素已被納入，但人力資本始終沒有被考慮進去。

導致這一現象的關鍵因素，在于核算的目的。國民賬戶體系（SNA）的核心目標，是服務于金融穩定分析，重點在于部門資產負債的匹配性與可清算性評估，因此僅納入產權清晰、可交易、可計價的物質與金融資產。由于人力資本不可分離、不可強制變現，難以滿足核心資產負債表的會計確認標準，從而未被納入。國民賬戶體系（SNA）雖能實現上述目標，卻忽略了人力資本對經濟長期增長、國家中長期償債能力構建的關鍵作用。為彌補這一缺陷，世界銀行推出了“綜合財富”（comprehensive wealth）估算框架，在生產資本、自然資本之外，新增人力資本作為核算維度，這一調整具有重要意義。

回顧過去四十余年的改革開放歷程，尤其是從資產負債表的研究視角出發，可得出一個重要結論：當投資聚焦于“物”時，負債端的投入通常會直接形成資產端的實際資本，實現資產與負債的完全匹配，因此債務風險相對較低。盡管當前我國債務率處于較高水平，但所擁有的財富規模依然十分可觀。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應對危機時，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政府往往通過擴大負債，實施轉移支付、向居民發放補貼等政策支持居民消費。傳統分析認為，美國政府的此類舉措一方面形成債務，另一方面卻未有對應形成實物資產，因此債務風險持續上升。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重要維度：消費雖然沒有形成所謂的有形（或物質）資產，但其實是在不斷積累人力資本。從世行的綜合財富分析框架來看，美國的這種做法并非“不合適”，相反是在積累人力資本。所以，“投資于實物資產的債務風險更低，投資于人（進行消費）的債務風險更高”這個判斷是錯誤的。債務風險的關鍵不在于是否形成實物資產，而在于未來現金流與收入能力。人力資本通過提升潛在增長率，擴大稅基，增強政府償債能力。因此，未來如果加大對人的投資，僅從物質層面看，資產和負債可能會呈現不平衡狀態，但實際上并不會帶來更高的風險。

二、中美人力資本財富對比

根據世行每年發布的相關報告，在納入人力資本財富的全球財富結構中，人力資本財富占比平均超過六成，而實物財富、有形財富占比僅占四成左右。

從中美兩國的人力資本財富對比來看：中國憑借豐富的人力資源總量優勢，與美國共同躋身全球人力資本財富總量前兩位，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人力資本儲備池，這一成就值得肯定。但從人均角度分析，差距較為顯著，美國人均人力資本財富是中國的5-7倍，這一對比清晰反映出中國在人力資本積累方面的短板，而該短板將直接影響未來中美科技競爭格局及創新型國家建設進程。由此可見，對“投資于人”及人力資本問題的審視，不能局限于需求端單一維度，而應兼顧需求端與供給端，尤其需要立足未來長期增長和創新型國家的構建。

要縮小中美人力資本財富差距，需先明確差距形成的核心原因。根據世界銀行的人力資本財富估算公式“人力資本財富=當前工資×就業概率×剩余工作年限”，中美差距主要源于三方面。第一，美國工資水平顯著高于中國，因為其工資與勞動生產率相匹配，美國多數勞動者就職于高生產率部門或價值鏈中高端環節，藍領及低端崗位占比相對較低。第二，美國當前就業市場表現良好，就業概率成為重要支撐因素。第三，美國勞動者預期剩余工作年限相對更長。于中國而言，關于延長工作年限的問題還存在爭議，但促進勞動力向價值鏈中高端轉移、推動工資水平與勞動生產率相匹配卻是共識。

三、“投資于人” 的主體責任

從“投資于人”的主體來看，其核心實施主體是政府，而政府推進相關工作需解決兩大重要問題：錢從哪兒來與錢往哪兒去。錢往哪兒去？顯然是“投資于人”，但具體實施路徑仍需細化。其實大家更關心的是錢從哪兒來的問題。中央政府具備充足財力、能力及信用基礎推進相關工作。據我們測算，截至2022年，中央政府凈財富已達291萬億元，當前這一規模應該已突破300萬億元，凈財富總量超過GDP的兩倍。針對部分觀點對財富變現能力的質疑（例如土地、辦公大樓等資產的流動性問題），需明確的是，政府凈財富中，50%的資產為國有股權，具備極強的流動性。從國際對比來看，2022年，我國政府凈財富占社會凈財富比重為37.6%，在全球遙遙領先；發達經濟體中，美國、英國政府凈財富均為負值（并非政府沒有財富，而是負債規模遠超資產規模）；日本、德國、加拿大等國政府凈財富雖為正值，但占社會凈財富的比重僅約5%左右。基于這一財富基礎，中央政府完全有底氣通過增發國債、依托國家信用以及向居民部門進行財富轉移等方式，為“投資于人”提供支撐。

之所以強調中央政府需牽頭發力“投資于人”，核心原因有兩點：一是“投資于人”與公共服務均等化密切相關，地方政府本應承擔相應責任，但地方政府普遍面臨財力不足的困境；二是“投資于人”本質上屬于公共品建設范疇。和一般基礎設施等實物資產不同，人力資源具有高度流動性，若某一省份單獨投入大量資源用于人力資本培育，最終勞動力可能流向其他城市，導致地方政府的投入與收益不匹配，形成所謂外部性問題。而從中央層面統籌推進“投資于人”，可將這一外部性問題轉化為內部性問題，有效破解地方政府的投入顧慮，因此中央政府的主導作用至關重要。

四、“投資于人” 的四大舉措

關于“投資于人”的具體實施路徑，現提出四點舉措。

第一，織密社會安全網，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著力擴大居民消費，尤其聚焦發展型消費。文化、文娛體育等領域均屬于發展型消費范疇，此類消費對人力資本積累，特別是創新思維的塑造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我們不應將聽音樂會、觀看演出等活動簡單視為消遣娛樂，而應從人力資本長期培育的維度，客觀認識其深層價值。

第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重點提高“投資于人”的支出占比。在預算編制過程中，可將原歸屬于社會消費性類別的教育支出、技能培訓支出、基本公共衛生支出及科研領域人力資本支出予以剝離，歸類為“人力資本投資”或“生產性民生支出”。明確支出屬性與定位，才能為“投資于人”相關工作的推進提供堅實抓手。

第三，提升國有資本經營收益，充實社保基金與民生保障資金。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高其利潤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將部分國有資本股權劃轉至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直接增強養老等民生支出的長期支付能力。

第四，盤活政府存量資產，提高資產收益率。當前政府掌握的存量資產規模超過300萬億元，若能將其收益率提升1個百分點，即可新增約3萬億元資金。這筆資金可在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基本養老金水平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有效破解民生保障領域的資金缺口問題。

若能落實上述舉措，則既能在供給端為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財富增值提供保障，助力創新型國家建設；又能在需求端擴大居民消費，尤其是服務型消費，形成供需兩端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進一步而言，將更多資源“投資于人”，并實現與“投資于物”的協同推進，這一全新發展戰略將有力支撐我國穩步邁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文章僅作為學術交流，不代表CMF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