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治理不能以“應急”為名忽視程序正義

近日，北京市通州區新通國際花園小區因消防隱患擬動用600余萬元住宅專項維修資金，因該小區沒有業委會，街道與社區居委會組織應急使用維修資金，引發業主對知情權被剝奪的質疑。

街道、社區在消防部門出具整改通知后，推動應急程序，確實有具體的法規依據，然而，“符合規定”只是行動的底線，程序正義的要求不可忽視。其中的挑戰在于，基層政府如何避免習慣性地“替民做主”，轉而追求“與民協商”，將行政邏輯與社區自治邏輯有機縫合，從而通過程序正義獲得認同。

程序正義的要義，首先在于程序過程的透明與溝通的深度。此事件中，業主的強烈反彈，部分正源于對“程序黑箱”的感知——從近兩年前的消防整改單到突然啟動的應急程序，信息釋放存在顯著斷層；“預算超百萬”的模糊公告，與業主獲悉的“600余萬”具體數額形成反差；關鍵的消防安全評估報告，也未能主動、充分地送達每一名業主。基層政府既然依法“代位”決策，則每一個環節，從問題認定、方案制定、預算審核到施工單位選擇都應建立強制性、標準化的信息披露與意見征詢機制，即使是在“應急”狀態下，也需要以最大努力保障流程的可見、可溯、可議。

此事件中，業主并非單純反對消防整改，其質疑有幾點：隱患積累至此，物管的日常維護是否缺位？維修方案與巨額預算，是否合理、必要，有無水分？歷史維修資金使用中的疑似“冒充業主簽字”問題，如何追究責任并避免重演？主管部門不能僅以“安全壓倒一切”來回應，而應該主動搭建平臺，引入獨立第三方專業評估，協助業主厘清“物業維修”與“專項維修”的責任邊界，審核預算構成的合理性，并將對歷史遺留問題的調查承諾作為換取當下信任的關鍵一步。

這就要求基層治理超越簡單的事務處理，而追求達成共識。共識不會自動從合規文件中產生，它需要通過持續、耐心甚至反復的協商來達成。有關方面組織了一場長達八小時的馬拉松式見面會，固然體現了一定努力，但溝通僅停留在“政策解讀”與“風險恐嚇”，而未能實質性地吸納業主意見、優化方案，難逃形式主義之嫌。

程序正義，意味著將“應急”過程本身轉化為一個公開的、可參與的社區議事示范，哪怕最終決策權因法規限制不能交由表決，但過程中的坦誠與尊重，能極大紓解“被代表”的對抗情緒，為政策的執行積累合法性基礎。

此類事件提示了制度層面的一個深層課題，即在業主自治組織覆蓋率低的現實下，不能長期依賴行政力量的“代位”。基層治理要做的，是積極培育、扶持業主自治能力發育，幫助社區完成從“他治”到“自治”的過渡。這包括提供法律咨詢、流程指導、矛盾調解等專業支持，降低業主組織的成立與運行門檻。唯有激活社區內生力量，形成有效制衡與監督，維修資金等公共資源才能真正實現善治，基層政府也才能從“代位者”的吃力角色中脫身，回歸到支持者與監督者的本職。□ 楊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