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241｜暫停上學之后

本報記者 陶穩

如果一切照常，張彭15歲的女兒楠楠應該已經是高中一年級的學生了。但現在，楠楠幾乎每天都在家，既不去學校，也很少外出參加活動。大多數時候，玩游戲、刷視頻、網上聊天，是她一天生活的主要內容。

剛過去的2025年，是楠楠休學的第3年。

張彭和妻子都是大學畢業，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一直以來，孩子的成長、教育也是他們關注的重點。正因為此，張彭怎么也想不到，女兒剛進初中沒多久，就提出不想去上學了。

2025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梁鴻出版聚焦初高中生休學現象的書籍《要有光》。其中，不乏“雖然普通但足以也愿意為養育孩子提供各種支持”的家庭。

不同于過往，近年來，厭學、拒學不再是傳統認知中“差生”特有的問題。當越來越多“本不該如此”的少年出現，一些需要社會作答的問題也變得越來越緊迫：

為什么有的孩子不愿意走那條大人看來“好好的路”？以及，他們能不能走別的路？

孩子們在“一出學社”上課，當天的課程內容是“制作自己的焦慮小人”。受訪者供圖

失控

為了讓兒子小斌獲得好的教育資源，在他3歲時，劉春梅夫婦把家搬到了北京市西城區德勝片區——那是當地頂尖的學區之一。劉春梅清楚地記得，2022年6月6日，家里收到了小斌的初中派位結果，是片區里最好的學校。

“小斌很興奮，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不少人。”劉春梅說，當天下午，一家人還到學校門口拍照留念。那時候，小斌對未來的暢想是他要成為一名科學家。

變化發生在小斌升入初二后。2023年國慶節期間，小斌的父親發現他寫作業只挑簡單的做，很是不滿，父子倆發生了一次爭吵。假期結束后，小斌開始出現不愿意去上學的跡象。

起初，是劉春梅感覺到叫小斌起床變得越來越困難，即使起來了，他也總是磨磨蹭蹭不出門。不久后的期中考試，小斌成績不理想，他變得更加抗拒去學校。

為了幫助兒子調節情緒，劉春梅主動提出領養一只小貓——那是小斌從小學起便有的心愿。意外的是，小貓到家后不到一個月因病去世了，這讓小斌很傷心，此后他就堅決不肯再上學。

對小斌這樣的“循序漸進”的拒學過程，從事教育創業工作的任竹晞很熟悉。用她的話來說，很多孩子在走到休學那一步前，會釋放不少語言和行為上的信號，“那些都是他們上學動力減弱的表現”。

2018年，任竹晞的團隊進入北京一所中學的全人教育中心，幫助那些學習積極性不高的學生解決問題。短短幾個月里，大約有20個學生被送到全人教育中心。在與他們打交道的過程中，任竹晞發現，這類孩子的數量并不少，而且大多數人的“問題”都不相同，需要個性化的解決方案。

于是，2019年，任竹晞與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個專為休學的中學生服務的學習社區，取名“一出學社”。

“一出”成立的前后幾年間，在北京、上海、成都、昆明等地出現了多個與之類似的成長空間或創新學校。這些機構里，很大一部分休學的孩子并非出自“問題家庭”，相反，他們中不少人的父母都擁有高學歷、高收入、高素質。

張彭和妻子就算得上這樣一對父母。經過十多年的打拼，他們在北京買了房、落了戶，本想著這樣一來楠楠考大學、找工作的路能更寬、更順，結果女兒卻直接坐在路邊不往前走了。

楠楠不愿上學后，最初幾個月，在父母軟硬兼施的作用下，她每周會勉強到學校聽幾節感興趣的課。即便如此，到放學時，楠楠還總是臉色煞白，渾身冒冷汗。

“看得出來，上學對于她來說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意識到女兒不愿去學校不是簡單因為任性或想偷懶后，張彭和妻子只能給楠楠辦了休學手續。

承壓

在“一出”，任竹晞是批判思維課程的導師。去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她和五六個孩子圍坐在一起，以“生活中的隱喻”為話題展開了討論。那天，小鵬到晚了，搬了把椅子坐在外圍。他話不多，大多數時候都在聽別人發表意見。

