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國作家的文學往事 | 金弢

文學離不開生活，當年作家們出訪又是如何？

I、外匯

II、紅燈區

III、跳蚤市場

I、外匯

（圖一、八十年代，金弢(右)陪同王蒙部長在京會見西德作家）

一九八五年，我們有一個團出訪西德，團里有位上海作家，她比較有生活經驗和經濟頭腦。那年在國內，一個西德馬克官方兌換約 2·50元人民幣。出于好奇，可能也是想能否多積攢些外匯回國買彩電，一作家身邊正好有好幾百人民幣現金（參照：是年，大學畢業月薪，北京 56元、上海 58元、杭州 54元），想了解一下人民幣到了德國換馬克是什么樣的比值，于是讓我在機場外幣兌換臺打聽。我說我們來自中國，帶了本國貨幣想在此消費，能否換成馬克。

一個國家的貨幣代表著一個國家的臉面和尊嚴。一個國家如果在世界上沒有地位，且不說國際政治、國人的人格，就連其貨幣也是任人耍弄。

端坐柜臺的是個瘦精精的老頭，他問，是中國大陸還是中國臺灣，我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老頭說，好，等等，我查一下，說著從柜臺底下抽出一本厚厚的目錄表，形狀像極我在中國民航局見過的查航班的大本本。

老頭好不容易找到我國貨幣，瞇起眼睛說能找到我們的人民幣。我問他要拿多少人民幣能換一個馬克。老頭說，可以，可以，用十二點五個人民幣換一個馬克。他這么說，一下子把我們嚇住了，在國內就是私下交易，用十二元人民幣都能換到一個美元了（當年在西柏林要3.20馬克換一個美元），要十二點五個人民幣才換一馬克也太黑心了。我們無趣地離去。

團里有位作家說，換不換是你的自由，人家又沒有強迫你。沒走幾步，那位上海作家突然醒悟道，既然一個馬克能換那么多人民幣，我們還不如把身邊的馬克都換成人民幣帶回國，這樣不就值了？！大家覺得這個主意不錯，于是又讓我去問問，能不能拿馬克換人民幣。我們再次來到換幣處。

那老人家又一次抽出那本本，說：馬克換人民幣也可以，請等等讓我查一下兌換率。一查結果是一馬克只能換2·20元人民幣，給的還不是人名幣外匯券。大家誰也沒想到這一進一出的差價會如此之大，真讓人長了見識。

這說明，你國家的錢人家不在乎，自然也不尊重，是在當猴耍，你愛換不換。有團員稱，這就是經濟自然規律，關鍵要看是誰求誰的問題！

于中國作家而言，那年硬通貨實在稀罕，實在金貴。人到國外，誰都省吃儉用。每花一分外匯，都舉足輕重，須考慮再三，因為回國能買上一臺彩電，那是全家的期待，是出國至高無上的目標。在西柏林，作家團自費吃了一碗湯面，讓人不禁糾結了好一陣子！

作家們出國的餐費花銷，會舉足輕重。那次“西柏林地平線藝術節”，當時發給每位作家的一千馬克，名義上說的是給每人的版權費，但實際上其中還包括了一定次數的餐費。就是說，只要組委會主持的活動帶有用餐招待的，那頓飯自然是免費。但碰上沒有活動安排時，各自用餐就得自理。但團里是誰也不舍得下一次餐館，想想西柏林只有十天會議，接下去順訪聯邦德國兩周，是吃住全包，在西柏林哪怕再艱苦，堅持一下不就挺過去了？

然而，中國人的胃又是特別的特別，加之到了西柏林，也是人生第一次接連十天吃西餐，讓人委實受不了，特別是年長的作家。不光飯店的西式早餐，就是期間有招待會，用餐也是頓頓西餐。又則，大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國，缺乏經驗準備不足，出國前滿以為伙食均由對方招待，誰也沒想過帶什么正經吃的，除了個別帶些花生米之類，連方便面也沒想到。行前集訓時還專門提過，到了國外，也許旅店里不允許用燒水壺，并且強調了國外的電插頭跟國內不一樣。那也是我唯一一次沒帶方便面的出訪。

