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洪亮：徐悲鴻與大雅寶胡同甲2號，齊白石書畫院院長湯發周發布

2018年4月4日晚六點半，“徐悲鴻與大雅寶胡同甲2號”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貴賓廳開講，講座由北京畫院副院長、北京畫院美術館館長吳洪亮主講，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理論出版部主任紅梅副教授擔任主持。此次講座是“中央美術學院百年校慶：悲鴻生命——徐悲鴻藝術大展”系列講座第四場。講座中，吳洪亮館長從徐悲鴻與大雅寶胡同甲2號的關系出發，選取大雅寶胡同四個有歷史意義的時間節點進入，重返歷史的現場對其中的人事變化進行回顧與探析，以此來還原一段歷史的現場故事，勾勒出20世紀藝術生態的一個側影。

主講人 北京畫院副院長 北京畫院美術館館長 吳洪亮

主持人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理論出版部主任紅梅副教授

講座現場

講座伊始，吳洪亮館長立足徐悲鴻和“大雅寶胡同2號”的關系問題，對講座主題的提出進行了簡要的闡釋。大雅寶胡同甲2號是徐悲鴻1946年重組北平藝專后購置的一處教職工宿舍，葉淺予、滑田友、李苦禪、李可染、董希文、李瑞年、王朝聞、彥涵、張仃、萬曼等數十位著名藝術家、理論家都曾居住于此。吳洪亮館長于2016年受邀為李可染藝術基金會在香港舉辦的展覽“大雅寶胡同甲2號”寫一篇相關的文章。收到邀請后，他開始思考一個住了很多藝術大家的地方如何能成為一個可以研究的課題。因此，吳洪亮館長曾實地探訪大雅寶胡同甲2號現在可能存在的地點，令人欣喜的是，雖經滄桑變換，此地仍在，只不過如今的門牌是大雅寶胡同5號。

大雅寶胡同甲2號原址今天仍在，是位于北京的東城區東南部的一個三進院落，今天的門牌號已改為大雅寶胡同5號。

當年，北平藝專的校址位于校尉胡同5號，今已屬于協和醫院一部分。兩地距離約兩公里，步行大概二十多分鐘。

吳洪亮館長直言自己受啟發于曾閱讀到的這樣一句話：“歷史的現場包含著歷史的邏輯，能否意識到它并遵循它的規律，對歷史中人是挑戰，對后世讀史者同樣也是挑戰。”在吳洪亮館長看來，大雅寶胡同甲2號就是這樣一個具有“挑戰”的“歷史的現場”。它承載了20世紀以來與中國美術史相關的許多人與事，而身為北平藝專校長及中央美院首任院長的徐悲鴻與大雅寶人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而大雅寶胡同甲2號也成為了見證20世紀中國美術發展的重要歷史現場。對它的研究正是以另一種方式進入歷史的邏輯，甚至這種現場的邏輯有可能讓我們重新感知那個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的藝術與藝術家的關系，探求其表象之下的深層狀態。

有了這個啟發后，吳洪亮館長開始做一些最簡單的研究：這些藝術家、理論家是什么時候搬進來又是什么時候搬走的？他們因何來到這里？研究之后又開始思考這些人的來去留下了很多有別于正史的故事性材料，如何從中梳理出對學術研究有幫助的信息，又如何活化這些信息？最后吳洪亮館長在亞里士多德《師學》一書中引申出的戲劇“三一律”原則中找到了靈感。他將大雅寶胡同甲2號發生的故事假設成一場跨越了20世紀中晚期的一出戲，大雅寶胡同甲2號就變成了一個背景地點，每個人在這里出場、離場，他們在這里碰撞出的故事就成了20世紀中國藝術生態側影的一個切入點。

隨后，吳洪亮館長將大雅寶胡同甲2號這個地點發生的故事，分成1948年、1953年、1956年和1973年這四個時間節點拉開“歷史現場”這部大戲的帷幕。

時間節點之一：1948年

1948年大雅寶胡同第一次集中迎來大批入住者，除葉淺予和夫人戴愛蓮提前一年住進來，董希文、滑田友、李苦禪、李可染、李瑞年以及剛畢業留校的韋江凡等都在這一年搬入。吳洪亮館長細究歷史，發現這些入住的藝術家，都和徐悲鴻有著密切的交往關系，或是志趣相投的好友，或是一直提攜的晚輩，他們后來成為了徐悲鴻推行寫實主義藝術主張的中堅力量。1946年徐悲鴻第二次執掌北平藝專，國畫系教員秦仲文、李智超、陳緣督三人因為對徐悲鴻重組藝專以來在國畫系教學、招生等方面采取的種種措施感到不滿而罷課。早在1928年徐悲鴻第一次執掌北平藝專時，徐悲鴻意欲推行國畫的寫實主義主張，也發生了蕭俊賢、陳半丁辭教事件。最終徐悲鴻任職4個月之后，由于新政難行無奈辭職南下。而這一次，由于全國美術會的部分北平會員聯名發表公開宣言支持徐悲鴻，其中就有李可染和李瑞年。吳洪亮館長認為，徐悲鴻重組藝專，聘用了入住大雅寶胡同甲2號的這批新派的藝術家。正是他們加入北平藝專的師資隊伍，支撐和傳播了徐悲鴻藝術理念，也意味著北平藝專的穩定和新時代的開始。