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安靜的男孩，2024年中考前選擇休學的原因之一卻是“幾乎每天都跟老師發生爭吵”。

小鵬來自山東煙臺，據他說，自己曾就讀的初中里有的老師常用很難聽的話語罵學生，這讓他“看不慣，很氣憤”。

對老師不認可、對規定不適應，是導致一部分孩子不喜歡上學的常見原因。小斌出現厭學情緒后，劉春梅了解到，初二開學后，小斌所在的班級換了一位管理風格嚴厲的班主任，要求學生們把更多時間花在學習上，比如午飯后要回到教室上自習，沒有特殊情況不能外出。

這樣的新規，讓小斌覺得很難接受，進而就有了他不愿意寫作業以及后續一系列事情的發生。

孩子想不想去上學，與他們的學習成績沒有必然關系，但很可能和與成績相關的看法、壓力有關系。在《要有光》中，梁鴻記錄了一個叫雅雅的女孩，她從小用功、學習好，卻在考上當地最好的高中后因為“怕落于人后”，一度連家門都不敢出。

任竹晞也碰到過類似的孩子。小文在北京一所頂尖中學就讀時，考試常常是年級第一。可等她休學后到了“一出”卻告訴任竹晞，當她考了第一，就會擔心下次保不住這個位置，心里很慌。任竹晞說，在小文看來，“第一”是家人、老師、朋友喜歡她的條件，否則她就沒有價值。

1987年出生的任竹晞從小屬于“別人家的孩子”，高中和大學都就讀于全國知名的學校。但因為困惑于上大學的意義和未來的目標，在大三時，她也休學了，而且一休就是兩年。“那時候，我和現在來‘一出’的孩子的迷茫是一樣的。”任竹晞說。

受社會發展影響，相比于出生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父母，當代青少年普遍有更強的自我意識、更個性化的精神需求。當這樣的特點在成長過程中無法得到重視和恰當的對待，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會因為心理狀態出問題而難以堅持去上學。

楠楠不去上學后，曾主動要求去精神科就診。醫生診斷，她患有中度抑郁障礙。在《要有光》中，雅雅也確診了中度抑郁障礙和焦慮癥。由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聯合多家單位發布的《2022國民抑郁癥藍皮書》指出，抑郁癥發病群體呈年輕化趨勢，青少年抑郁癥患病率為15%至20%。在抑郁癥患者群體中，50%為在校學生，其中41%曾因抑郁休學。此外，還有一些拒絕上學的青少年存在社交焦慮障礙、分離性焦慮障礙等問題。

近年來，多地醫院相繼開設了“拒絕上學門診”。從就診情況來看，除了教學這一環節外，不舒服的同伴關系、親子關系甚至青少年本身的性格特征等都可能導致他們不愿意去上學。

小鵬就是如此。按照他原來所在學校要求，學生早上和下午放學后分別要參加早讀和晚自習。由于覺得受束縛，小鵬退出了這兩項課程。結果，由此產生的與同學的疏離感讓他感到很孤獨，這也成了他決定休學的直接因素。

“一出學社”的墻上，隨處可見孩子們的學習記錄。受訪者供圖

對峙

劉春梅和丈夫都有博士學位，兩人各自在北京一所高校從事管理和教學工作，是“讀書改變命運”再典型不過的代表。在這樣的家庭中，“孩子拒絕去上學”帶來的震蕩可想而知。

開始那段時間，三個人爭吵不斷。丈夫質疑劉春梅之前對小斌的管教過于松散，劉春梅埋怨丈夫忙于工作對孩子陪伴太少，有的時候夫妻倆又會統一戰線逼問小斌為什么不上學、不上學又想做什么。漸漸地，小斌對父母越來越防備，跟他們的交流越來越少，大多數時候都把自己關在房間里。

在劉春梅的記憶中，那個冬天格外地難熬。下班后進了小區，她常常要在車里哭一會兒再上樓回家。偶爾路過學校，看到穿校服的孩子，她也會忍不住掉眼淚。

雖然把小斌送進了北京市頂尖的初中，但劉春梅和丈夫并不算“雞娃”的家長。從小學起，他們就不強求小斌參加課外輔導班，也接受他一直處于中等偏下的成績。小斌對昆蟲感興趣，劉春梅還時不時帶他去參觀博物館和高校的實驗室。“明明條件很好，環境很寬松，孩子怎么就厭學了呢？”劉春梅想不明白。

