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疾軍人當村官，為立規矩先拿家人“開刀”，上任后把錢都捐出去

1987年臘月二十三，寒風透骨。傍晚的楊莊喇叭突然響起：去年全村副業收入突破三十五萬元。大伙愣住了——短短一年，那個出了名的窮坑居然有了余錢辦年貨。

廣播停歇，院落里炸開鍋。有人拍著凍紅的手說：“要不是振剛，我們還得半糠菜半干糧。”話音落下，院墻邊的土坯燈把一張張笑臉映得通紅，熱鬧得像過大年。

可眼前的紅火日子，并非天上掉餡餅。村民想起一年前的春天：荒山雜草沒膝，村口的土路一雨就成溝，全村賬面還吊著近萬元舊債，誰也不知道該往哪兒使勁。

時間倒回到1986年2月6日。那天上午，大爐鄉黨委書記楊伯義挑著公文包，敲開了楊振剛的木門。屋里爐火暗淡，33歲的楊振剛靠著枕頭咳嗽不止，左腿因舊傷僵硬。“振剛，你是黨員，也是復員軍人，鄉里沒人鎮得住這攤子，全指望你。”一句話，說得直白。

楊振剛是1979年南疆戰場上的一等殘疾軍人，城鎮戶口，日常靠優撫金日子過得去。接這擔子意味著天天和債務、糾紛、荒山打交道，媳婦心疼地直掉淚。可想到戰友犧牲時嘶啞的“為人民”三字，他抬手給出答案：干。

三天后，任命貼出。他推著舊自行車在鎮上理了頭發，回村時背后議論四起：這位“病號書記”第一步會不會發點面粉先收攏人心？出人意料，他張羅的第一場會只談一件事——訂鄉規民約。

不少人撇嘴。老支書楊茂金更當場陰陽怪氣：“寫幾條規矩能頂啥用？”說完就把自家鴨子趕進青苗地。第三天上午，楊振剛拄拐登門，“二叔，罰款十二塊。”老支書把茶杯往桌上一磕，“侄子翻臉真快！”楊振剛招呼兩名民兵，搬走一百斤地瓜干，連帳本都開好。全村第一次發現，這個清瘦的新書記手里真有鋼牙。

風剛平，另一件事又來考驗他。老娘家的豬破圈啃了別家蘿卜。母親拍炕罵娘：“皇帝也不罰親娘！”楊振剛低聲半晌，“娘，規矩若從家門口斷了根，全村都得看笑話。”母親盯著兒子瘦削的臉，最終塞給他二十元，還寫了檢討。院外湊熱鬧的人群像被涼水潑過，靜得只剩呼吸聲。

規矩立住，接下來得賺錢。楊莊地瘦，只能靠特色作物。他把部隊發的殘疾撫恤金拿出一大半，硬是湊了兩千元，帶頭包了九畝試種大姜。又跑到縣里請農技站的老工程師住進村，每晚點著馬燈教大家算成本、測酸堿。三個月后，第一茬嫩姜拔地，行情喜人，膽子小的村民開始找他借種苗。

不止姜蒜，他又盯上山頭金銀花。為了說動鄉親，他拄著拐杖在陡坡上轉了兩圈，手里攥著算術本：“一畝藥材，一季凈利一百五十元，比種玉米翻一倍。”有人嘀咕風險大，他干脆把家里僅剩的存折押給信用社，替六戶作擔保。

1987年春耕結束，楊莊副業產值第一次破二十萬元，年底結算才知凈收入已到三十五萬。村民去地里除草不忘提一嘴：“那條鄉規要緊，要是誰家牲口再禍害莊稼，可不便宜。”

賺了錢，麻煩事也跟著來。那年夏天，楊洪振蓋房，上梁時木桁突然斷裂，十余人受傷。縣醫院先繳押金才能動手術，楊洪振急得要撞墻。楊振剛二話不說，回家抱出那本皺巴巴的存折遞到窗口：“先治人。”接著又挨家挨戶奔走籌資，房子不到兩個月重新抹灰上瓦。

縣里給村支書核定的工資每年最少一百八十元，他四年一分未領。1989年5月，他到北京參加全國勞模會議，回鄉當晚把一千元獎金交到村委會賬上，只留通訊錄作紀念。他笑著解釋：“這是咱楊莊的面子錢，可不能塞我兜里。”

日子轉眼到了1990年春。村里欠債全部還清，還給小學翻了新瓦，通往外界的沙石路也鋪到鎮口。500口人里，九成家里添置了收音機、縫紉機，再沒人夜里潛到別人地里摳紅薯。

不可否認，楊莊的改變離不開那本寫滿罰則的民約，更離不開一個殘疾軍人把撫恤金當啟動資金，把親情當試金石。有人開玩笑：“要是哪天楊莊再換書記，得先量量能不能有這么硬的骨頭。”

1990年秋收，小學校門口豎起一塊紀念碑，刻著四行字：楊莊脫貧，1986—1990；立規矩者，楊振剛。這塊碑不高，也不算精致，卻靜靜提醒后人：規矩先落地，財富才會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