幾天下來，看得出大家的胃都已經快堅持不下去了，神色抑郁且又無奈，為了外匯大家都忍著。一天下午，大會沒有安排，全團聚集，去逛西柏林的主街——公侯大道，不經意來到鬧區一家中餐酒樓。久違的中餐，向往已久的大家突然感到無法抑制的情不自禁。舒婷不由大聲說：“我太想吃一頓中餐了，這一點錢大家就別省了，我們進去一起吃一碗面吧！”有人隨聲附和，有人沒吭聲，我當時感覺還是有很多人心疼這碗面錢的，我自己就舍不得，腦子里一直想著給還沒滿月的女兒買個冰箱。但誰也不好意思開口阻攔。在幾個人的起哄下，王蒙團長同意了，我們進了中餐廳。

服務員是個小伙子，說的國語帶有東南亞華人的廣東口音，對大家的到來很是周到熱情。菜譜厚厚一本，里面滿是五顏六色的菜肴照片，但大家都往價目欄里看，尋找最便宜的菜。有人發現了三鮮大湯面，價錢也不是很貴，一碗十五馬克（是國內機關干部一個月的工資），這在菜譜的正餐里幾乎是最便宜的了。我把湯面的配料翻譯成中文，說面里有蝦有肉有冬筍。大家異口同聲：定了，就吃這個！雖然大家進了餐廳，但對這頓自費的中餐，要花去不少錢心里一直是忐忑的。其他菜肴雖看上去鮮亮味美，但一看價格就讓人望而生畏。于是，全體無一例外地都選擇了大湯面。

跑堂見我們選擇完畢，迅速過來，恭敬禮貌地問我們想吃點什么。有人說：

“每人一碗大湯面，據說這是貴店的拿手菜，我們是特地趕來的，”不免有點自我解嘲的意味。

跑堂問我們想喝點什么？

大家說：“面里反正有湯了，喝的就不要了。”跑堂的臉上露出些失望。

后來我到德國留學才知道，跑堂的收入，大多店都是根據營業額的多少抽成的，顧客消費得越多，他們的提成就越高。

等了差不多半個鐘頭，四個跑堂每人四大碗，用大托盤端來了三鮮面。這種享受是讓人沒齒難忘的，這像忍受了多年委屈的中國胃，終于找到了極致的福音。大家很是享受這碗大湯面！餐畢要分單付賬，于是想到了小費。有人提出，不給小費不行，多給也沒必要，建議每人給一個馬克，加餐費每人付十六馬克。跑堂過來收錢，完后面無表情地走了。

不僅是因為大家一個禮拜以來沒再吃到熱騰騰的中餐了，而且吃完后沒給環保留下任何負擔，更是那碗面的確物有所值，性價比很高，在回酒店的路上，大家一直津津樂道：好吃，量大！然而十六個馬克還是讓人心痛，誰都耿耿于懷，這不僅是一個月的工資，更是硬通貨。爾后團里管財務的跟團長商量，最后決定這頓飯錢就算請外賓喝了咖啡，入賬進了公費。全團每人拿回了花去的餐費，個個喜出望外。

好吃的大湯三鮮面最讓人難以忘懷的是團里的兩個青年女作家舒婷和傅天琳。到了第二天下午，她倆又想起了三鮮面，想想第一碗的面錢反正退了回來，不如拿這錢再去吃一回，那實在是太好吃了，于是兩人悄悄去了。我記得有什么緊急事要通知大家，但就是四處找不到她倆，去了飯店服務臺，她們的房間鑰匙也被拿走了。好不容易在大門口等到了她們，我還沒來得及發通知，兩作家一臉苦相：“我們又去吃了，還是那跑堂，對我們態度極差！而且面的味道比昨天的差遠了，量也少多了！”

II、紅燈區

（圖二、左起：王蒙、馬漢茂、金弢、鮑昌、劉劍青、舒婷、孔捷生、章國鋒、西戎、付天琳、方冰、黃宗英、德方陪同、張抗抗、作協外事秘書、德國郵政部長，1985年在西德）

