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告知不再擔任大軍區政委，重新等待分配，賓館住5年沒音信了

1977年7月的蘭州，驕陽烤著黃河兩岸的土丘。傍晚時分，蘭州軍區機關傳達室遞來一份電報：冼恒漢不再擔任大軍區政委，地方一把手的兼任職務同時終止。電報語氣生硬，沒有解釋，也沒有客套話。這一天，冼恒漢六十四歲。

冼恒漢在軍內干政工起家，十八歲參軍，抗戰時期歷經百團大戰、晉察冀反“掃蕩”。到1967年前，他的履歷幾乎純粹軍旅。那個春天，他接到“支左”命令，帶著幾位參謀趕赴甘肅。西北復雜的局勢，讓一個習慣了鋼鐵紀律的老政委直呼“這比打仗難”。

支左只是開端。1968年，他被任命為甘肅省革委會負責人之一，同時兼蘭州軍區政委。經濟底子薄、自然條件差，這些都是甘肅擺在案頭的硬骨頭。冼恒漢抓得最緊的是水利：靖遠黃河提灌工程、景泰川電力提灌工程接連上馬。靠天吃飯的鄉親第一次嘗到旱田進水的滋味，糧產量數年翻番，這是后來省里寫進年鑒的一筆。

然而，鐵路問題始終懸在桌面。蘭州鐵路局長期因為歷史遺留、人事糾紛和運輸瓶頸彼此扯皮。鐵道部多次派工作組，遲遲拿不出根本方案。1974年下半年，此事被“臨時交由地方”和“軍區配合”處理，文件簽字人赫然就是冼恒漢。外界很少知道，圍繞調度權、人事權的拉鋸戰里，他拍過幾次桌子，也讓多方都不痛快。有人說他手段過硬，有人指責他“軍人治鐵”越權行事。

雪上加霜的是司令員之間的磨合。自1975年軍區班子進行人事調整后，新司令員的行事風格與冼恒漢南腔北調、直接果決的性格并不合拍。一次作戰會議上，對方就邊防建設的資金流向提出異議，冼恒漢皺著眉只說一句：“按規定辦。”一句話讓會議氣氛瞬間結冰，這段不快很快傳遍軍區機關。

1977年春，肖華進疆調研返京后，被宣布出任蘭州軍區政委；4月，任命文件下達。冼恒漢是最后一個知道的人。讓他措手不及的，并不是被替換，而是“等待分配”四個字。組織上問他，是回南方休養還是留京。考慮到自己多年的胃病、心臟病，北醫條件好，他選擇留在北京。

離任那天很安靜，沒有送行儀式，也沒人拍照留影。他把隨身的《孫子兵法》和《水利年鑒》塞進行李，登上去往北京的專列。列車穿過青銅峽時，他站在車廂接頭處，隔著車窗望見銀灰色的黃河水，沉默了好久。

到京后，軍委辦公廳安排他先住總醫院宿舍，做體檢。醫生建議他靜養。隨后的日子，換作北郊一家小賓館。房間不大，推窗能看到稀疏的楊樹林。原本人人以為，新的任命最多兩三個月，可“下文”一拖就是五年。1980年，老戰友看望他時隨口問：“老冼，消息有了嗎？”他搖搖頭，只回一句：“等。”

生活極其單調。上午讀書，下午散步，偶爾寫寫筆記。他曾對警衛員半開玩笑：“我現在是編外人員。”對方憨憨一笑：“首長放心，總會有安排。”這兩句對話后來被冼恒漢寫進回憶錄，字面輕描淡寫，卻透出幾分無奈。

1982年夏，組織部門給出最終決定：免去一切領導職務，保留副大軍區級待遇，安排離職休養。冼恒漢認真聽完，沒有反駁，只問：“還能回蘭州看看嗎？”得到肯定答復后，他收拾行李，帶著幾箱書稿，踏上西行列車。

回到蘭州，他租住在軍區招待所附近的舊樓里。昔日部下時有來訪，談及往事，他只是擺手：“都過去了。”倒是對水利建設進度關心不減，每年都會到靖遠、景泰看看。在水渠邊，他不止一次說起當年的工程圖紙，“這條干渠早幾年有滲漏，如今補上了，得力。”老農聽不懂官話，只笑著遞煙。

1988年，他將那本不足十五萬字的回憶錄寄往北京軍科院。序言里提到“面對風浪，臨場決斷難免缺失周全”，算是對蘭州鐵路局事件留下一點注解。稿件很快退回，“內容特殊，不便公開”。冼恒漢把退稿單夾進書頁，再沒提起。

2009年3月，他病逝于蘭州總院，終年九十六歲。遺體告別儀式簡單低調，軍區老戰友自發前來送行。花圈下，有人發現幾冊泛黃的《水利水電資料匯編》，也是他生前常讀之物。至此，一位曾經統領大西北政治工作的老兵，長達三十二年的沉默生涯畫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