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現實主義者，求不可能之事：話劇九人劇本集出版

近日，由話劇九人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主辦的“話劇九人·民國知識分子系列五部曲”新書發布會在上海舉行。活動以“做現實主義者，求不可能之事”為主題，邀請北京大學教授戴錦華、上海戲劇學院教授郭晨子、話劇九人創始人朱虹璇，一起探討戲劇見解，分享創作故事。

“做現實主義者，求不可能之事”話劇九人·民國知識分子系列五部曲新書發布會現場。主辦方供圖

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刊行的“話劇九人·民國知識分子系列五部曲”收錄了《四張機》《春逝》《雙枰記》《對稱性破缺》《庭前》完整劇本及部分精彩幕后故事。“話劇九人·民國知識分子系列五部曲”所描繪的“民國宇宙”，不僅有精彩的“辯經”、頻出的金句、振聾發聵的金石之音，更有豐滿、立體、多元化的人物。比如2019年問世的《四張機》，這部戲充滿文思與機鋒，在獨特的幽默中探討教育公平、學問之道、女學之始，點燃了“民國宇宙”第一顆火種。此后，《春逝》《雙枰記》《對稱性破缺》《庭前》以一年一部的速度穩步推出，“民國宇宙”開始顯現它深邃的輪廓。這里有學問與公平的激辯，有幽微處的理性與溫情，有友道與信仰的纏斗，有法理與情誼的權衡。

“話劇九人·民國知識分子系列五部曲”。

找到一種捕捉那個時代精神的敘述方式

活動現場，郭晨子表示，令自己印象最深的作品是《雙枰記》，但自己觀看“九人”的第一個作品是《四張機》，“感覺《雙枰記》是《四張機》的升級版。戲劇的構架是類似的，但《雙枰記》設置了更加極致的戲劇情境：程無右第二天要被判決，郎世飖、盧泊安兩位昔日好友前來幫他，他去選擇什么？是選擇活下來忍耐一切，還是選擇死了痛快？另外盧泊安和郎世飖這兩個角色，他們代表了‘我可不可以在亂世中活得守住我的信念’，這些久違的話題、激烈的爭辯、話語的鋒芒仍然會擊中我們，看《雙枰記》的時候會覺得血比平常熱。”

戴錦華表示，五部曲中《春逝》在她這里排第一，第二名是《雙枰記》，“《春逝》《雙枰記》，對我的直接擊中都是劇場性的。劇場的形式樸素又飽滿，表演和臺詞中的喜劇性時刻，觀眾不斷地笑，然后又和你一樣，突然遭到一擊后眼睛濕潤，那樣的眾多時刻，是非常奇特的經驗。后來（九人）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演了《四張機》，對我來說又是另外一種經驗了，不光是劇場、不光是九人、不光是民國戲，我覺得那是在北大的舞臺上，一次‘魂兮歸來’的召喚。我覺得對我來說，（話劇九人的民國戲）意味著太多的東西。被機構化、被商業化、被資本化、被專業的等級接續化的今天，藝術的可能性在哪里？我覺得我看到《春逝》的時候，它向我展示了這樣的一種可能性，而這個可能性今天仍在延續。”

在戴錦華看來，我們所熟悉的20至21世紀，跨世紀前后的40余年當中，民國敘述本身是被意識形態撕裂的，“我們說‘要夏衍的上海，還是張愛玲的上海’？我們是要‘講述《包身工》，還是講述《第一爐香》’？浪漫民國時代，和主流政治史意義上講述民國，都會在北大史相遇。《春逝》《雙枰記》這些作品特別感動我的地方在于，朱虹璇她們找到了一種捕捉攜帶著我們的記憶和想象的，同時也捕捉那個時代精神的敘述方式。她們并不以超越左右為目的，事實上也建立了一種超越意識形態化、超越僵死的、刻板的、左右的一種歷史觀念當中的歷史形象……像《春逝》當中一對師生的情誼、《雙枰記》當中的兄弟情，我覺得都是一種對時代精神的捕捉。”

