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周總理提出解放萬里時，毛主席：他是個人才，應該出來工作

1968年4月的一次中南海碰頭會上，周總理放下手中文件，對在座同志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北京的攤子總得有人拾掇。”會場頓時安靜下來，大家明白，總理要談的是原北京市委副書記萬里的去向。輪到吳德匯報首都局勢時，他脫口而出：“需要一位熟悉市情、能把大家攏得住的人。”這一提議，為解放被“靠邊站”的萬里埋下了伏筆。

周總理當晚就把情況寫進便箋，第二天送到毛主席案頭。毛主席看完沉吟數秒，揮筆圈出“萬里”兩個字，隨口點評：“就是那個搞人民大會堂的萬里？他是個人才，應該出來工作。”一句定音，讓沉寂近兩年的萬里迎來轉機，也由此開啟一段跌宕的履歷。

時間往回撥到1958年10月28日，人民大會堂破土動工的那天凌晨，工地探照燈映著霧氣，有工友嘟囔：“十個月完工？吹牛吧。”沒想到，這位總負責人萬里真的只用了十個月零十三天就交出了答卷。工程驗收那夜，毛主席巡視現場，聽說“日行萬里”這個綽號，笑得很大聲。自那以后，中央高層都記住了這名干練的城市建設部長。

看似“城市專家”，實則萬里出身農村。1936年在山東陽谷參加抗日救亡時，腳上的草鞋還是自己編的；1943年被黨組織派到魯西南，他一天能走四十里地奔波發動群眾。1953年調入北京主管城建，他坦言對“高樓、水泥、管網”完全外行，只好跟著蘇聯專家跑遍十五座省會城市，硬是把草根經驗轉化成城市規劃語言。有人問他秘訣，他擺手：“先把問題看準，再琢磨辦法，總歸能啃下。”這種務實作風，為他后來治理鐵路、整頓農業打下基礎。

1966年風暴來臨，萬里被“靠邊站”，留在機關備份圖紙。其間，他每天記筆記，研究北京交通的瓶頸、排水的缺口，還把一些建議偷偷塞給留守技術員保存。吳德之所以在大會上點名萬里，就是看中這份對首都情況的熟稔。

獲準“解放”后，萬里回到市里，第一天沒進辦公室，而是騎著舊二八自行車跑去鼓樓大街，數紅綠燈缺口。幾個月后，北京召開城市建設和管理工作會議，重新確立“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管理”，被稱為“老規制回魂”。有意思的是，這些原則正是1957年他在黨的八大上提出的，如今又派上用場。

1975年1月全國人大閉幕后，鄧小平點將讓萬里出任鐵道部部長。外界驚訝：一個搞建筑的去救鐵路？鄧小平說得直白：“他肯動腦子，也肯下去看。”萬里到任十天即向鄧小平遞交“四大癥結”報告：運輸下降、事故頻發、機輛破損、樞紐堵塞。鄧小平拍桌子：“就按這路子改，中央給你撐腰。”短短八個月，列車正點率提高近百分之二十，一批長期積壓的機車重返線路，干線周轉天數縮短，這在當時被視作“鐵路翻身仗”。

1977年6月，萬里調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省里剛從困難時期走出，糧票緊張，干部情緒低落。萬里采取“輕車簡從、不打招呼”做法，下鄉踏看莊稼。金寨一位老紅軍拄著拐杖說：“我們當年打仗不怕死，現在就怕吃不飽。”萬里當場批示救濟款、棉布和糧食，隨后要求編寫革命斗爭史，建紀念館，讓后輩記得這些無名英雄的付出。試想一下，領導者若只聽喜報，那些藏在山溝里的困難永遠得不到解決。

在安徽，他推動試行包干到戶、恢復集市貿易，不得不說，這些做法和后來在全國推開的農村改革暗合。鄧小平后來評價：“農村改革從安徽開始，萬里有功勞。”評價簡短，卻擲地有聲。

1993年，按照中央整體考慮，萬里退出領導崗位。他給自己立“三不”規矩：不剪彩，不題詞，不攬虛職。有記者想請他回憶往事，他擺手：“重要的是眼前人把事情辦好，老同志就別添亂。”話語平實，卻流露出一名老黨員的自我要求。

回望萬里的履歷，從山東平原一路走到人民大會堂，再到鐵路風雪線、安徽稻田，崗位在變，做事邏輯未變——發現問題、直面問題、解決問題。毛主席當年的一句“他是個人才”，并非溢美，而是對務實精神的簡潔概括。事實證明，關鍵時刻敢挑擔的人，總能讓歷史的車輪少些阻滯，多些踏實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