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石溫泉到減肥針，7個被嫌棄的研究，如何偷偷改變你的生活

科研經費申請會上，總有人拍著桌子問，“這研究到底有啥用？能轉化成產品嗎？能賺錢嗎？”這種問題聽得我耳朵都起繭子。

好像基礎研究必須立刻掏出個能賣錢的東西，才算沒白花錢。

但今天我想聊聊，那些當年被罵“無用”的研究，后來是怎么偷偷改變世界的。

1966年，美國科學家托馬斯·布洛克跑到黃石公園，蹲在滾燙的溫泉邊發呆。

同事笑他閑得慌，“研究這些水里冒泡的細菌有啥用？又不能吃又不能賣。”

他不管，硬是從溫泉里撈回一種叫“棲熱水生菌”的微生物。

十年后的1976年，另一位科學家錢嘉韻盯著這細菌犯愁，這玩意兒咋這么耐燙？她死磕到底，從細菌里拆出一種“耐高溫DNA聚合酶”。

當時沒人想到，這東西后來成了PCR技術的“心臟”。

現在醫院做核酸檢測、警察破陳年舊案、考古學家給千年古尸測DNA，全靠PCR技術放大微量基因。

當年被笑“研究溫泉細菌浪費錢”的布洛克，大概也沒想到，他撈的那勺水，后來成了現代醫學的“金鑰匙”。

不光是細菌，連毒蜥蜴的口水都藏著驚喜。

1992年，美國藥理學教授約翰·恩德斯在實驗室里盯著吉拉毒蜥發呆。

這蜥蜴咬一口能讓人血糖驟降，他好奇，毒液里到底是啥在搞事？

他帶著團隊一點點分離，最后找到個叫“exendin-4”的多肽。

這東西和人體腸道里的GLP-1長得像，但有個優點，GLP-1進了身體幾分鐘就沒了，它能撐幾個小時。

本來想研究毒蜥毒性，結果發現了“減肥神器”的種子。

后來科學家把這多肽改造了一下，就有了現在火遍全球的司美格魯肽。

肥胖人群靠它控制食欲，糖尿病患者用它穩血糖。

誰能想到，當年被嫌“研究毒蜥蜴沒用”的項目，現在成了年銷售額幾百億的“救命藥”？

還有個更離譜的，胡蘿卜里藏著屏幕的秘密。

1888年，奧地利植物學家萊尼茨爾閑得無聊，從胡蘿卜根里提取了種物質。

他發現這東西加熱到145℃會突然變透明，再加熱又渾濁，涼了還能變回去。

他搞不懂，就把樣本寄給物理學家雷曼。

雷曼一看驚了，這既不是固體也不是液體，是種新狀態，他給這東西起名“液晶”。

當時學界炸了鍋，物質不就固液氣三態嗎？這玩意兒算啥？液晶研究直接被打入“非主流”，一停就是幾十年。

他盯著液晶發呆，這東西對溫度、電場敏感，能不能用來做顯示屏幕？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手機屏、電腦屏、電視屏，全是液晶的天下。

當年被罵“顛覆物質分類”的研究，現在成了每個人離不開的東西。

講這些故事不是為了懷舊，是想掰扯個理，基礎研究就像埋種子，你不知道哪顆會發芽，更不知道會長成參天大樹。

但現在不少人總急著挖開土看，“咋還不長？是不是死了？”

前陣子刷到個新聞，美國特朗普政府直接撤銷了國家衛生研究院近20億美元的已批科研經費，還終止了國家科學基金會1400多個資助項目。

更離譜的是，他們還計劃削減2026財年36%的非國防研發支出。

要是當年美國砍了這些項目，現在醫學、農業、生物科技不知道要落后多少年。

哈佛大學前科學顧問約翰·霍爾德倫算過筆賬，每1美元基礎研究投入，社會能拿到10到20美元的回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做過研究，政府每投1塊錢基礎研究，20年后能收回5塊多。

這賬算下來，怎么看都是穩賺不賠的買賣。

可為啥還是有人覺得“不值”？大概是因為基礎研究的回報太慢了。

企業等不起，他們要的是三五年就能上市的產品，哪有耐心等十年二十年？所以私營部門很少愿意投基礎研究，這事還得靠政府。

你可能會說，“咱們自己的研究呢？”我查過，咱們國家這些年對基礎研究的投入確實在漲，但跟發達國家比，占總研發經費的比例還是低了點。

而且不少地方還是喜歡投“能看見摸得著”的項目，對那些“不知道有啥用”的基礎研究，總有點猶豫。

紫色矮牽牛花研究發現基因沉默現象，一開始被笑“吃飽了撐的”，后來成了遺傳病治療的關鍵。

如此看來，砍基礎研究預算，就像把未來的彩票扔了。

你不知道哪張會中，但扔了就肯定沒機會。

現在省下的錢，可能未來要花幾十倍幾百倍去彌補技術差距。

那些今天被嫌棄“無用”的研究，說不定明天就會變成你手機里的屏幕、藥箱里的救命藥、醫院里的檢查儀。

希望政策制定者能多些耐心，少些短視。

給那些“不知道有啥用”的研究多一點時間和錢，別讓下一個PCR、下一個司美格魯肽，因為我們的“等不及”而胎死腹中。

改變世界的種子，往往就藏在那些看起來最不起眼的“無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