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統特務周養浩被關白公館，心里涼了半截：這兒原來是葉挺的牢房

1964年初冬，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院墻被第一場雪染成灰白。押送隊列停下時，周養浩抬頭望見鐵門上新刷的紅漆，指尖卻因為寒意微微發抖——這是他被轉押的第三座監獄，高墻依舊，心境已然迥異。

就在幾分鐘前，管教干部向新到的戰犯們通報：重慶白公館舊址已改作革命紀念地。話音一落，周養浩仿佛被針扎一般，臉色一下暗下去。十多年前，他親手把白公館的柵欄鎖死，今日卻在高墻外回想自己也曾成為囚徒，滋味難言。

時間撥回1949年11月27日清晨，重慶上空霧氣未散。周養浩奉毛人鳳密令，在歌樂山松林坡刑場對三十二名關押人員行刑。槍聲順著山谷滾落，一聲比一聲空曠；他以為自己仍握生殺大權，卻不知道命運曲線已急轉而下。

三天后解放軍逼近，逃亡成了唯一選項。他換上便裝潛入機場，給昆明的沈醉掛電話要機票。電話那頭，沈醉半是玩笑半是問候：“老周，出來喝一杯，明早再飛也不遲。”周養浩低聲回絕：“今夜不走，來日難料。”短短十二個字，透著軍統特務特有的警惕與孤絕。

飛機終究沒等來。12月9日晚，盧漢宣布起義，昆明全城搜捕特務。警笛四起時，周養浩躲進停機坪一輛報廢吉普車，仍被警員翻找出來。抓捕者李志正后來回憶：“他看見手銬那一刻，肩膀往下一沉，像卸了多年擔子。”這句旁觀筆錄，道出一個殺手忽然明白大勢已去的瞬間。

被捕當晚，徐遠舉也在街頭落網，至此“軍統三劍客”全線覆沒。沈醉選擇配合，徐遠舉猶豫不定，而周養浩從一開始就咬緊牙關，只承認“執行命令”四個字。審訊記錄里，常見他用法律教科書式的措辭與調查員辯論，不厭其煩，又從不松口。

1950年5月，他被解往重慶戰犯管理所。鐵門吱呀打開，黑黢黢的走廊盡頭，墻壁上仍留著葉挺《囚歌》的手跡。特務值班冊上，周養浩當年批過“加嚴管控”的紅字，如今卻輪到他自己睡進那間潮濕的石室。夜深人靜時，他用腳掌丈量方寸牢房，暗暗計算逃生可能，不久便苦笑作罷——這地方他太熟悉，一塊松磚都沒有。

白公館舊事如陰影纏身。葉挺在此絕食抗爭、為戰友爭取生活用品的往事，被管教干部當作改造教材反復講述。墻外秋雨淅瀝，講解聲在甬道回蕩：“人的軀體，哪能由狗洞子爬出。”每當這句念起，周養浩都會偏頭，似乎怕與葉挺的筆鋒對視。

改造過程并不順利。為了阻撓審訊，他干脆絕食，用冰冷的法律條文解釋自己“無罪”。可饑餓襲來，身體先于嘴硬。第五天清晨，他被送到醫務室強行輸液。打針的護士輕聲說：“命要自己珍惜。”一句閑話，卻像鈍器敲在他心門。

1960年，沈醉因悔改態度好獲特赦離所。送別那天，許多在押人員揮手致意，周養浩沒有出門，只隔窗瞧了一眼，默默捏碎一根香煙。此后兩年，他開始主動翻閱《共同綱領》與土地改革材料，偶爾在學習筆記里寫下批注： “戰爭結束，錯在何處？”字跡依舊雋秀，卻少了昔日盛氣。

1975年3月19日，撫順戰犯管理所禮堂張燈結彩。特赦名單宣讀完畢，百余人鼓掌如雷，惟周養浩低頭摩挲袖口，面色復雜。走出禮堂，他對身旁管教員輕輕一句：“想不到，真有機會活著走出去。”不到十個字，聽者卻心頭一酸——從街頭槍決的劊子手，到特赦的老人，這條路走了整整二十六年。

獲釋后，周養浩按照政策赴香港，再轉美國與女兒團聚。對于往事，他極少開口。直到1980年代初，段克文出版《戰犯自述》在海外大肆渲染“酷刑”，不少記者上門求證。周養浩推開門，只說一句：“他說的不對，我得把話擺正。”隨后，他在采訪中確認功德林、撫順皆以說服教育為主，截稿時他還強調：“有機會與親人團聚，全賴新政。”

多年后，研究者提及周養浩，總愛引用他在白公館鐵窗內寫下的那句筆記：“一念之差，天地懸隔。”這不是懺悔詩，也非豪言壯語，只是一個讀過法學院又滿手血污的老人，在葉挺舊居冷墻前對自己說的實話。

歷史不會偏袒誰。歌樂山的槍聲、巫家壩的搜捕、白公館的鐵鎖與功德林的雪，一環扣一環，把一個“書生殺手”推向了命運的反面。至此再回看1949年那場匆忙逃亡，周養浩恐怕已明白：真正的圍墻不在監獄，而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