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底,上海公安局搞了個老干部茶話會,場面挺熱乎。
主持人念了個名字,大伙兒掌聲雷動,結果第三排站起來個老頭,二話沒說,直接鞠了個九十度的大躬。
這一鞠躬,把在場的年輕警察都看蒙了。
要知道,這老爺子手里不僅有槍繭,四十年前還沾過復旦學生王孝和的血。
一個曾經殺人不眨眼的軍統“劊子手”,最后卻安穩坐在了人民警察的慶功席上,這事兒本身就是個奇跡。
要把這事兒捋順了,咱們得把日歷翻回一九四九年5月。
那會兒的上海亂得像鍋粥,有錢人忙著把金條換美金,當官的忙著買船票跑路。
這活兒要是干成了,去臺灣能升官發財;干不成,那就等著給老蔣陪葬。
現在的年輕人估計很難理解那種壓抑感。
就在一年前,為了邀功,他剛抓了進步學生王孝和,在特務圈里那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這種人你跟他講大道理?
沒用。
中共地下黨那是相當務實,直接在法租界找了個咖啡館,給他算了一筆賬:國民黨這艘破船都要沉底了,你是想當陪葬品,還是想買份“高額意外險”?
這話糙理不糙,直接戳中了老特務的軟肋。
說白了,這就叫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做生意,賭的就是個明天。
那天晚上的行動,比現在的好萊塢大片還刺激。
一路上全是哨卡,只要他眼神稍微飄一下,或者碰上個較真的哨兵,車上所有人都得去見閻王。
最絕的是這招“燈下黑”,他沒往城外跑,而是直接鉆進了警備司令部老上司楊虎家屬的院子。
你猜怎么著?
就在他們翻墻跑路后不到十分鐘,追兵就把那地方圍了個水泄不通。
這哪里是開車,簡直就是提著腦袋在鋼絲繩上跳迪斯科。
三天后,解放軍的軍靴踩在了南京路上,上海變天了。
但組織上也沒那么好糊弄,想洗白?
得干活。
于是,這個昔日的軍統副隊長搖身一變,成了上海市公安局的“編外特工”。
這工作說白了就是“以毒攻毒”,利用他對特務系統的熟悉,反過來抓以前的同事。
為了證明自己沒二心,他一口氣交了三十多份絕密檔案,指認了五十多名潛伏特務。
這種“反水”雖然狠,但在那個年代,是他唯一能活命的救生圈。
本以為故事到這就結束了,誰知道到了1981年,又出了個幺蛾子。
他想申請離休待遇,結果卡在了硬杠杠上:政策規定必須是建國前參加革命的才行。
辦事員看著他的檔案頭都大了——這人5月起義確實是功勞,可之前是殺人如麻的特務啊。
這檔案在上海和北京之間踢皮球,誰都不敢簽字。
最后這事兒驚動了鄧穎超。
作為周總理的夫人,老太太那是見過大風大浪的。
她沒糾結那些死板的條條框框,直接批示:看人不能光看起點,得看拐點。
凡是救過民主人士命的,黨絕不能讓他晚景凄涼。
在那個非黑即白的年代,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比金子還值錢。
橫向比比看,好多同期被俘的國民黨將軍,有的還在戰犯管理所里踩縫紉機,有的雖然放出來了但也只能夾著尾巴做人。
拿到通知的那天,這位在刀尖上滾了一輩子的老人,看著滿床的葡萄糖藥瓶,眼淚就在眼眶里打轉,憋了半天只說了一句:“黨記著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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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勸他寫回憶錄,畢竟他經歷的那些事兒,隨便拿出來一段都是猛料,但他總是擺擺手。
或許在他看來,那個曾在黑暗中掙扎、手上沾過血又最終被救贖的自己,最好還是爛在檔案袋里。
他留給后人的,只有茶話會上那句“早悔早改,不算太晚”。
如果那天晚上他手抖了一下,或者腦子一熱想給蔣介石盡忠,那結局肯定是被當成反革命典型給斃了。
正因為他在關鍵時刻選對了路,更因為咱們黨有那個胸懷,才成就了這段歷史佳話。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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