作家們出國希望去西方國家，除外匯的好處外，還有大家心儀、但不能啟齒的事，就是要了解一下資本主義的腐朽、陰暗面——紅燈區。身為“馬列主義者”，是要提倡全面看問題。當時的口號：我們不光要看到資本主義經濟發達的一面，我們也要看到他們腐朽墮落的一面。這是當時冠冕堂皇的口號。這一點，出訪到了社會主義國家就沒有“全面看問題”的機會了！

多個作家團去了民主德國，不到一星期就會說：“他們跟我們差不多，沒什么好看的。”有個訪民德團，我們到了德累斯頓，地方作協主席送我一本厚厚的全裸攝影相冊，全是青春少女、金發女郎的全赤身出鏡。東德雖是社會主義制度，但性開放并不亞于西方。東柏林的裸體浴場，相比西德，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回到柏林，團里輪著看了無數遍。一團員稱：“這是我這回來東德的最大收獲！”回到作協，有人聽說我帶回這么一本影集，來借去看，稱：“可為中國出藝術攝影集作參考。”結果，影集在機關傳閱了好幾個月。不難想象，經歷了文革的中國，當時是多么封閉啊！

參觀紅燈區，是極為隱秘且心照不宣的事，大家嘴上不說，更不敢公開提這樣的要求，但時時念懷于心。到了八十年代中，雖然改開逐步全方位啟動，但“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依然存在。當時的管理是，桌面上是冠冕堂皇的國家政策，但實際操作時又是異常的靈活機動。

去了紅燈區，只要回國不大張旗鼓地宣揚，單位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其實這種好奇心誰都有，哪個去了西方國家的團隊都大同小異。行前集訓時還會向大家慎重交代一句：“小心！別誤入不當之地！”意思是說：紅燈區不能去。八十年代初，紀律還很嚴格，明言規定，擅自去了紅燈區，黨員作黨內處分，團員作團內處分。還得算上一次重大外事記過。

一九八五年隨團出訪漢堡，我一位“北外”同窗在領館做隨員。當作家團跟領館人員座談時，學友拉我躲進辦公室聊天，我談及漢堡舉世聞名的紅燈區近在咫尺，問他是否去過。他矢口否定，說是去了被發現，黨員去黨，團員去團，并且立馬調離回國。

大家都想看紅燈區是不言而喻的，但怎么個去法須深思熟慮，不能明目張膽。要事先查看好一家性電影院，跟團長捏估好，晚飯后無事閑逛佯作無意走到了小電影院門口，就說出于好奇想進去看看。既然買了門票，發現是此類特別電影，為避免“可惜了”國家外匯，也就不退出來了，“既來之，則安之”。

文革剛結束時，看內部電影《多瑙河之波》里的摟摟抱抱，已把整個影院撩動得一片嘩然。當時國內有門路的，最多也只見識過所謂的“三級片”，充其量不過光了身子，床上翻云覆雨做幾個假動作罷了，正經的姿勢都不敢擺。所以團里誰也不會想到這種性電影開放的程度。不僅真槍實彈，而且均是壯男美女，加上超大的特寫鏡頭，配有一流攝影技術，讓人看得心驚肉跳、錯愕不已。

有一個團，大家正看著小電影，出于不明的某種原因，一位老作家突然一聲：“實在是太腐朽墮落了”，說著站起身來。聞之，其他人為了顯示自己的政治覺悟也不低，于是隨聲附和：“真是！真是！”這么一來，誰都不好意思繼續看下去了，像是唯獨他腐朽墮落似的，都心存惋惜地離席出了電影院。想來也是確實冤枉，這種電影是一次性門票，你愛看多久可看多久，雖然很多大城市，女性觀眾可以免費入場，然男性每人十五馬克可不是小數。盡管花的是國家的錢，但看了還不到五分鐘就退席，實在是物有不值。

領隊得了經驗，在往后的出訪團，將每人分開安排座位，因為這類電影院都是小包廂式的，有很多個，上映著不同的片子。領隊關照每人，講好待到來叫為止，不想看了就在座位上睡覺，以防一哄而散，怎么也要對得起這張門票。

想看這種電影的好奇心，女作家并不亞于男作家。因不知團里會否擇機安排，她們會私下請人帶去看，并感謝“讓人體驗了生活。”

