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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到一則消息,浙江舟山嵊泗縣取消了中考,全縣兩百多個初中畢業生只要想讀普高,都能上。
這個海島小縣的幾百個家庭,暫時松了一口氣。但漣漪之外,是更廣袤土地上無數家庭的無聲窒息,他們的孩子,包括我們的孩子,正站在那條名為五五分流的隱形分界線上,腳下不是基于興趣與能力的道路,而是早已被家庭出身鋪就的軌道。
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殘酷的真相:在今天的語境下,中考分流很少是關于“哪個孩子適合動手”,而更多是關于“哪個家庭擁有資源”。
當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因為分數被劃入職校軌道時,他背后被一同劃定的,往往是父母的學歷、家庭的收入、所能調動的教育資源,甚至是一個家族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
在我看來,這其實像一場提前了多年的社會預演。
大城市的孩子,從小學甚至幼兒園就開始積累籌碼:優質的學區、昂貴的輔導、開闊的視野、精心規劃的特長。他們的跑道鋪著塑膠,指向明確。
而縣城、鄉村的許多孩子可能在破舊的教學樓里,用著短缺的實驗器材,靠著同樣疲憊的父母,去搏殺同一份試卷。
我自己就是農村的,我對農村的教育感同身受,跟城市教育已經完全不在一個維度了。
當分流的大幕落下,前者涌入高中,向大學挺進;后者中的很大一部分,則被一種溫柔的暴力送入另一個世界——那個我們口口聲聲說同樣光明,卻心知肚明意味著更少選擇、更低起點、更窄通道的世界。
當年我們提出五五分流的時候,我們曾理想化地想向德國看齊,讓50%的學子讀大學、50%的進技校,既緩解大學生就業難,又填補產業工人缺口,甚至還能為學習不好的孩子開辟新的道路,提出這個方案的人當時一定認為自己是一個絕頂天才!
可實際上,所謂的向德國學習成了一個巨大的諷刺。
我們學到了其分流的形式,卻完美避開了其精髓:一個能讓工匠活得體面、有尊嚴的社會保障體系。
在德國,技工是高薪、受尊敬的代名詞,職業教育與產業需求無縫對接,社會沒有強烈的學歷鄙視鏈。
在那里,選擇是真實的,是基于志趣與天賦的。
而在我們這里,選擇常常是偽命題。
當一個行業的平均工資僅能維持生存,當工人二字在社會語境中與沒出息悄然掛鉤,當職校淪為管理松散、學風不佳的代名詞時,你對一個孩子說職業道路同樣精彩,不僅是蒼白的,甚至是殘忍的。
這不是分流,這是一種經過精美包裝的放棄。
家長們的集體焦慮與抗拒,并非不識大局,而是基于生存直覺的最清醒反抗——他們看透了,這不僅僅是在分流孩子,這是在分流一個家庭的未來可能性。
更深刻的問題在于,這種固化被一套公平的話語所包裹。
它以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面目出現,卻刻意無視了分數背后巨大的資源不平等。
它讓一個出生于資源匱乏家庭的孩子,用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去獨自對抗一整個系統性的落差,然后在他失利時,輕松地將結果歸因于不夠努力或天賦不足。
這套邏輯,完美地卸掉了社會應盡的責任,并將結構性不公轉化為個人失敗,讓被淘汰者陷入沉默的自我懷疑。
嵊泗的嘗試,之所以觸動人心,正是因為它以一種微小的方式,試圖推遲這場過早的判決。
它或許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它給了孩子,尤其是那些晚熟、家境普通的孩子,多一點成長的時間,一個不被過早定義的青春。這不僅僅是教育政策的調整,這是一種對固化的小小反抗。
教育本該是照亮社會流動的燈塔,是打破階層壁壘最溫柔的利器。
而當它異化為一場從初中就開始的、精準的階層篩選機制時,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幾個孩子的未來,更是一個社會的活力與公平底線。
終結這種提前固化,或許不在于徹底取消分流,而在于我們必須回答:何時,一個中國工匠的收入與尊嚴,能真正比肩他的德國同行?
何時,我們的職校能成為令人向往的匠人搖籃,而非失敗者收容所?
何時,一個孩子的人生道路,能真正由他的熱愛與才能決定,而非由他父母的身份地位和銀行賬戶決定?
那一天到來之前,所有關于分流的討論,都只是觸及皮毛,而未動根本。
嵊泗的小船已經調頭,它載不動全國的教育焦慮,但至少指出了一個可能的方向:也許我們可以慢一點,給孩子多一條路,給人生多一種可能。
畢竟,教育的目的不是篩選誰該去流水線,而是點亮每個生命獨有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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