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臘月二十三,寒風透骨。傍晚的楊莊喇叭突然響起:去年全村副業收入突破三十五萬元。大伙愣住了——短短一年,那個出了名的窮坑居然有了余錢辦年貨。
廣播停歇,院落里炸開鍋。有人拍著凍紅的手說:“要不是振剛,我們還得半糠菜半干糧。”話音落下,院墻邊的土坯燈把一張張笑臉映得通紅,熱鬧得像過大年。
可眼前的紅火日子,并非天上掉餡餅。村民想起一年前的春天:荒山雜草沒膝,村口的土路一雨就成溝,全村賬面還吊著近萬元舊債,誰也不知道該往哪兒使勁。
時間倒回到1986年2月6日。那天上午,大爐鄉黨委書記楊伯義挑著公文包,敲開了楊振剛的木門。屋里爐火暗淡,33歲的楊振剛靠著枕頭咳嗽不止,左腿因舊傷僵硬。“振剛,你是黨員,也是復員軍人,鄉里沒人鎮得住這攤子,全指望你。”一句話,說得直白。
楊振剛是1979年南疆戰場上的一等殘疾軍人,城鎮戶口,日常靠優撫金日子過得去。接這擔子意味著天天和債務、糾紛、荒山打交道,媳婦心疼地直掉淚。可想到戰友犧牲時嘶啞的“為人民”三字,他抬手給出答案:干。
三天后,任命貼出。他推著舊自行車在鎮上理了頭發,回村時背后議論四起:這位“病號書記”第一步會不會發點面粉先收攏人心?出人意料,他張羅的第一場會只談一件事——訂鄉規民約。
不少人撇嘴。老支書楊茂金更當場陰陽怪氣:“寫幾條規矩能頂啥用?”說完就把自家鴨子趕進青苗地。第三天上午,楊振剛拄拐登門,“二叔,罰款十二塊。”老支書把茶杯往桌上一磕,“侄子翻臉真快!”楊振剛招呼兩名民兵,搬走一百斤地瓜干,連帳本都開好。全村第一次發現,這個清瘦的新書記手里真有鋼牙。
風剛平,另一件事又來考驗他。老娘家的豬破圈啃了別家蘿卜。母親拍炕罵娘:“皇帝也不罰親娘!”楊振剛低聲半晌,“娘,規矩若從家門口斷了根,全村都得看笑話。”母親盯著兒子瘦削的臉,最終塞給他二十元,還寫了檢討。院外湊熱鬧的人群像被涼水潑過,靜得只剩呼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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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矩立住,接下來得賺錢。楊莊地瘦,只能靠特色作物。他把部隊發的殘疾撫恤金拿出一大半,硬是湊了兩千元,帶頭包了九畝試種大姜。又跑到縣里請農技站的老工程師住進村,每晚點著馬燈教大家算成本、測酸堿。三個月后,第一茬嫩姜拔地,行情喜人,膽子小的村民開始找他借種苗。
不止姜蒜,他又盯上山頭金銀花。為了說動鄉親,他拄著拐杖在陡坡上轉了兩圈,手里攥著算術本:“一畝藥材,一季凈利一百五十元,比種玉米翻一倍。”有人嘀咕風險大,他干脆把家里僅剩的存折押給信用社,替六戶作擔保。
1987年春耕結束,楊莊副業產值第一次破二十萬元,年底結算才知凈收入已到三十五萬。村民去地里除草不忘提一嘴:“那條鄉規要緊,要是誰家牲口再禍害莊稼,可不便宜。”
賺了錢,麻煩事也跟著來。那年夏天,楊洪振蓋房,上梁時木桁突然斷裂,十余人受傷。縣醫院先繳押金才能動手術,楊洪振急得要撞墻。楊振剛二話不說,回家抱出那本皺巴巴的存折遞到窗口:“先治人。”接著又挨家挨戶奔走籌資,房子不到兩個月重新抹灰上瓦。
縣里給村支書核定的工資每年最少一百八十元,他四年一分未領。1989年5月,他到北京參加全國勞模會議,回鄉當晚把一千元獎金交到村委會賬上,只留通訊錄作紀念。他笑著解釋:“這是咱楊莊的面子錢,可不能塞我兜里。”
日子轉眼到了1990年春。村里欠債全部還清,還給小學翻了新瓦,通往外界的沙石路也鋪到鎮口。500口人里,九成家里添置了收音機、縫紉機,再沒人夜里潛到別人地里摳紅薯。
不可否認,楊莊的改變離不開那本寫滿罰則的民約,更離不開一個殘疾軍人把撫恤金當啟動資金,把親情當試金石。有人開玩笑:“要是哪天楊莊再換書記,得先量量能不能有這么硬的骨頭。”
1990年秋收,小學校門口豎起一塊紀念碑,刻著四行字:楊莊脫貧,1986—1990;立規矩者,楊振剛。這塊碑不高,也不算精致,卻靜靜提醒后人:規矩先落地,財富才會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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