大家想去紅燈區也就是為了飽飽眼福，出格的行為從未有過，這是作家的人品與道德把關，畢竟八十年代社會風氣淳樸。我有大學摯友，學法語出身，工作也是外事，一次邂逅外賓下榻的北京「昆侖飯店」，交談中提及此話題，問他屢屢陪團出國，是否真有人去過“皮肉交易”的。他大聲笑道：哪敢！哪敢！國人有色心沒色膽，心思思的，但真見到洋妞，個個嚇得“垂頭”喪氣！

但他透露兩個秘密：一是不少人讓他陪去偷買性交影冊，冒著進關被查作處分的風險，不惜黨員被開除出黨、毀掉仕途、拿斷絕前程的終身判決作賭注。不是有一高干文化人到了國外，因生活作風出了丁點問題就毀了政治生涯？！

二是巴黎色情場所有種“親膚服務”，它不同賣淫，不讓真刀真搶，只許愛撫。同學說，個別年邁團員，沒火候但有愿望，出國前聽說過這類服務。小房間有玻璃隔板，設有兩個直徑十厘米的圓孔，可將雙手伸過去；玻璃后有一小床，上躺一個赤身全裸女郎，渾身任由撫摸，給個價可進行二十分鐘。上了年紀的可一面撫摸，一面回憶美好的青春年華。后來有團去西柏林，我們還真發現了相同的服務提供，真讓人大開眼界。

西柏林有遍地開花的西洋鏡，所謂西洋鏡，就是看姑娘真人全裸出演。觀眾每人一小間，往投幣箱丟一馬克，兩張小布簾會自動朝兩邊徐徐啟開。表演場中間有一個直徑為兩米的轉盤，上面躺著一個槃旋偃仰、搔首弄姿的年輕女郎，盡展妖艷，擺弄各種身姿和誘人的體態。一分鐘過后，小簾子會慢慢收攏，若想繼續看就得繼續投幣。有人看完后開懷大笑地出來，問其何故，說是得了便宜，碰巧趕上了女郎換班，這樣，一馬克看了兩個。

到了漢堡，大家會去“人肉市場”參觀，那是一條舉世聞名的圣保利區(StPauli)、繩索大街(Reeperbahn)。這里，“燈紅酒綠、肉欲橫行”被演繹得極致。那條主街雖然已是色情畢露，但這僅僅算是色情而已，而且整條主街，男女老少皆可自由通行。走過幾條橫街，就會來到只允許成人男性的進入之地。街口筑有一堵擋眼墻，立街口中間，游人經兩側出入。進入后，橫街兩旁成排的櫥窗里坐著穿戴僅剩三寸、少得不能再少的妖艷女郎，擺弄著各自認為最富魅力的姿態，挑逗櫥窗外虎視眈眈的眼球，她們勾起食指向上，給你發來熱邀。若有人傾意，女郎會打開櫥窗上的小玻璃門跟你交易，細談服務內容，討價還價。一旦交易成功，訪客從側邊小門入內，櫥窗的簾子會自動合上，出現示意牌：正在工作。

對一個封閉幾十年、意識形態截然相左的社會人，誰都對這外部世界欲親歷一番，急切之情毋庸贅述。

III、跳蚤市場

（圖三、左起：馬德升、金弢、劉索拉、程乃姍、魯彥周、鄧友梅、張潔、王安憶，1988年9月德中作家論壇在漢堡）

到了西方國家，中國作家逛跳蚤市場是一番別樣的體驗，尤其是第一次，更是在那個年代！它之所以具有極大而難以抵御的吸引力，是因為這里的東西會出人意料地便宜，異常地價廉物美。文革前記得讀小學時見過舊貨店，抑或“二手店”。這種舊貨店，隨著“破四舊”運動的興起，被風卷殘云般地蕩然無存。即使有個別漏網的，業已改頭換面成了“調劑”商店。