郭晨子表示，和“九人”的民國文人戲同一脈絡的，是由2012首演的、南京大學的溫方伊創作的《蔣公的面子》，“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權力”的問題成為戲劇的主題，這在舞臺上是罕見的，“從戲劇史的角度來看，我覺得對于中國話劇來講一個非常重要的脈絡，是學生演劇。通常教科書里會講，中國話劇的誕生，是1907年的留日學生在日本演了《黑奴吁天錄》，劇本改編自《湯姆叔叔的小屋》；曹禺先生在南開的時候，因為校長推行新劇，他也男扮女裝，演過丁西林的《壓迫》；或許也有很多朋友看過李叔同演《茶花女》的劇照；當時上海的中學里，也有中學生開始演一些時事的新戲。所以說，作為舶來品的話劇在中國的落地生根，是從學生演劇開始的。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戲劇變革，我們稱之為‘探索戲劇’的，不僅有院團的‘探索’，華師大劇社的《魔方》也一時引起了轟動。另外，在一個世紀以前，當文明戲日益迎合市場之際，陳大悲等人提出了‘愛美的（amateur音譯，意為業余的、非職業的）戲劇’的概念，倡導戲劇做社會的X光鏡，成為推動社會車輪向前走的一股力量，而非僅僅是賺錢的工具。”

尋找那些在舞臺上能夠只言片語重現的東西

朱虹璇提及往事，“在戴老師看完《春逝》以后，我們加上了微信，我非常激動，給戴老師發了很長的一段話。我說早在2016年的時候，我在做一些非常小的戲劇嘗試，我曾經看到過戴老師在某一個活動上的分享，當時她說的內容，完全就是剛才那一番話里提到的東西，因為一個人真心相信的東西，隔著再長的時間她也不會說錯——‘知識分子的職責是要挺身抗暴，如果在面對暴力的時候，你不能夠選擇挺身而出，而是退回了書齋里，你其實只是一個讀書比較多的人。’這句話對我很重要，因為它一定程度上也在激勵，或者說更多像是鞭策著我。”

那么，在民國知識分子系列五部曲的創作中，有遇到一些難題嗎？對此，朱虹璇表示，“2019年寫《四張機》的時候，趕上了北大120周年，當時做這個作品其實想要探討的是，有哪些曾經像余暉照影一樣閃爍在我們的生命中，或者閃爍在我們入學的那一刻，如今我們找不到的東西。我們想要去懷舊，尋找那些在舞臺上能夠只言片語重現的東西。寫《春逝》的時候還算年輕，所以我常常會受困于——一個有一定野心，又比較年輕的女性，她在進入任何行業或領域時，都不得不壓制自己的野心，或者說會分外感到孤獨這件事情，她會被各種看低，也不會被鼓勵去挑戰和去爬最高的峰。”

朱虹璇說，“《對稱性破缺》里寫了三代人的追問，整個故事寫的是科學史，但其實對我來講，它寫的是我們每一天在提問的東西——總有一天會有答案嗎？很可能沒有，很可能在我的身后也不會有答案，我還要不要繼續問下去。《庭前》這個故事我早在排《雙枰記》的時候就有過創作的沖動了。當時最明確的沖動就是，我發現當我抱著極大的專注和熱情去研究中國法律和律師這一整個發展史的過程中，原來在1927年以前，女性竟然不被允許做律師。我是頭一次知道這件事情，并且我為自己的無知感到十分愧疚。我把很多事情視作理所當然，我并不知道原來職業女性走的每一步，尤其是在司法這樣一個按理來說應該與公正公平密切相關的領域上，我們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所以我又去了解了很多第一代女律師的故事，給了我很多沖擊，于是把她們的故事搬回臺前，不管以成熟或稚嫩的形式，對我來講仿佛是我的責任之一，我要為我的無知去補償一個不存在的群體，因為我某種程度上也受益于她們，站在了我不認識的那些人的肩膀之上。這是《庭前》的一個創作動機。”

記者/何安安

編輯/張進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