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副將戴中溶，臥底被抓后被判十年，某天醒來發現監獄空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破曉，浙贛鐵路上炮聲漸止，杭州城的西郊監獄忽然靜得出奇。昏睡整夜的囚犯戴中溶被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驚醒，撐起病骨一看——走廊空蕩，號房門敞開，衛兵不知去向。這位身著褪色兵服的中將愣了半晌，才意識到：外面的天下，已悄然易幟。

兩年前的十一月十二日，南京水西門軍事法庭里，審判長拍案喝問：“戴中溶，你是否與延安暗通十一年？” 被告微抬軍帽，嗓音平穩：“寄信確有其事，可那是兄妹家信。” 這是唯一能查到的“證據”。可全場都知道，他的職務——胡宗南十七集團軍機要室副主任——意味著什么：機密電報由他審、密碼表出自他，胡宗南對中原、西北的部署幾乎都要經他之手。

戴中溶生于一九〇九年上海嘉定。祖父為清末縣丞，父親卻推崇新學。八個子女，人人進大學，被鄉鄰稱作“書香八俊”。十六歲時，戴中溶考入上海交通大學機電系，實驗室里他最愛的，是嗡鳴不息的發電機。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擊碎了象牙塔的寧靜，熱血青年丟下課本投筆從戎，先進三青團，再入國民黨軍，被分到胡宗南部。

有意思的是，胡宗南對這位學理工的后生寄予厚望。因精于電訊技術，戴中溶很快當上電訊科長，又升至機要室副主任，軍銜節節攀升。日軍破譯不了他設計的專用波段，胡宗南引以為傲。外人看來，這是技術軍官的平步青云，誰也想不到暗流已在心中涌動。

時間來到一九三八年冬。西安寒意深重，剛從北平轉道延安的清華才女戴中扆敲開了哥哥的營房。“哥，你可想過另一條路？”她壓低嗓門，“共產黨在建設真正的新中國。” 戴中溶只回了四個字：“讓我想想。” 這一夜，他幾乎不眠。

不久，兩人重啟童年自創的“家書密碼”：筆跡依舊工整，字里行間暗藏軍情。曲折的數字、化學元素符號與古詩典故拼在一起，橫越檢查官的目光。延安方面很快派出北平地下黨骨干王石堅單線接頭，戴中溶成為潛伏在胡總司令部的“收音機”，源源不斷送出作戰計劃、兵力調動、彈藥儲備。

一九四七年春，蔣介石親授“胡宗南為西北剿總司令”，大兵云集潼關，劍指延安。胡部尚在推算進軍路線，延安卻提前部署戰略轉移，毛澤東從容西渡黃河。內部文件顯示，解放軍能在陜北游刃有余，電訊源頭的那支隱秘之手功莫大焉。

九月四日，北平六國飯店。一場“和平招待會”上，綏靖公署副主任余心清高調宣布孫連仲愿為國共和談奔走。外界震驚，毛人鳳更是滿腹狐疑。旋即，北平大逮捕開始，“北平諜案”爆發。余心清被定為潛伏分子，王石堅落網，秘密電臺被牽出一串名單。戴中溶亦在西安被捕，十一月解往南京。

法庭辯論持續七日，口供里沒有一句承認自己是共產黨。無法拿到硬證，保密局退而求其次，以“私通延安”罪判十年，將其押到杭州監獄。胡宗南雖多番打探，卻也愛莫能助——戰局已走到下坡，他自身難保。

牢房陰暗，水米難進。戴中溶患上傷寒，高燒昏睡。獄友被提審后再未歸來，他明白大清洗在迫近。就在身體最虛弱之際，解放軍三野先遣縱隊攻入杭州，守城部隊倉皇南撤。警衛開槍炸鎖后奪路，忘了這間病號房。于是一名沉默的地下兵站長，睜眼見到“人去樓空”的奇景，踉蹌著踏出了鐵欄。

同年六月，他與其他獲釋同志在上海郊外秘密集結，向華東局報到。組織考慮到其多年信息戰經驗，可他主動申請離開諜報線。“電機、雷達、火控，都等著人干。”他這樣解釋。次年，被安排進入兵工部門，后赴哈軍工進修，轉向微電機與雷達整機設計。

五十年代中期，他參加了新型岸防雷達的原型設計；六十年代，與科研團隊攻克了大功率發電機絕緣材料難題。資料顯示，他從不在公開場合提及舊事，也很少與戰友憶及“水西門那場庭審”。談起昔日經歷，他只輕描淡寫一句：“那是過去的事，國家更需要我修機器。”

關于“北平諜案”里王石堅是否真正變節，學界至今爭論不休。檔案中可見鄭介民層層上報“收網戰績”，卻也能發現多處疑點：若核心網絡全毀，何以仍有熊向暉、閻又文等在胡宗南、傅作義身邊安然無恙？不少專家傾向認為，國民黨內部另有派系斗爭插手，以“共諜”名義清洗異己，才造成真假難分的混局。

戴中溶的檔案中，有一行字常被研究者反復引用：“該員技術根底甚深，然政治成分未明。”在動蕩年代，這句話既像批注，又似謎語。到一九七〇年代，他已是機械工業部某研究所的高級工程師，手執圖紙，埋首實驗。他曾在筆記本上寫下：“齒輪嚙合聲，比槍炮聲悅耳。”寥寥數語，道盡心志。

一九八二年秋，戴中溶離休。鄰里只知他溫和寡言，愛修理收音機，從不自談軍旅。多年后，子女整理遺物，才在舊木箱里翻出當年水西門法庭的傳票和一頂褪色的中將軍帽。外人看去，也許只是一段曲折傳奇；對當事人而言，卻是一生沉重的回聲。那些隱匿于無線電波中的密碼，那一紙十年刑期，還有空蕩牢房里的回光一線，都與他在實驗臺前的專注一樣，構成了復雜而又純粹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