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名工人搶70個崗位，還羨慕美國港口嗎？| 港口圈

凌晨還沒亮，西雅圖港口的工會派工大廳里已經擠滿了人。墻上一塊白板寫著“昨晚到港船只：0”。派工員莎拉·埃施（Sarah Esch）拿著對講機，盯著記錄班次的板子，像在做一道每天都會變得更難的算術題：“今天大概只有70個崗位，但來了600名工人。”她頓了頓，“這數字不太好看。”

西雅圖港的派工員莎拉·埃施正在安排當天的工作

碼頭工人習慣了不確定。潮汐、天氣、航運公司臨時改港、消費市場忽冷忽熱——都能讓一天的工作計劃被推翻。但在他們的記憶里，上一次像現在這樣“看得到人、看不到活兒”，還要追溯到2008年金融危機。如今把這座港口“搖晃”得最厲害的，不是風浪，而是關稅。

西雅圖的碼頭工人隸屬國際碼頭及倉儲工會（ILWU）Local 19。他們把來自亞洲的進口貨卸下船——電子產品、汽車零部件等，再由卡車和鐵路運往美國西部與中西部；返航的船則裝上美國出口品：糧食、海產以及其他貨物。港口的繁忙與否，關乎的不只是這片碼頭的工資單，也牽動著內陸州的農場、倉庫與商店的補貨節奏。

特朗普總統把關稅描述為一種“全能工具”和長期戰略：迫使貿易伙伴改變政策，也逼迫制造業回流，把藍領崗位從海外“拉回來”。他承認短期會有疼痛，但強調那是為“全球經濟重新校準”付出的代價。可在西雅圖港口的清晨，短期的疼痛被具體到一張張等工的臉上：有人能拿到班次，有人只能空手回家；有人還能靠保障工時撐住房貸，有人連進入這份職業的門檻都跨不過去。

等待派工的碼頭工人們

在這里，工作機會幾乎完全由“資歷”和“到場”決定。墻邊的牌板上，一排排姓名按年資排列；工人用木質插銷“簽到”，派工員用復寫紙手寫分配單——一種近乎復古的系統，冷冰冰地把“誰能工作”變成可視化的排序。薪資也分層：時薪大致從約40美元起步，經驗最深、訓練最全的可到約63美元，夜班和周末還能更高。

最底層的入門工被稱為“casual”（臨時工）：沒有福利，也不保證有工可做。往上一步是B級，開始有醫療保險、養老金，并保證每周32小時工資；再熬五年，才可能成為A級，享受每周40小時工資保障、完整福利與更豐厚的退休計劃，還能參與工會事務投票。部分會員甚至可以在去世后把“工會名冊”（俗稱“books”）傳給子女，讓他們直接從B級起步——這也解釋了為何碼頭是典型的“家族行業”，三代、四代同堂并不罕見。

B級工人專用的休息區

埃施自己也不是“碼頭世家”。她從科羅拉多來到華盛頓州，在塔科馬的普吉特灣大學（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學戲劇，后來在一家碼頭工人常去的酒吧打工，被客人勸去碼頭試試。她愛上了那種“油膩、臟、流汗”的工作，也愛上了在海邊、在西雅圖天際線下干活的同伴情誼——哪怕最初那些年并不好過：她靠工會前輩提供的免費住處才撐住，又做過第二份工作，才熬到今天當上派工員。她曾把這份工作當作“穩定人生”的出口：薪水、福利、養老金，一旦熬上去，“很難找到同等安全感的職業”。但現在，她越來越不敢把這條路推薦給下一代。

港口的下滑寫在數字里。報道引用的數據稱，截至11月，西雅圖與塔科馬兩港集裝箱吞吐量較2024年下降接近4%。這個跌幅看似不算夸張，卻被2025年第一季度的“異常沖高”掩蓋——當時航運公司趕在潛在關稅落地前搶先進貨。真正的寒意出現在夏末以后：自8月起，月度貨運量較2024年出現兩位數下滑，傳統的圣誕旺季“搶運潮”也沒有到來。

