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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日,上海告別“冬日小陽春”,氣溫驟降,卻不影響YOUNG劇場下午和晚上接連兩場《對稱性破缺》的上座率,盡管話劇九人的這部作品已是第三度在這里演出。《對稱性破缺》重返YOUNG劇場,同時開啟將持續到2月8日的“話劇九人上海駐城演出季”,接連四個周末上演《對稱性破缺》《雙枰記》《翻山海》和《四張機》。九人這一輪“上海駐城”開演前一周,大量場次已近售罄,在劇場舉行“話劇九人劇本集”新書發布時,《四張機》《春逝》《雙枰記》《對稱性破缺》和《庭前》組成的“五部曲”預售三小時告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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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九人的上海首秀是《四張機》,2021年4月上演于黃浦江畔1862藝術中心,5年來,“五部曲”依次在上海的首演和返場都成為爆款。《四張機》上演時,這個團隊被形容為“小劇場黑馬”“校園劇社的素人愛好者”,而到今年元旦假期,九人新戲《三婦志異》上演在社交網絡形成的聲浪不輸于明星班底的音樂劇。即使制作幾經升級,九人駐演的這四部作品觀感仍是樸素的,帶著校園劇社的底色。在明星、流量和超級大制作紛涌下場的商業演出環境中,維持簡樸、甚至乍看仍顯“業余”的話劇九人憑什么能讓觀眾看了又看?
“話劇九人”作為一種持續多年的“市場現象”,值得注意的一點在于,這些作品的絕大部分觀眾是女性,男觀眾的比例相當低。在《四張機》《春逝》《翻山海》及最近的《三婦志異》的演出現場,反復地上演著女觀眾淚灑劇場、啜泣聲四起的場面。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郭晨子教授分享了一個細節,她回憶這些年每次去YOUNG劇場觀看九人的作品,每到散場時總能看到姑娘們走出劇場眼淚還來不及抹去的樣子。九人的作品,很大程度地觸達年輕女性,激發連綿的情感回應。
九人迄今全部作品由朱虹璇編劇,她很坦率地分享,她的創作始終和個人體驗相關,在歷史故事中表達這個時代青年女性的困境——
寫作《四張機》是致敬北京大學120周年:“我們想要懷舊,希望用舞臺上的只言片語重現我們在入學時被告知的信念。”
《春逝》和她當時的內心困苦有關:“跟現在比,我那時還算年輕,一個年輕女性進入到任何特定的領域,不得不首先壓制自己的野心,同時不被鼓勵去挑戰和征服最高的峰頂。在我為此感到孤獨時,幸而遇到不止一位走在前面、給我方向、為我引路的老師和姐姐。所以我要寫很簡單的兩個女生的故事,寫她們共同度過的珍貴時光。我寫她倆的時候,腦子里閃過曾走在我前面的姐姐們的背影。”
被認為“真正成熟起來”的《雙枰記》,實則源自她慘痛的人生變故,她的朋友、九人劇社的第一代導演死于芝加哥槍擊案。《雙枰記》和《四張機》的結構相似,但寫作者因為生死無常的變故而飛快成長,她在戲劇中追憶伙伴們共同奮斗的情義:“即使我們分道揚鑣,價值相悖,然而風雨飄搖的那一刻,我們仍將站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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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稱性破缺》創作于疫情中,劇團的排練和巡演多有延宕,前途不定。劇本寫20世紀中葉的科學史,內里是她在彷徨時刻的思考:“我寫我正在經歷的每一天,當看不清眼前路的方向,戰斗和堅持的意義是什么?”
在為《雙枰記》查閱中國法律史資料時,她意外得知,1927年以前的中國女性不被允許做律師。“第一代女律師的故事給我很大沖擊,我要把她們的故事搬回臺前。我認為我有責任補償那個群體,因為我受益于她們,我是站在她們肩膀上的。”
朱虹璇提到劇本創作的“責任感”,郭晨子認為,九人的五部曲和最近的《翻山海》《三婦志異》在當下的商業演出市場是值得被重視的“異類”,因為這些作品喚起觀眾參與公共討論的熱情:“長久以來,劇場被視為娛樂空間,但我們怎么能忘了劇場在娛樂屬性之外,它本應該是討論公共話題的公共空間,劇場的這種公共屬性被忽視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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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張機》和《春逝》的階段,九人的風格還是清新的書卷氣,尚未自覺地意識到開辟公共討論的空間。從《雙枰記》到《庭前》,郭晨子肯定朱虹璇和話劇九人“逆流而上”:“這很難得,盡管引發爭議對作品在市場上的處境來說是危險的,但這些爭議包含了真實的公共性,它關乎現實生活的人對人的態度、人和人的聯結。”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郭晨子很動情地表達她曾多次在劇場里被劇中的對白觸動:“這些話語是有力量的,是讓人愿意重溫的。九人作品的特別之處在于,主創不以做戲為目的,戲劇是手段,是橋梁,這橋既聯通廣闊的外部世界,也抵達很多人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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