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囑、遺贈扶養協議怎樣訂立才有效？一文了解

遺囑訂立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家庭議題：遺囑訂立時能否指定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先后簽訂了兩份遺贈扶養協議，哪份具有法律效力？

北京的劉老先生和妻子育有三女一子，四個子女雖然都在本地安家，但因工作忙碌，或是常年出差，鮮少能顧及老人生活。而關照老人的責任，大多落到了小女兒的丈夫——也就是老人的女婿李先生的肩上。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張慧：小女婿會經常去看一看老人，小女婿和老人相處得也比較好。

2003年、2019年，劉老先生夫婦相繼離世。轉年，小女兒劉女士從外地趕回，整理父母遺物，意外在家具縫隙里發現了一式兩份的遺囑，兩份內容一致，上面都寫著：老兩口共有的一套朝陽區房產，由劉女士和丈夫李先生共同繼承。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張慧：小女兒為了慎重起見，因為上面也寫到了說其中有一份是保存在公證處，后來小女兒又去公證處核對了一下，發現確實老人曾經立過這樣一份遺囑。

原來，兩位老人早在1998年就立下了遺囑并進行了公證，除了處置房產，上面還寫著“遺囑一式三份，兩份由小女兒劉女士保管，一份存留公證處”。但或許是擔心生前公開引發家庭矛盾，老人將本該交由小女兒的兩份遺囑悄悄藏了起來。到公證處核對信息后，劉女士在家庭聊天群里和哥哥姐姐們說明了情況，她的丈夫李先生也隨即表了態。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張慧：小女婿知道了這個情況后，也在家族群里進行了表態，他說非常感謝兩位老人對他的信任和認可，也愿意接受老人贈與的財產。

這份“遲到”二十多年的遺囑打破了平靜，劉女士的哥哥姐姐們認為，這處房產應該由兩位老人的法定繼承人，也就是他們姐弟四人共同繼承，因此他們拒絕配合辦理相關的繼承手續。協商無果后，小兒女劉女士和丈夫李先生作為原告，將哥哥姐姐三人訴至法院。

劉女士哥哥姐姐委托訴訟代理人：根據公證處調出來的材料來看，劉女士夫婦對這件事情早在一九九幾年就知情。

劉女士的哥哥姐姐直指“遺贈時效”，他們認為，李先生并非法定繼承人，其獲得財產的行為屬于遺贈，而按照法律規定，受遺贈人需要在知道遺贈事宜之日起60天內明確表示接受或放棄。他們聲稱，遺囑中寫明“遺囑一式三份，其中兩份由劉女士保管”，說明劉女士及丈夫李先生早該知曉遺囑內容，因此李先生在群里表示接受遺贈時，早就超過了法定的60天期限，應視為放棄。

而在劉女士夫婦來看，老兩口生前從未提及遺囑一事，直到劉女士整理老人遺物時才偶然發現遺囑，并告知了大家，李先生在知情當天就明確表示了接受，這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時限要求。

劉女士夫婦委托訴訟代理人：首先我們應該以尊重老人的遺愿作為認定事實的前提，老人的遺愿在公證遺囑和筆錄中已經體現得非常清楚，他愿意把房子留給兩人。第二我們認為在繼承案件中，尤其是有法定繼承和遺贈的這種案件中，夫妻之間是存在利害關系的，并不能當然地推定劉女士知曉，即視為李先生知曉。

“何時知情”成為案件關鍵點

圍繞這份遲到的遺囑，雙方各執一詞。這份公證遺囑的效力到底該如何認定？

根據法律規定，自然人可以立遺囑將個人財產贈與國家、集體或者法定繼承人以外的組織、個人。受遺贈人應當在知道受遺贈后六十日內，作出接受或者放棄受遺贈的表示；到期沒有表示的，視為放棄受遺贈。所以從法律上來看這起案件的關鍵，就在于李先生何時知情這個時間節點。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張慧：法律上對于接受贈與是有一個期限要求的，也就是說知道受贈之后60天之內你要去表示接受或者放棄，如果不表示，法律上規定視為放棄。通過口頭上書面上等多種方式都可以，因為這種具體表示的方式法律上是沒有明確規定的。

法院審理認為，劉老先生夫婦所立遺囑經過公證處公證，合法有效。李先生是法定繼承人以外的人，屬于受遺贈人。現有證據顯示，劉女士在微信群發送遺囑后，李先生隨即表示了接受遺贈。因為沒有證據證明李先生在此之前就知曉遺囑內容，且不能因為他與劉女士的夫妻關系就推定其早已知情，因此法院認定，李先生在知曉受遺贈的當天，就作出了接受表示，依法有權繼承涉案房產。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張慧：從他們家庭關系來看，實際上三女婿對于老人也是平時多有照顧，所以老人將財產贈給他，也是符合一般的情理考量的。

案件經歷一審、二審，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涉案房產由小女兒劉女士及丈夫李先生繼承所有。

先后簽訂兩份遺贈扶養協議 哪份有效？

除了遺囑，遺贈扶養協議也是老人保障晚年生活的重要方式。受贈人需履行約定的義務，才能享有受贈財產。北京的李老先生先后和不同的親屬簽訂了兩份遺贈扶養協議，到底哪份才有效？老人房產拆遷的660萬又該由誰繼承？

出生于1939年的李老先生，終身未婚無子女，早年時他一直獨立生活。但隨著年事漸高，老人的生活逐漸需要他人幫助，而住在隔壁的大侄女常常主動上門照料，還不時將老人接到自家居住。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張清波：李老先生覺得大侄女對他比較好，雙方正式簽訂了遺贈扶養協議，并且在2008年的時候去公證處辦理了相關的公證手續，明確約定今后由大侄女及女婿負責他的生活起居，將來為他養老送終，并且約定李老先生將去世后的財產，包括他的房產，一并將來都由他的大侄女去繼承所有。