一九八五年六月，王蒙、鮑昌率領的那個大團，至今為止空前絕后。上了飛機，王蒙因為是中央委員，黃宗英因為是文化名人、趙丹夫人，飛機剛起飛兩位都被空姐專誠請去了頭等艙。二十八小時的長途飛行，期間出于禮貌和尊重，我去看望他們。人在頭等艙盡管舒適，寬大的沙發，座位前寬寬敞敞，王蒙、黃宗英前后坐兩排。但長途的飛行一個人也很孤寂無聊。見我的到來，黃宗英很是開心。她讓空姐拿來啤酒請我喝，我讓空姐給我們留影，于是有了我跟宗英大姐在頭等艙的合影留念，一直珍藏至今。

那個團，黃宗英最年長，團里大家尊稱她“宗英大姐”，我也斗膽跟隨大家叫她大姐，這也成了我往后見到年長女作家都稱大姐，不僅黃宗英如此，一次在機關財務處巧遇丁玲，她似乎健康欠佳，我稱她大姐讓她開心不已。第二年五月，瑞士海外華文女作家趙淑俠來京訪問，我陪她去家訪冰心，趙叫冰心老人稱大姐，我也叫大姐，高興得冰心老人稱自己突然感到年輕了兩代人，對我倍感親切。

我們那個團到西柏林已是六月中旬。行前，大家以為都快夏天了，所以衣服帶得很少。但誰也沒想到，六月的西柏林會那么冷，氣溫降到了零度，天還下起了雪。團里人人衣著單薄，出門凍得受不了。但在那里添置衣服是絕對不可能的，德國的東西那么貴，都是驚人的價位，當然還要付硬通貨西德馬克。陪同我們活動的本地中國留學生提醒，說西柏林有跳蚤市場，雖是舊貨，但衣服品質都非常好，常有八九成新的，只是款式過時人家不要了，而且絕對超級便宜。當時別無選擇，只好讓留學生帶我們去。

團里領導也沒有足夠上衣，冷得直打哆嗦，在舊衣攤見到一件醬紅色皮夾克，一上身，大小、款式都非常合適，有如量體裁衣。問價說要五馬克，其實已經便宜得不得了了，那可是真皮真料的。留學生陪同說，“跟這些土耳其人是可以討價還價的，土耳其人習慣的開口價往往會高出心里底價，留一定的余地讓你討價，你如果不還價，那就是自己白吃虧”，而對我們而言，每一個馬克又是何等珍貴。既然可以討價，這也符合中國人的習慣，于是我替領導向那土耳其老頭還價。那老頭看我們來的人多，怕不讓價我們一哄走去了別的攤位，就讓價成了三馬克。我們正要付錢，那留學生發現皮夾克少了一顆鈕扣，提醒那土耳其人，老頭爽快，一口價讓到了兩馬克。買了皮夾克，領導當即穿上，不光御了寒，人還一下子精神了起來，頓間年輕了十歲。

那土耳其老頭見我們一大隊人馬，都是亞洲人，好奇地問我是從哪里來的，我戲稱我們從日本來。那老頭馬上說：“日本人從不來這種地方。”我發現謊言被戳穿，不敢往下對答，于是哈哈大笑。張潔回過頭問我跟那老頭在說什么這么開心，我把對話翻譯給大家聽，人人聽了都哈哈大笑。

下午的作品朗誦會由團里領導主持，他毫無顧慮地穿著那件新買的舊皮夾克登臺致開場白，臺下有團員稱贊，團長這件夾克真是有模有樣，顏色也很搭配，顯得很精神。知情的作家竊竊私語：“上午剛在跳蚤市場買的，才花了兩個馬克，衣服還少了一顆鈕扣，只是坐在那里看不見。”大家聽了頓時不由失聲嘩然，但又趕緊壓低嗓門，因為在場的鄰座除了大陸作家，還有來自香港、臺灣、新加坡及東南亞的華語作家，當然數我們大陸作家最窮了，只有我們的人民幣在這里不能流通，新加坡、香港、臺灣的都可以自由兌換。而且我們又特別好面子，事事處處都怕丟臉，怕被人看不起，尤其在臺灣作家面前更是不想有失身份。在那時，這其中還包含一定的政治因素。

