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心腹與我黨有血海深仇，被俘后毛主席：不能殺，送到我這里

1956年春，北京陰雨連綿。功德林里，一個身材消瘦的中年男子在案前奮筆疾書，他叫康澤。就在幾小時前，他剛把兩萬余字的《自省錄》交給工作人員存檔。沒人會想到，八年前的隆冬，這個人還坐在襄陽城頭，用望遠鏡尋找解放軍的炮口。時間拉開了距離，也拉開了命運的褶皺。

再把日歷撥回到1948年7月16日拂曉。襄陽上空紅色信號彈劃破夜色，華野六縱的突擊隊沖進司令部地堡。槍聲停歇后，一名將領被從廢墟里抬出，右臂和面部被黃磷彈灼傷，他就是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身邊的戰士有些猶豫——眼前這人，是蘇區時期“別動隊”血債累累的頭子。前線指揮王近山卻拿起電臺：“遵劉司令員命令，活捉，嚴禁亂槍。”一句話釘死了處理方式，也為康澤保住了一條命。

康澤的履歷并不復雜：1904年生于四川安岳；1925年進黃埔三期；1929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卻并未接受馬克思主義，反而堅定了右派立場；1932年協助蔣介石組建復興社，“別動隊”便由此登場。三十多年，他把青春耗在“安內剿共”四個字上，兇狠出了名。江西興國、閩西連城留下過無數無名墳，紅軍家屬被驅逐出村，甚至要四戶互保才算“良民”。毛澤東后來談到蘇區覆滅的主因，點了兩個人：蔣介石和康澤。

然而毛澤東并不打算用子彈結束賬目。康澤被押送北平途中，加重的燒傷讓他痛得直冒冷汗，衛兵仍得按規定加鐐銬。保衛干事小聲抱怨：“這么多人命債，還給他上藥？”運輸隊長淡淡回應：“上面電文寫得清楚——安全送達。”十來個字，沒有情緒，卻像山一樣壓在每個人心里。

抵達功德林后，劉伯承以“同鄉”的口吻談了兩個鐘頭，沒有訓斥，也無嘲諷。康澤抿著嘴聽，偶爾低頭。散場時他只問了一句話：“貴部有醫生沒有？我不會殘廢吧？”劉伯承揮手示意醫護進場，算是回答。那一刻，康澤忽然明白，對手并未像自己當年對待俘虜那樣報復；他更想不通的是，中央為何要留下他。

謎底在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系》中揭開。毛澤東寫道：“不殺他們，不是無罪可殺，而是殺了不利。”幾行字，定下了對戰犯“給出路、促自新”的總方針。政策一出，康澤的命不僅保住，還多了任務：把特務機關內幕寫出來，供歷史研究。于是功德林的深夜，常見燈光亮到天明。看守調侃：“又加班？”他笑笑沒回話，繼續寫《復興社回憶錄》。

翻讀這些材料，能看到一條隱藏的戰線：從1931年“攘外必先安內”口號，到1937年“統一戰線”受阻；從戴笠“軍統”暗殺網絡，到康澤“別動隊”長驅深入蘇區，組織結構、行動方式、經費來源，都被他一筆筆攤開。這批文獻后來送至中央文獻研究室，為清理舊檔案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有意思的是，康澤在稿末加了一句：“此為當年愚忠所致，殊可痛悔。”短短十三字，勝過千言辯解。

1963年4月9日，他拿到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令。沈醉來探望，兩位舊日同僚相對無言，半晌，康澤笑道：“想不到還能活著走出這道門。”這一年，他59歲。從此，他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做專員，審閱稿件、口述回憶，日子平靜得像任何一位普通退休干部。偶有記者尋訪，他只擺手：“該寫的都寫在檔案里了。”

1967年，康澤病逝，終年68歲。檔案袋上厚厚的自述材料仍在，它們記錄了一個特務頭子如何被俘、被存活、被改造的全過程。有人評價，留著康澤，勝過一場隆隆炮火消滅的情報價值；也有人堅持“血債必須血還”。爭論持續多年，卻無法改變那紙電令——“不能殺，送到我這里”。歷史就此拐了個彎，留下一段不同凡響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