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當下，個人信息的跨境流動引發了侵害個人信息權利和公共利益的風險。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并無專門規范個人信息跨境流動的全球性多邊條約，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條約法規則體系化程度也較為有限。可見，規制個人信息跨境流動需要相關國內法的域外適用，這也使得各國紛紛彰顯其賦予乃至擴張本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域外效力的立場，并將之作為一種規制相關數據跨境流動的優先政策選擇。
我國賦予個人信息保護法域外效力的做法存在現實需求，也面臨實踐困境。在當前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已顯成效之情勢下，受制于執法措施的屬地性，相關執法司法部門在實踐中面臨立法管轄權與執行管轄權的“鴻溝”，這也使得擴張國內法域外效力并非一項不證自明的政策選擇。
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域外適用，既應依國際禮讓適當協調與外國立法管轄權的沖突，也要受限于相關執行措施的域外執法效能，并須兼顧本國數字經濟發展實踐需求。宜秉持理性和務實的精神，限縮解釋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域外效力條款，在維護本國境內自然人基本權利的前提下，合理劃定該法域外效力的邊界。對個人信息保護法域外適用的情形，應綜合事實因素判斷境外個人信息處理者向境內自然人提供產品或服務的目的，對境外個人信息處理者分析、評估境內自然人的行為增設具體目的之要求，并附加境外個人信息處理者對我國境內個人信息權利人的利益產生損害之條件，以限定我國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該法域外適用的其他情形，以此平衡個人信息跨境流動利益與個人信息安全利益。
［以上摘自《法商研究》，高梅整理］（高梅）
（來源：檢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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