港口委員山姆·趙（Sam Cho）把這股冷風解釋得更直白：當中國向美國運來的貨變少，會直接傷到港口；而當其他國家不再從美國中西部購買大豆等農產品，出口端也會跟著失血，“我們現在兩頭都在受影響”。關稅的回聲沿著供應鏈回蕩：進口少了，卸船崗位少了；出口弱了，裝船崗位也少了。港口像一個巨大的中轉站，最怕的就是兩端同時放慢。

在工會大廳里，這種“放慢”被拆解成更殘酷的分區。A級和B級工人通常在派工辦公室外樓上的房間等候，透過玻璃看派工員在白板上劃線、擦掉、再重寫；臨時工則在樓下、靠近停車場的房間里等消息。埃施常用無線電把壞消息傳下去：“今天臨時工沒有活兒。”這句話如今幾乎成了常態。對新人而言，它意味著職業可能在真正開始之前就結束；老工人則回憶起“繁榮年代”，從臨時工熬到A級甚至用不了十年，而現在“根本沒有足夠的工時”。

碼頭仍在用非常復古的方式派工

即便對享有保障工時的A級工人，日子也不再踏實。冬天的大多數日子，崗位數量“勉強夠”分給A級，很多人失去加班機會或更高薪的專業崗位（例如操作起重機）。37歲的安東尼奧·卡皮耶洛（Antonio Cappiello）說，最難受的是不可預測：你不知道這一周、這個月到手會是多少。保障工時像一張底網，能兜住墜落，卻兜不住對未來的焦慮。

而臨時工的焦慮更像懸空。31歲的馬特·米蘭特（Matt Mirante）當了七年半臨時工，過去三個月只干了7個班次。他有親戚在樓上等工，自己卻越來越常動搖：要不要干脆回去做那份能讓他負擔起獨立住房的垃圾清運生意？可他又舍不得離開，“我已經花了這么多時間，怎么能放棄？”41歲的阿貝蓋爾·孔特雷拉斯（Abegail Contreras）同樣當了七年臨時工，和母親同住，打好幾份零工，幾乎每天早晚都來報到，過去一個月只撿到4個班次。她說自己從小就想當碼頭工人，因為她看得到“上樓之后”會是什么樣的生活——只是“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來。

關稅并不是大廳里唯一的關鍵詞。談起政治，工人們對特朗普總統的憤怒并不總是最強烈，更多是一種更深的挫敗：美國航運經濟正在經歷一種“存在性的衰敗”。他們提到荷蘭鹿特丹港——高度自動化的碼頭讓人手需求越來越少；也盯著南邊加州長灘港的自動化試驗；他們知道墨西哥與南美碼頭工人的工資水平，也知道全球航運會把貨流導向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地方。關稅像一陣風，終將過去，但自動化與全球競爭更像潮水，將他們如前浪般沖上沙灘。

當然，西雅圖的港口業務也不是沒有亮色。報道提到，西雅圖港的改進帶來郵輪業務增長，夏季郵輪靠港提供了充足的工作。可郵輪季的工時并不能幫助臨時工累計那些“晉級樓上”所需的關鍵工時，而賬單是一年四季都會來敲門的。卡皮耶洛說，他甚至不再提前計劃暑假，因為“哪怕到了A級，有活兒時也得去干”。這句話聽起來像敬業，卻也像妥協：生活被迫圍著不穩定的貨流轉。

天色漸亮，派工大廳的人群開始散開：拿到班次的趕去碼頭，沒拿到的走向停車場，有人低頭刷手機，有人點著煙沉默。埃施回到那塊白板前，擦掉今天的數字，準備迎接下一次“簡單而令人沮喪的數學題”。她說，她不知道未來會是什么樣，“還會有未來嗎？”在關稅與全球經濟的夾縫里，這個問題不再抽象——它決定著這座港口是否還能讓年輕人相信：只要肯熬，就能上樓。

原文/紐約時報

編譯/西雅圖中文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