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慶新：《目錄知識學視閾下明代書目的小說著錄研究》

《目錄知識學視閾下明代書目的小說著錄研究》，溫慶新著，九州出版社2026年1月版。

內容簡介

該書以明代書目的小說著錄為主要研究對象，在梳理傳統目錄學的認識機制、建構理路、知識功能及目錄學家的知識信仰之后，首先基于目錄知識學視閾去勾勒歷代書目“小說家類”的衍變歷程，其次圍繞政教意圖、“賬簿”式、經世致用等關鍵詞去分析明代官藏書目、史志目錄、私家藏書目的編纂理念及其小說著錄的典型特征，而后分析明代書目著錄通俗章回小說的新變及其歷史必然性，最后探究明代知識群體對傳統書目小說知識的賡續策略與擴容探索，以此分析明人的小說認知思路和思想觀念的文化意義及當下啟示。

目 錄

引 言

一、明代目錄學研究現狀

二、明代書目的小說著錄研究現狀

三、明代書目的小說著錄情形與本書的研究對象

四、論證思路及研究目的

五、主要內容與問題導向

第一章 傳統目錄學的建構理路與目錄學家的知識信仰

第一節 閱讀史視閾下傳統目錄學的主體建構理路

一、書籍本身、閱讀者與閱讀史研究

二、傳統目錄學的“主體介入”與書籍“文本”的多元形態

三、傳統目錄學的隱含讀者與書籍“文本”意義的限定

第二節 作為一種文化體系：傳統目錄學的社會認識機制

一、傳統目錄學社會認識的文化語境

二、傳統目錄學與知識群體開展社會認識的實踐活動

第三節 傳統目錄學與古代目錄學家的知識信仰

一、知識信仰與目錄學的本質特征

二、作為知識共同體的目錄學與目錄學家的知識信仰

三、古代目錄學家知識信仰形成的兩種主要路徑

小結

第二章 傳統目錄學的知識功能與“小說家類”設置

第一節 傳統目錄學的政治功能與道德功能

一、“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傳統目錄學的學術品格

二、政治教化：傳統目錄學體系構架的政治功能

三、道德規范：傳統目錄學體系構架的道德功能

第二節 政教導向與明代書目編纂的觀念單元

一、善校讎而編目與明代書目的編纂者

二、政教意圖與明代書目的編纂指導

三、人倫道德、“風俗人心”與明代書目的書籍史意義

第三節 傳統書目對“小說家類”的認知衍變及意義

一、身份意識與知識本質：漢唐書目對小說的探討

二、內涵拓展：宋代書目對“小說家類”的新認識

三、視角革新：明代書目對“小說家類”知識形態的探索

四、文教強化：《四庫全書總目》對“小說家類”的官學定位

小結

第三章 明代官藏、史志目錄編纂的文治視閾與小說著錄

第一節 政府藏書目與《文淵閣書目》的編纂及小說著錄

一、政府藏書目與《文淵閣書目》的編纂方式

二、文治教化與《文淵閣書目》的書籍著錄順序

三、對《煙粉靈怪》《薛仁貴征遼事略》等小說的著錄

第二節 史官意志：焦竑的小說觀與《國史 · 經籍志》的小說著錄

一、史學著述與《國史 · 經籍志》的編纂導向

二、史官意志與《國史 · 經籍志》的小說觀念

三、史志文獻與《國史 · 經籍志》的小說著錄

小結

第四章 明代私家書目的“賬簿式”編纂與小說著錄

第一節 “賬簿式”編目與《寶文堂書目》的編纂及小說著錄

一、“賬簿式”編目、藏書家流別與明代的私家藏書目

二、“賬簿式”藏書目：《寶文堂書目》之性質

三、《寶文堂書目》所錄小說的特殊意義

第二節 “賬簿式”編目與《百川書志》的分類及小說著錄

一、《百川書志》與《宋史 · 藝文志》分類比較

二、《百川書志》的分類標準厘析

三、“各以類從”與高儒的小說認識

第三節 “賬簿式”編目與《笠澤堂書目》的編纂及小說著錄

一、“賬簿式”編目與《笠澤堂書目》的著錄特點

二、王繼賢的藏書思想與《笠澤堂書目》的部類設置及圖書歸并

三、《笠澤堂書目》“小說家”的文獻價值與思想價值

小結

第五章 經世致用與明代私家書目的編纂旨趣及其“小說”觀念

第一節 經世致用與《趙定宇書目》的編纂及其“小說”觀

一、藏書記錄與《趙定宇書目》的編寫

二、經世意圖與《趙定宇書目》的部類劃分

三、致用導向與《趙定宇書目》的“小說”觀念

