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的六個鮮明特征優勢，助力其走上國家領導人崗位

大家都知道，中國革命與建設征程中，李先念同志以其獨特的成長路徑和卓越貢獻，從一名普通工匠成長為黨和國家卓越領導人，成為政壇長青樹。有人不禁要問，他的身上到底有哪些特質，讓中央對他如此器重呢？筆者總結了一下，大概有這么六點（純屬個人觀點）。

第一，他根植于民知道百姓疾苦。1909年，李先念出生于湖北黃安（今紅安）一個佃農家庭，12歲即離家遠赴漢口學習木匠手藝，親身經歷了舊社會手工業者的艱辛。這段長達數年的市井生活，不僅磨煉了他的意志，更讓他對城市平民與鄉村農民的生存狀態有了切膚之感的理解。

1926年，17歲的他回到家鄉，正是基于這種天然的階級情感和對民間疾苦的深刻認知，迅速投身并領導本地農民運動。次年，他率眾參加黃麻起義，年僅18歲便當選為高橋鄉蘇維埃主席。這種源自底層、服務底層的深厚情懷，貫穿其一生，成為他制定政策時始終注重民生、關切實際的根本出發點。

第二，他善于從實踐中學習。李先念的軍事與政治才能，是在嚴酷戰爭實踐中“學出來、打出來”的典范。1929年加入紅軍后，擔任紅33團政委的他，面對軍事知識的空白，從最基礎的“一二一”行軍口令學起，虛心向營長孫玉清等同志請教，刻苦研讀《孫子兵法》和蘇聯軍事條令。

他的學習速度與實戰轉化能力驚人。僅一年后，1930年，21歲的他便成為紅軍中最年輕的師政委之一；至1933年，24歲即擔任紅30軍政委，指揮萬余人的部隊。在川陜根據地反“六路圍攻”戰役中，他支持并協助徐向前同志運用“收緊陣地、誘敵深入” 的戰法，率部參與了一系列關鍵戰斗，為粉碎國民黨20余萬大軍的進攻立下赫赫戰功，被毛主席贊譽為 “學習戰爭中的榜樣” 。

第三，他顧全大局講黨性。1937年，西路軍歷經慘烈戰斗最終失敗，作為西路軍重要指揮員、原紅三十軍政委的李先念，承受著巨大軍事失利的壓力和個人命運的轉折。回到延安后，組織上安排他學習過后，擔任八路軍第129師的一個營長，從軍政委到營長，這個落差是極大的。

但是，他毫無怨言，堅決服從，體現了“革命戰士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純粹黨性。這一舉動，深深感動了中央領導。毛主席在接見他時，特別肯定了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的英勇，并很快根據其才能，任命他為新四軍第四支隊參謀長，重返重要領導崗位。這種絕對忠誠、不計名位的品格，是他贏得全黨信任的基石。

第四，他堅韌不拔意志特別堅定。1946年6月，國民黨當局集結30余萬重兵，企圖圍殲我中原軍區6萬部隊。作為中原軍區司令員，李先念在黨中央指揮下，毅然決定實施戰略突圍。他率北路突圍主力，在敵軍重重包圍、前堵后追的絕境中，歷時36天，跨越山川險阻，行程數千里，最終成功跳出了包圍圈，保存了1.5萬骨干力量。

中原突圍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全軍，充分展現了李先念在戰略逆境中臨危不懼、百折不撓的鋼鐵意志和卓越軍事指揮藝術。

第五，他勇于擔當不怕困難。1954年，黨中央決定讓他任國務院財政部長兼財政黨組書記。面對這個陌生而艱巨的領域，李先念沒有退縮。他刻苦學習經濟知識，深入調查研究，團結各方力量，迅速打開局面。

他在主持財政工作期間，參與領導了穩定物價、統一財經、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應對自然災害時期經濟困難等一系列重大財經戰役，為確立和鞏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財政經濟管理體系作出了奠基性貢獻。這次成功的“跨界”擔當，展現了其卓越的全局領導能力和學習適應能力。

第六，他思想解放大膽探索。1978年前后，他積極支持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堅決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

尤其是在創辦經濟特區、引進外資、發展外貿等方面，他發揮了重要的決策和支持作用。數據顯示，他在擔任國家主席期間，中國改革開放全面展開，國民經濟活力顯著增強，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超過10%，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他以其豐富的經驗和威望，為改革開放事業的順利推進提供了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