1946年，徐悲鴻與北平美術作家協會同仁合影，協會中大部分為國立北平藝專教師。

20世紀50年代，李可染與鄒佩珠在大雅寶院內

時間節點之二：1953年

1953年9月26號徐先生因病辭世，這一年大雅寶胡同的人員開始發生更迭，成為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1949年隨著北平藝專與華北大學三部美術系合并成立“國立美術學院”，并于次年更名中央美術學院，身為首任院長的徐悲鴻本該志得意滿，但吳洪亮館長查找文獻時發現在新的政治環境和文藝政策影響下，徐悲鴻內心存在著復雜的一面。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朱京生教授的研究顯示，1950年徐悲鴻先生創作的《毛主席在人民中》，本欲參加一個在蘇聯舉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藝術展覽會”，居然沒有通過。同一時期徐悲鴻還撰寫了贊揚希臘羅馬藝術傳統的文章，被《美術》雜志以不合時宜為由拒絕發表。新中國倡導的“藝術為工農兵服務”，同樣使得大雅寶的藝術家們的藝術創作遇到了困境。1950年，有聲音提出花鳥畫不能夠為無產階級服務，擅長大寫意畫的李苦禪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后又有文化部組織考察團赴甘肅進行石窟考察；中央美術學院組織從事國畫創作的教師進修，訓練他們畫模特、白描、勾勒，等等改造實踐的發生。徐悲鴻去世的這一年，李苦禪和吳冠中搬離了大雅寶胡同，李瑞年于1952年底也因為受邀到北京的師范大學美術系執教而搬離。有人搬走，也有人進來，1953年黃永玉、梅溪夫婦和丁井文、鄭學文夫婦搬進了胡同。黃永玉和丁井文兩位均為新中國的美術教育做出了頗多的貢獻。

1953年5月，董希文（左一）與丁井文（右二）等陪同毛澤東（左二）在中南海懷仁堂觀看中央美術學院教師作品。（照片由董一沙提供）

在這個時間節點里，吳洪亮館長特別地回憶起自己在十多年前所做的有關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研究。1952年，人民英雄紀念碑工程正式啟動，他發現紀念碑的幾塊重要浮雕的創作者，其中有近一半的人都出自大雅寶胡同，如滑田友、彥涵、董希文、鄒佩珠等人。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揭幕，成為新中國建國以來第一個國家級大型公共藝術項目被載入史冊，以上諸位都為此做出了貢獻。

人民英雄紀念碑之《武昌起義》 浮雕

時間節點之三：1956年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同時也是文藝界可喜的一年——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科學文化方針政策，藝術家們在短期內擁有了一個相對自由的言論和創作環境。這一年也是大雅寶人員流動較大的一年，不同的是，隨著中國慢慢安定下來，國際交往開始增加了，大雅寶也搬進來幾個國際學生。這一年因為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成立，祝大年、柳維和、袁邁和程尚仁收到調任后搬出了大雅寶宿舍，而保加利亞留學生萬曼和他的北京媳婦宋懷桂在這一年搬進。萬曼和中央美院油畫系學生宋懷桂在周總理親批下結為連理，1959年兩人回到了保加利亞后又移居法國。改革開放后，兩人又回到中國，萬曼出任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的客座教授，并由萬曼帶領青年教師創辦萬曼壁掛研究所。上個世紀50年代后期的大雅寶還住著一對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貝亞杰和朝鮮女子李起順夫婦。貝亞杰是版畫系研究生，曾當過美院老師們晚畫會“十張紙齋”的模特，現存還有吳作人、李斛兩位先生所做貝亞杰的肖像。另一位捷克來的留學生海茲拉爾也跟大雅寶胡同有關。海茲拉爾曾在中央美院美術史系學習，后來成為捷克研究齊白石的重要專家。據此，吳洪亮館長認為，大雅寶胡同在上個世紀50年代還較為封閉的中國，儼然成為了藝術國際交往的平臺，為中國帶來了不一樣的藝術生態的可能性。

1957年保加利亞留學生萬曼與宋懷桂在大雅寶胡同居所留影

時間節點之四：1973年

1973年，李可染搬離了大雅寶，董希文也在這一年離世。兩位都在大雅寶居住超過20年的時間，除了是中央美院的同事，還是親密的鄰居。吳洪亮館長曾在董希文女兒董一沙了解到董希文晚年的狀態，在吳洪亮館長看來董希文在“文革”中受到極大的推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開國大典》造成的的精神折磨。所幸的是，李可染雖飽受沖擊，但是最后堅持了下來。后來李可染又經歷了作品被指責為“黑畫”的時期，最終熬到了出頭之日，只可惜再也沒有機會與老鄰居董希文相互交流創作心得了。

1972年，接受化療的董希文與家人在大雅寶院中合影

講座尾聲，吳洪亮館長對1948-1973年間在大雅寶長大的“藝二代”后來的從業情況進行了簡要的提點，其中李可染先生的兒子李小可、李庚，李苦禪之子李燕，黃永玉之子黃黑蠻，張仃先生的兒子張朗朗等，都從事藝術創作或藝術史專業。吳洪亮館長認為，正是因為這批人的健在，我們才有機會做大雅寶胡同的研究。

1949年，李小可和董沙貝（攝影：董希文）

20世紀50年代，黃永玉帶領大雅寶的孩子們外出郊游時留影（左起：李小可、董沙雷、彥冰、董沙貝、張郎郎、程芙山、袁驄、袁驥、李燕、黃永玉、李琳）

最后，吳洪亮館長為我們分享了他作為美術館策展人的一些研究方法，他和他的同事一直在尋找可供研究的關鍵時間、特殊人物，以及歷史的現場，而大雅寶胡同這個題目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實踐的機會。他認為，大雅寶胡同甲2號是寫在正史旁邊的真實，是大歷史中的小歷史，但這部小歷史足夠作為大歷史的精華版帶我們進入那個時代的現場，觸摸大歷史的神經。

文丨楊鐘慧

現場圖丨美術館 李標
文獻圖丨·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