此后，李老先生便長期住在大侄女家，直到2017年6月因病去世，后事也由大侄女夫婦妥善辦理。2024年，李老先生名下的農村宅院面臨拆遷，而高達660萬元的補償款，讓平靜的生活起了波瀾。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張清波：當時拆遷小組，包括村委會的工作人員以及拆遷單位，經過調查，走訪后認定大侄女作為被拆遷人，與拆遷單位簽訂了拆遷協議，約定的拆遷總款加起來有660余萬。后來李老先生二侄女和三侄女得知情況之后，主張拆遷款有她們的一部分。

原來，2014年，二侄女和三侄女曾將李老先生接走數日，其間，兩人瞞著大侄女夫婦，與老人簽訂了一份新的遺贈扶養協議，約定由她們負責老人的生養死葬，遺產歸二人所有。二侄女和三侄女說，她們也照料過老人，并以此要求分得300多萬元的拆遷款。遭到拒絕后，兩人將老人的大侄女李女士起訴至法院。

李老先生二侄女和三侄女委托訴訟代理人：從2014年的5月18日到2015年這段時間內，二上訴人在長期不間斷地履行雙方簽訂的一個扶養協議所約定的內容，就是說照顧李先生的生活起居，包括就醫上也參與了好多。

二侄女和三侄女提交的證據中，除了簽訂于2014年的遺贈扶養協議，還有幾張給老人送飯、去醫院看望老人的照片，在兩人看來，她們履行了部分義務，因此拆遷款也應該有他們的份兒。對此，大侄女李女士一方并不認可。

李老先生大侄女委托訴訟代理人：對方所有的照看、探視，還有他們所謂的這種扶養，全是集中在2014年5月18日到2015年的4月8日這段期間，從2015年4月8日之后，你們再也不來了。

老人的大侄女認為，她和丈夫從2007年起就關照老人的生活，2008年與老人簽訂了經公證的遺贈扶養協議，此后，夫婦兩人也一直按協議約定照料老人的日常起居。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期間，二侄女和三侄女雖然來看望過幾次老人，但發生口角后，兩人就再未露面。李女士認為，自己已履行了義務，依照遺贈扶養協議，老人房產的拆遷補償款應當歸他們夫婦所有。為了佐證自己的主張，大侄女提交了村委會出具的相關證明、老人住院病歷及費用支付票據等大量證據。

后簽的遺贈扶養協議能取代前一份嗎？

兩份遺贈扶養協議，均約定以生養死葬義務換取遺產繼承權。一份是老人2008年與大侄女的協議，一份是2014年與二侄女、三侄女的協議，后簽的協議能取代前一份嗎？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張清波：我們審判的角度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在于遺贈扶養協議是否能夠單方撤銷。第二個方面就在于法院判斷到底誰履行了相應的贍養義務。

簡單來說，遺贈扶養協議是雙方合意達成的約定，不能單方隨意變更或解除。即便要解除，也需雙方協商一致，或通過法院訴訟認定符合法定解除條件——比如扶養人未履行義務等。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張清波：法院需要審查贍養人是否盡到了贍養義務，被贍養人主張撤銷或者解除的理由是否成立，才能判斷這個協議是否依法解除。而本案，二侄女和三侄女，僅僅提交了2014年一份遺贈扶養協議，但并無證據顯示李老先生曾與大侄女兒協商解除過這個問題，沒有法律程序撤銷第一份遺贈扶養協議。

更關鍵的是，遺贈扶養協議的核心是“扶養義務”的全面履行。本案中，大侄女提交的證據，能夠證明她和丈夫自2007年起至老人去世長期與其共同生活，實際履行了協議約定的日常照料、就醫陪護、辦理后事等扶養義務。

而老先生的二侄女和三侄女這一方，她們僅提交了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期間看望照顧老人的照片，且在此期間，大侄女夫婦也還在持續履行與李老先生之間的遺贈扶養協議，因此不足以證明二侄女和三侄女對李老先生盡到了全面、持續、實質性的扶養義務。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張清波：如果二侄女和三侄女認為他們對老人有付出應該有所回報，可以主張相應的經濟利益上的補償，而非直接指向老人的遺產。

此外，法院還查明，李老先生曾于2015年寫下聲明，明確表示繼續履行2008年和大侄女夫婦簽訂的遺贈扶養協議，綜合全案證據，一審、二審法院均駁回了二侄女和三侄女的訴求，660萬拆遷補償款歸老先生的大侄女所有。

遺囑有六種形式 規范簽訂不留遺憾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遺囑有六種形式：自書遺囑、代書遺囑、打印遺囑、錄音錄像遺囑、口頭遺囑及公證遺囑。老人訂立遺囑，如何讓身后事不留遺憾？

首先，形式必須合規，務必確保簽名、日期、見證人等要素齊全，避免因形式瑕疵影響效力。

其次，財產范圍要清晰，只能處分個人的合法財產。

再者，處分意愿要明確，財產分配、繼承對象等關鍵信息要準確表述，確保內容無歧義、可執行。

遺囑就像是一份兼具法律的嚴謹與親情溫度的家庭規劃書，謹慎籌備，依法訂立，才能確保老人的意愿順利實現。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張慧：老人財產權利通過遺囑的方式最終進行處理，實際上也是對于他財產所有權的一種延伸和保護，尊重老人對于財產自由處置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