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間諜李洪樞配合公安部“釣”出蘇聯間諜機構，后來他怎樣

1973年12月的一個深夜，人民大會堂西側那盞常年不熄的臺燈又一次亮到凌晨。專案組成員匯報完當天的情況后，房間里只剩一句低聲詢問：“他開口了嗎？”窗外北風卷著雪粒，敲在玻璃上，答復卻出奇平靜——“已經松動。”

李洪樞的名字，此刻依舊陌生。兩年前，他剛被押解進京，一身單薄的呢子大衣下，貼身縫著密寫紙、微型放大鏡和一次性密碼本；這些鐵證讓他無從抵賴，只能抬手承認身份——蘇聯情報機關的派遣員。抓捕時間是1972年6月29日，地點在黑龍江寧安縣東站，行動干凈利落，恰似偵察兵教科書中的標準動作。

可對專案組而言，抓到一個小小特務并非終點。蘇聯對中國的滲透并未止步，切斷一條暗線，轉眼又會生出新的觸角。周總理在10月的那次碰頭會上開門見山：“若只審完就了結，于事無補。不如將他送回去，釣出整條線。”這一思路，讓整件事陡然轉為攻勢反制。

于是，改造成為首要任務。方法并不復雜：以信任瓦解敵意。專案組與李洪樞同吃同住，棋盤對弈、閑聊家常，甚至半夜替他遞上一碗熱面。一回他低聲自嘲：“我這樣的人，還有人信？”警衛員笑著把熱水杯遞過去，“看你表現咯。”短短數月，這位昔日“潛伏者”逐漸卸下防備，開始在審訊室外的空白筆記本上寫起自己的心路。

感化一旦奏效，下一步就是布局。1973年秋，按照設定好的腳本，李洪樞悄悄向莫斯科發出第一份“情報”，既有真材實料也有巧妙夾帶的假線索：某軍區人事調整卻故意錯置級別；某機場擴建計劃則把方位坐標刻意偏移五十公里。對岸收到回電，很快發來最新指令：次年元月中旬，在北京北環東路西壩河橋下交接新型電臺。

1974年1月15日夜，京城溫度降到零下十度。橋下的寒風裹著塵土，吹得行人匆匆。李洪樞按約定暗語開口，“我是阿麟！”橋下應聲而起，“我是白樺！”燈影斑駁間，一高一矮兩名“同胞裝扮”的蘇聯人露面。口罩被遞出，旅行袋被換來，轉身之際，信號彈忽地劃破夜空，銀白光柱照亮四周。守候多時的行動人員頃刻收網，五名蘇聯使館人員以及車上一整套電臺和文件原封不動落網。史書后來把它稱為“西壩河橋接頭案”，其實只持續了不到三分鐘。

1月19日，我國外交部照會蘇聯駐華大使館，宣布馬爾琴柯等五人為“不受歡迎人士”，限時離境。對方惱羞成怒，當天便在莫斯科以“從事間諜活動”為由，強行押走中國使館隨員關恒廣。兩國間諜戰驟然浮出水面。值得一提的是，蘇方這一“對等報復”，反倒坐實了他們心虛——若無深層關聯，何必倉促出手？

風波逐漸平息，李洪樞卻面臨另一場審判。功過從來不是簡單加減法。1967年4月，他私自越境投靠對蘇情報機構；1970年通過審查后，又接受射擊、密寫、藥物學等專門訓練；甚至勸兄長李洪濤全家五口一同外逃。叛國之舉，絕不是一句“愿意戴罪立功”就可以抹去的。周總理的處理思路分外清晰：功是功，過是過，獎懲并存，絕不搞“贖罪交易”。

最終決定下達：對其立功部分予以肯定，量刑從寬，內部監護改造；與此同時，將全部材料密封，嚴禁公開渲染，理由只有一句——“這是活材料，更是一面鏡子。”專案組內部傳達時，許多辦案人員都暗暗點頭。善后方案也很快出臺：更名、安置、勞動，一切從頭來過。

八十年代初，京郊某儀器廠的考勤表上出現了一個陌生的姓名。沒人知道，這位性格寡言的化工工程師，過去竟是風光一時的“阿麟”。午休時，他會翻幾頁俄文雜志，順手給年輕工友講幾句莫斯科街頭的見聞，卻絕口不提自己的前半生。廠里有人打趣：“老李的普通話，怎么總帶股邊疆味？”他只是呵呵一笑，低頭繼續畫圖。

轉眼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的浪潮涌進胡同。他的妻子在門口擺了個小雜貨鋪，生意不溫不火，卻足夠養家糊口。鄰居印象最深的是晚飯后，他常推著小孫女在樓下搖椅邊逗留，給孩子講化學小實驗。那個男人，似乎只是再普通不過的技術工。

如果不是機密逐漸解封，也許外界永遠不知這段往事。公安部檔案室的一紙批示寫道：“李某已完成監管期，表現良好，準許其離京探親。”這是2002年的事。彼時，他已年過花甲。回鄉祭祖時，老同學悄悄問起當年的風波，他望著家門口那棵老榆樹，只回了一句：“年輕氣盛，走錯了路，還好能回頭。”

李洪樞之后的軌跡再無更多公開記錄。無聲不等于無痕。對于反間諜戰線，這位“逆用者”曾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對于普通生活，他更像一名渴望平靜的匆匆過客。行走于人海，身邊人或許只記得他愛喝一口小燒，偶爾談論化學配方，絕不會想到，他曾在1974年那個寒夜，親手將蘇聯間諜網的一角撕開。

時移世易，情報對抗的鋒芒未必總在聚光燈之下。破局的桂冠往往戴在無名之輩頭上，而他們最終選擇的，卻是不被打擾的尋常日子。這種落差，恰是隱蔽戰線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