當休學風暴到來，孩子家長通常會受到最直接也最強烈的沖擊。任竹晞見過極度暴躁、憤怒的家長，也見過極度無助以淚洗面的父母。在《要有光》中，雅雅的父親曾跪在地上向她磕頭，叫喊著“你快點好，我們都受不了了”。

所有的情緒，都源于孩子“脫軌”，而做父母的卻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

這種情況下，把孩子重新推回“軌道”，幾乎是所有家長的第一反應。2024年，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趙冬梅公開分享了自己的兒子佟浩然在初中和高中時兩次輟學的故事。為了把佟浩然送回學校，趙冬梅在自己能力范圍內做了各種嘗試。她去國外任教期間，還讓兒子在當地體驗過高中和大學預科課程。

類似的努力，許多拒學少年的家庭都做過。劉春梅找過小斌的老師，協商放寬了對他的考勤和作業要求；后來她又給小斌報名參加了北京一所知名創新學校的冬令營。在張彭家，為了讓楠楠重新對外界感興趣，他和妻子曾帶她去旅游、參加公益活動做志愿者。只是不管用哪種方法，這兩個孩子都不愿意重新踏進學校的大門。

“一出”幾乎不設學科類課程，取而代之的是邏輯思維、即興表演、社交能力等。一部分家長把送孩子到這樣的地方視為沒有辦法的辦法。一旦孩子有所變化，他們就會詢問“什么時候可以回到學校”。

“很多時候，家長對孩子回到學校的需求遠大于孩子本人。”任竹晞說，因為在父母的認知里，上學不僅是正確的路，而且很可能是唯一正確的路。如果不沿著它走，人生就會被判定為無效或失敗。

反觀

2024年4月，在小斌拒絕上學近半年后，劉春梅給他約了一節“一出”的體驗課。幾個月后，小鵬也從煙臺到了北京進入“一出”。兩個孩子都留了下來，直到現在。

“感到放松”“不用被統一的安排拖著走”“能想想自己到底想學什么、做什么”是他們給出的待在那里的理由。

在“一出”，休學不是被當作需要矯正的異常，而是孩子們要面對的成長過程中的一種狀態。“我們希望引導他們先認識自己。”任竹晞說。

認識自己，也是從“應激”狀態冷靜下來后的家長需要做的一件事。

小斌不去上學后，有一段時間日夜顛倒、飲食不規律，體重一路飆升，再加上他頭發瘋長，劉春梅夫婦越看越不順眼，“都不想跟他一起出門”。

劉春梅知道，自己對兒子的“嫌棄”，源于潛意識里自己理想的兒子外形應該是“瘦瘦高高、陽光俊朗”的。同樣的潛意識，還存在于她和丈夫對小斌未來的期待中。

“小的時候他喜歡航天飛船，我們就說以后去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后來他對生物感興趣，我們又說中國農業大學也很不錯。”看似不經意的話，實則是這對博士夫妻心中的“理所當然”。

后來，劉春梅參加了一次針對休學學生家長的心理輔導課，其中一項活動是體驗中學生的一天。從被“家長”催促起床、出門上學、寫作業，到被“老師”批評遲到、作業沒交、考試成績不理想……身臨其境，劉春梅開始理解，面對不斷涌來的要求和期待，十幾歲的孩子感到難以承受并想逃避，真不是矯情。

張彭也尋找過引起楠楠心理疾病的源頭。楠楠小學4年級時，曾因腳傷在家里休養了近半年，后來又受新冠疫情影響上了很長時間網課。“那時候，她在現實中與外界的聯系就很少了。”張彭分析道。

楠楠小學6年級結束后的暑假，張彭的妻子查出患有腦部腫瘤，她非常焦慮。那段時間，張彭在外地封閉培訓，有一次打電話回家，聽到妻子和楠楠因瑣事發生了爭吵。“當時她媽媽大聲要求她表現得好一些，多體諒自己。”張彭說，雖然后來妻子經手術后恢復得不錯，但似乎就是從那時起，楠楠與父母的關系也逐漸疏離，“家里家外，她都處于孤單一人的狀態”。