第二節 “世用經濟”與《澹生堂藏書目》的編纂及其“小說”觀

一、“嗜書”“世用經濟”與祁承 的藏書及鑒書指導

二、“世用經濟”與《澹生堂藏書目》的部類設置及書籍歸并

三、致用意圖與“小說家類”的設置及其蘊含的小說觀

小結

第六章 知識限定與明代書目的通俗章回小說著錄

第一節 傳抄之習與明代藏書家的編目及著錄通俗章回小說

一、明代抄書之風與藏書家的抄書活動

二、傳抄之習與明代藏書家之編目

三、傳抄之習與明中葉以降藏書目的通俗章回小說著錄

第二節 “忠義”與明代書目著錄《水滸傳》的歷史意義

一、明代書目的《水滸傳》著錄與《水滸傳》本名考辨

二、明人對《水滸傳》的普遍認識與《水滸傳》的基本定位

三、“忠義”與《水滸傳》早期傳播過程中的官方意志

第三節 《三國志通俗演義》的著錄與明人對歷史演義小說的定位

一、明人札記、書目著錄與明人對歷史演義小說的定位

二、史實素材、建構歷史與歷史演義小說的文體

三、明代書目的著錄與明人文體定位的啟示

第四節 《紅雨樓書目》的著錄與《西游記》的早期接受

一、《紅雨樓書目》著錄《西游記》與明人對《西游記》的定位

二、“釋類”定性與《西游記》早期刊刻中的官方意志

第五節 “南京齊府”刻書與《英烈傳》的編纂及流布

一、兼具“紀傳”史格與“平話”特征的雙重文本形態

二、內府太監搬演、“南京齊府”刻書與《英烈傳》的早期流播

三、“皇明政績”與《英烈傳》的編纂旨趣及意義

第六節 “尊體”未竟：通俗章回小說在明清書目的衍變

一、由史、子入集的衍變之路

二、目錄知識的限定與通俗章回小說徘徊于史、子之間

三、近代書目將通俗章回小說置入集部的必然與缺憾

小結

第七章 明人對傳統書目小說知識的賡續與擴容

第一節 目錄知識約束下謝肇淛有關小說的認知

一、目錄知識結構作用下的小說品味思路

二、基于讀者接受趣味擴容通俗章回小說的知識特征

第二節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的“小說”分類思想

一、目錄學視閾下胡應麟對“小說”的主要看法

二、《少室山房筆叢》的“小說”分類見解及意義

第三節 《嘉靖建陽縣志·書坊書目》小說著錄的意義

一、《嘉靖建陽縣志·書坊書目》所錄小說與明代其他書目之比較

二、《嘉靖建陽縣志·書坊書目》異趣選擇的緣由及啟示

第四節 稗官小說與明代通俗章回小說序跋的目錄學傳統

一、明代通俗章回小說序跋中的“稗官小說”表述

二、關鍵詞式批評與“稗官小說”表述的目錄學知識傳統

小結

余論

一、知識社會學視閾下明代書目小說著錄的突出特點

二、作為目錄知識的改良實踐：明代書目著錄通俗章回小說的啟示

三、品評明代小說：《四庫全書總目》與明代書目之比較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論證思路及研究目的

依照杜威《確定性的尋求：關于知行關系的研究》一書所言“觀念是具有經驗根源和經驗身份的”與“觀念就是所實行的行動”等觀點，所有觀念的形成及延續往往與該種觀念產生、存在之際，觀念者本身的行為、制度變遷及社會思想等方面相聯系。故而，我們透過某些重要事件與行動效果，可進一步討論某一或某些觀念的歷史意義。

《確定性的尋求：關于知行關系的研究》

從明代目錄學知識譜系探討某一或某類書目對某一門類作品或某一（些）具體作品的著錄，以及其所蘊含的學術思想，至少可從以下幾點展開：

一，從不同時期的書目對某一（類）書籍的著錄，探討該類書籍的傳播與接受情形。

二，從某一時期內不同類型的書目對某一（類）書籍的著錄，探討此時期知識群體對該類書籍及其學術評判的認識。

三，從不同書目著錄某一（類）書籍之部次差異，探討不同時期或不同類型的書目對該類書籍的認識變化及其緣由。

四，從傳統書目的知識結構與知識譜系等角度， 分析某一（類）具體書籍被歸置與分類的緣由及其歷史意義。

故探討明代書目的小說著錄與小說觀念，首先應注意明代書目與傳統目錄學體系之間的承繼關系，同時還須注意明代不同類別的藏書目與明代朝廷的政令政策、制度建設等方面的關系。我們還應注意明代目錄學家如何透過“小說家類”的部類設置、作品歸并及提要總結等行為來體現上述各個方面， 進而分析此類行為的歷史意義。