事情往往是說巧也巧，說不巧也不巧，總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大陸作家本來就跟臺灣作家諱莫如深，無形中老在比著，起碼我們大陸作家會這么感覺。兩種不同的體制無意中產生的對立感，政治見解的相悖，經濟上我們又不愿承認臺灣的優越性，這種攀比，暗地里較著勁，為女作家尤甚。最終發生了最令人不堪的尷尬。

前一天去跳蚤市場是因為天氣實在太冷，讓留學生帶去是為了救急。結果發現東西又好又便宜，完全超出預料，像團領導那件真皮夾克文革時在國內根本見不到，這類貨真質高的稀罕衣品一旦有，準是天價。

回到酒店，讓沒去成的團員羨慕不已，于是決定第二天再去，這回已不再是為了天寒救急的初衷。第二次出發，大家滿載而歸，盡管大有收獲，但也讓人攤上了始料未及的尷尬，情形慘不忍睹，讓人終生難忘。

再次的出發，誰都打算多買一些帶回國，這些可是價廉物美、極好的禮品，可以饋贈親友。團里兩位平時很注重面子的女作家讓我陪著買，因看得上的東西實在太多，就買得遠遠超出了自己攜帶的能量，特別是那些女式披風大衣，款式掐腰的，就像好萊塢明星英格麗·褒曼演《卡薩布蘭卡》時穿的那種。

我們因為長期封閉，跟國際時髦款式已經脫節太久，別人過時不要的東西，在我們眼里卻是新穎時尚。西方人淘汰或丟棄的舊衣服，并不是因為衣服破得不能再穿，而是只因款式過景而嫌背時，但對這種款式的過時感，我們絲毫沒有。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十年文革，服裝樣式幾十年沒變。中國人的教育，從來強調吃飽穿暖要知足，還宣傳發揚艱苦樸素的革命傳統，更是提倡“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那些別人處理的舊衣服，不但對我們來說款式新潮，均是見所未見，而且材料質地上乘，都是真貨真料，人人是所見所愛。于是，兩位女作家買得遠遠超出了她們的預期。那種披風式的呢大衣，用亞麻料制做的風衣，各種真皮的服裝，件件讓人愛不釋手。

因為買得實在太多，始料未及，而且大多是厚重的大衣，出門時也沒想到帶上些口袋，只好都挎在手臂上，像是抱著個大胖熊。要了出租車，車費是可以入賬報銷的，回到了五星級洲際飯店，其實西方人一眼就能認出我們是在跳蚤市場掃的貨。我還在付出租車費時，兩位女士滿打滿地摟著抱著成堆的大衣已迫不及待地下了車。剎那間，座位靠酒店那一面下車的女作家不禁痛苦失聲地叫了起來：死了！死了！

原來酒店大門正好走出來陳等一幫臺灣女作家，跟我們正撞了個滿懷。沒有別的退路，兩女作家只好死活硬著頭皮往前走。事后一位回憶說：當時真恨不得能打個地洞鉆了進去。

那時我們只強調穿新衣服，尤其對孩子。衣服不講究純棉、純毛的質地，不在乎化纖材料。不光樣式我們落后國際流行款半個世紀，而且價值觀與西方人也相去甚遠，特別是童裝。我們什么都要新的，小孩子過年穿新衣服是幸福生活的標志，但化纖、晴綸無所謂，也不懂衣服用料對健康的益害，只要新的、亮麗就行。我們做父母的怎么也沒想過讓孩子穿別人穿過的二手衣服。

我們去柏林，那是我們對德方的回訪，三個月前的西德作家團率先訪問了北京，他們知道我有一個嬰孩。一個柏林作家跟老婆提起此事。于是他夫人收集了一些自己兩個孩子穿過的、但仍很新、而且質地上乘的童裝牛仔衣褲送給我。到酒店打開一看是孩子穿過的，覺得自己孩子穿別人孩子穿過的舊衣服心理上無法接受，遂把整包童裝都扔進了房間的紙簍。

其實那都是品牌，雖用過，但質量擺在那里，且均洗凈燙平，否則他們的孩子肯定還能繼續穿。西方的童裝是絕對有保證的純棉，這對健康至關重要，只是我們一無所知罷了。現在回想起，連自己都覺得可笑。

