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轉讓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成都中院裁定書引法律適用爭議

—— 當事人指（2022）川 01 刑終 187 號文書定性失準，多地判例成關鍵參照

一份未明確援引具體法律條款的刑事裁定書，將一起跨境股權中介業務推向輿論焦點。近日，成都亞元投資咨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趙德榮及其代理人公開表示，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川 01 刑終 187 號刑事裁定書存在 “定性錯誤與法律適用錯誤”，其認定的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與案件基本事實嚴重不符，且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支撐。

一、裁定書存核心爭議：籠統定性未指具體法條

“國家金融管理法律體系涵蓋銀行、證券、保險等多個領域，僅以‘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定案，無異于模糊執法。” 趙德榮的代理人指出，二審裁定書未列明據以定罪的具體法律條文，違背了刑事裁判文書 “事實清楚、法律明確” 的基本要求。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規定，刑事裁判文書需明確援引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據。而記者查閱公開資料發現，（2022）川 01 刑終 187 號裁定書僅籠統表述 “被告人趙德榮違反國家金融管理法律規定”，未指向《刑法》《證券法》或相關司法解釋的具體條款。“金融犯罪的認定對專業性要求極高，不同領域的違法情形有嚴格區分，如此模糊的定性顯然難以服眾。” 北京某刑法學教授接受采訪時表示。

二、事實還原：跨境股權中介還是非法集資？

案件核心事實顯示，亞元公司的業務本質為跨境股權交易中介服務，具體包含三項內容：一是受香港亞太柜臺市場委托宣介股權轉讓業務；二是受已在該市場掛牌的北京京馳無限、山東晟泉礦業委托轉讓股權；三是受投資人委托代購上述企業股權，并在香港市場完成托管交易。

“所有環節均有書面憑證佐證。” 代理人出示的三方委托書、投資協議顯示，相關交易明確約定了股權歸屬、托管流程及對賭條款，且北京、山東兩家企業至今合法存續，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其經營狀態正常。更關鍵的是，投資人已實際成為被投資企業股東，持續享有股東權利至今。

從法律適用看，該業務完全符合《中小企業促進法》第18條 “鼓勵非公有制企業以股權融資等方式直接融資” 的規定，同時與《公司法》第35條 “股東不得抽逃出資”、第142條 “股份回購限制” 等條款精神一致。“亞元公司未截留任何投資款，更未造成投資人損失，不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非法占有’或‘擾亂金融秩序’的核心特征。” 代理人強調。

三、判例比照：最高法案例凸顯定性分歧

趙德榮一方進一步指出，（2022）川 01 刑終 187 號裁定書的定性與最高人民法院及多地法院的生效判例存在明顯沖突。

其中，（2022）最高法民申 232 號民事裁定書明確裁判要旨：股權回購等資本運作行為若有真實交易基礎且不違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應認定為合法有效。而（2019）滬 74 民初 379 號案件則確立了 “跨境股權中介業務若具備真實標的且未吸收資金，不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的裁判規則。

對照最高法《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需同時滿足 “未經許可吸收資金、公開宣傳、承諾回報、向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 四個要件。而亞元公司的業務中，股權標的真實存在，未承諾固定回報，且交易均通過香港合法市場完成，顯然不符合上述入罪標準。“司法解釋第二條明確規定，‘以虛假轉讓股權方式吸收資金’才可能構罪，本案中股權真實、交易合法，與該情形完全不符。” 代理人補充道。

四、法學界呼吁：金融創新需精準司法界定

此案引發的爭議，折射出金融創新與刑事司法邊界的復雜關系。近年來，隨著跨境股權交易日益頻繁，類似中介業務的法律定性成為司法實踐難點。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的認定必須堅守‘主客觀一致’原則。” 中國政法大學金融法研究中心研究員表示，該案中，亞元公司無非法吸收資金的主觀故意，客觀上未實施吸收資金的行為，且交易具有真實商業基礎，“將其定性為犯罪，可能扼殺合法的金融中介服務，不利于中小企業融資發展。”

目前，趙德榮已向相關部門提交申訴材料，請求撤銷（2022）川 01 刑終 187 號裁定書，依法改判無罪。（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