過去一年，“一出”開始更多組織面向休學學生家長的活動，為他們提供情緒出口和反觀自我的鏡子。這種反觀，不僅是讓父母理解孩子，也包括關注自己。

過去，張彭覺得自己是家里的“超人”，可以承擔每個人的情緒，解決所有的問題。楠楠休學后，他第一次承認了自己的局限性。劉春梅則不再在與小斌相處時處處遷就、處處小心翼翼。“以前如果孩子說我做的飯不好吃，我會下意識回答那下次改進。”劉春梅舉例說，“但現在我會心平氣和地說，那就是我習慣和喜歡的做法。”

神奇的是，當劉春梅像與任何一個成年人打交道一樣和小斌相處后，母子間的關系竟慢慢地緩和了許多，“現在，他愿意告訴我他的想法，也能聽進去我說的話了”。

或許正如梁鴻所說，當父母學會傾聽，同時擁有自己的生活，孩子也就有了喘息的空間。

破土

直到現在，小斌的父親依然不能真正接受兒子不愿意在傳統教育體系中一路往前走的事實，但劉春梅已經不那么想了。

“小斌剛上小學時，字寫得很大裝不進田字格。后來他適應田字格了，等作業本換成行距更小的橫線紙，他又寫不進去了。”劉春梅說，那段時間她一直在幫助小斌跟上“寫字標準”，但現在回過頭看，或許有的標準本就不適用于每個人。

休學近兩年后，小斌的精神狀態有了明顯改善，他從小就有所表現的創造力和動手能力有了施展的空間。在“一出”，小斌自己組裝了一臺電腦，申請了服務器。在家里，門窗、電燈壞了，他也很樂于維修。

“雖然不知道這樣的孩子要在什么環境下才能真正適應，但我漸漸相信他自己會找到答案。”劉春梅說。

在趙冬梅的分享中，反復嘗試將佟浩然送回學校未果后，她接受了兒子只有初中文憑的事實，但同時要求他要自食其力，為自己學習。幾年后，佟浩然順應自己的愛好，成了一名攝影師，兌現了與母親的約定。

獨自在北京待了一年多，最近小鵬有了回學校的想法。在“一出”，孩子們“畢業”被稱為“破土”。從那里“破土”，沒有什么標準和考核。每個學期，導師們會組織一次答辯，讓孩子們陳述自己做了什么，有什么變化。6年多時間里，“破土”的孩子中有9成或是回到中學繼續學業，或是直接考入大學，還有少數孩子則開始創業或靈活就業。

小鵬在等待自己的“破土”時刻。

任竹晞覺得，比大多數人回到“正軌”這一結果更重要的是，這是孩子們自主做出的選擇，就像當初的自己——兩年休學期間，任竹晞參與了一個國際青年組織的項目，并從中發現自己真正感興趣的事情是教育，回到學校畢業后，她開始了教育創業。

如今，任竹晞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大女兒因為情緒敏感，從小學一年級起就偶爾有不愿意去學校的念頭。現在，任竹晞夫妻倆和女兒約定，如果她在上學時有任何身心方面的困難，都要及時與父母和老師溝通。

任竹晞從不避諱講出這件事。作為一個長期與休學學生打交道的人，女兒的表現讓任竹晞更確定，當孩子“不想上學”時，不是用一個或幾個標準方法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自己也是一個普通媽媽，要學習與孩子一起面對這樣的情況。

同樣在學習的還有張彭和妻子。意識到楠楠休學有多方面原因后，除了讓她接受藥物治療和心理咨詢，張彭和妻子也開始定期進行婚姻心理咨詢。他覺得，父母的狀態好了，孩子的狀態才會好起來，“朝夕相處，她聞著味就能湊上來”。

和所有創新學校、成長機構一樣，“一出”并非能改變每個休學孩子的狀況。任竹晞曾形容這就像是陪孩子在走一個很黑且不知道距離有多長的隧道。

同樣的感覺，梁鴻在調研和寫作時也很強烈。當40萬字的文稿成形后，她在標題處打出了“要有光”3個字。

這是她對所有正在隧道里行走的孩子的祝愿。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張彭、楠楠、小斌、劉春梅、小鵬、小文均為化名）

來源：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