第一次出訪巧遇跳蚤市場的成功，以后的出國，去跳蚤市場成了每個團的例行公事，王愿堅、路遙團，馬拉沁夫、莫言團，公劉團，團團都去。在西柏林，王愿堅回憶說，他當年被打成右派，老婆一夜間白了頭。這回出國前他就打定主意要給老婆買兩樣東西，一是染發劑，聽說德國貨質量好；二是給她買一件毛料大衣。沒想到一看價格實在嚇人，恐怕口袋里所有的外匯都掏空了還不一定夠，無奈只好在舊衣攤上挑一件好的、新的，還請陌生女士試穿。頭一天去時，莫言對跳蚤市場上土耳其人賣的黃油煎大餅聞得特別香，第二天同樣的氣味把他惡心得無法忍受。作家張承志對他調侃：“那是因為你昨天餓了！”

以上所敘述的一切，這種顯窮失臉面的往事，如若放在二十年前，我們是難以啟齒、不愿回首的，那是因為我們還沒有足夠的底氣與自信。眼下的中國已是今非昔比！往昔的屯蹇、不齒與不堪，而今卻成了珍貴而不可多得的生活顛連、成了絕無僅有的真實史料！如若論及我們中國人三十年來物質文明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這些艱難困頓難道不正是多具有說服力的史實與見證？！

沒有比較就看不見進步！

2025年12月31日德國慕尼黑

作者簡介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國語學校高中畢業，插隊落戶浙江桐廬儒橋村，當過民辦教師。1977級恢復高考進北外德語系，1981級北外德語讀研。1985年元月進文化部,同年03月進中國作家協會，任職作協外聯部。1988年中國作協恢復職稱評定，獲正翻譯級。曾歷次組團王蒙、張潔、莫言、路遙、張抗抗、從維熙、王安憶、北島、舒婷等等作家并陪同出訪德國及歐洲諸國。八十年代末獲德國外交部、德國巴伐利亞州文化部及歐洲翻譯中心訪問學者獎學金，赴慕尼黑大學讀博，現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譯作有:長篇小說《狂人辯詞》、《香水》、《地獄婚姻》、2013年編輯出版德文版中國當代中短篇小說集《空的窗》，由德國Spielberg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國、奧地利、瑞士三國同時發行。全書達三十五萬字，504頁，寬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為：陳染《空的窗》、陳建功《找樂》、東西《沒有語言的生活》等；

2021年06月，于該出版社翻譯出版東西長篇小說德文版《后悔錄》；

2022年07月出版長篇小說《狂人辯詞》（新譯新版）【漓江出版社】，等等。

八十年代發表翻譯及作品：【世界文學】、【外國文學】、【詩刊】、【長江文藝】、【鐘山】、【百花洲】、【文藝報】、【中國婦女報】等，已發表20多位德語作家作品的譯文；

來德三十六年，在德創業二十二年，文學創作及翻譯輟筆三十年。五年前，金盆洗手，回歸文學，寫就新作及翻譯兩百萬字。至今夙興夜寐、孜孜筆耕；

近年，文字發表多家刊物：【北京文學】、【四川文學】、【花城】、【江南】、【收獲】、【南方文學】、【青島文學】、【香港文學】、【廣西文學】、【三峽文學】、【延安文學】、【萬松浦】等，并散見歐美及國內多家報刊：【歐洲新報】、【歐華導報】、【洛城小說報】、【華府新聞日報】、【北京青年報】、【中國新聞周刊】、【人民日報海外版】等；

散文《話說張潔》2022年04月獲“全國第二屆散文大賽”一等獎；

散文《六秩同窗話三代》2022年10月獲【文心獎】，“當代文學藝術大賽”一等獎；

書評斯特林堡和他的《狂人辯詞》2023年01月獲【當代作家】雜志，“當代作家杯文學大賽”一等獎；

長篇小說《山道彎彎》2023年10月獲第二屆【中國知青作家杯】一等獎；

散文《讀書改變命運》，「雙爭」有我，河北省第十五屆“我的讀書故事”、河北省作家協會征文優秀獎，2025年0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