當然，本書的討論并非詳細羅列或總結明代書目所著錄的小說，亦非細致比對每一部小說在不同書目中的部類位置及其差異情形。這是因為學界已編撰了諸多小說書目提要，如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袁行霈、侯忠義編《中國文言小說書目》，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卷）》等系列書目，寧稼雨撰《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等等。學者完全可據此詳細考察明代書目著錄小說的總體現狀，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復研究。

《中國古代小說書目研究》

同時，由于明代書目的編纂往往比較粗糙，大部分明代書目進行部類設置及作品歸并時，并未詳細說明其中的設置標準與歸并緣由，往往沒有固定的表述體式與內涵表達；同時，明代書目所共有的諸如“賬簿式”等特征，使得細致比對每一部小說在不同書目的調整情形變得十分艱難，比對的意義有限。

因而，我們探討明代書目的編纂及其小說著錄時，并非詳細描繪明代書目視閾下小說觀念的演進過程，亦非進行明代小說觀念史的研究，而是首先追溯明代不同類別的藏書目（如政府藏書目、史志目錄、私家藏書目等）的編纂思想與分類體系，借此探討該類書目的“小說家類”設置與小說著錄行為的承繼、變通情形。

《明代目錄學研究》

其次，討論同一類別的藏書目對同一或同類小說的異同認識，并討論目錄學編纂者的不同反應，分析該類別的藏書目所隱含的小說觀念。

再次，進一步探討明代不同文治背景與制度建設，對不同類別藏書目編纂及其小說著錄的影響。

最后，探討“賬簿式”、經世致用等重復出現的“觀念單元”，對明代書目小說著錄的影響。

具體而言， 我們將以明代書目中進行小說著錄時較具普遍意義及個性旨趣的書目為主。 如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文華殿書目》等官修書目，又如焦竑《國史·經籍志》等史志書目，《嘉靖建陽縣志·書坊書目》等方志書目，王圻《續文獻通考·經籍考》等輯錄體書目； 再如晁瑮《寶文堂書目》、高儒《百川書志》、王道明《笠澤堂書目》、趙用賢《趙定宇書目》、周弘祖《古今書刻》、祁承?《澹生堂藏書目》、徐《紅雨樓書目》、趙琦美《脈望館書目》、祁理孫《奕慶藏書樓書目》等私家藏書目，兼及張萱《內閣藏書目錄》、朱睦?《萬卷堂書目》、陳第《世善堂書目》、董其昌《玄賞齋書目》等書目。

我們首先探討此類書目的編纂緣起及目的、部類設置標準及知識結構；其次在典型個案研究的基礎上，討論此類書目的“小說家類”設置與小說歸并，從中尋繹出某些規律性認識，并探討其間的歷史意義。

同時，我們將通過明代書目小說著錄的某些共有現象，尤其是對通俗章回小說的著錄情況，探討這些現象的出現緣由及其所蘊含的知識體系與觀念結構。

《明清書目研究》

這是因為透過還原明代書目的通俗章回小說著錄情形，不僅有助于細致分析明代書目“小說家類”對傳統書目價值體系與知識結構的承繼，而且能夠深度分析明人如何基于明代的社會背景與書籍流通狀況，來對“小說家類”進行知識分類創新或求變轉換等探索。

上述思路能夠在橫向的文化環境與縱向的時空坐標中，多角度比對明代不同書目類型是如何依據編目者自身的知識結構、旨趣訴求及著錄導向，形成相應編纂指導意見，進而進行“小說家類”的承繼與發展的。

所謂知識學，是不同時期的知識主體根據實踐需要而進行的生產、流通及管理等知識活動的一種具體體現。知識活動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是知識編纂，在知識編纂之前則須對知識定義、知識屬性、知識表現形態及認知意義，進行符合特殊時期的政治、文化及思想環境等方面的邏輯與體系建構。

因此，知識學主要探討作為研究對象與實踐主體的知識，如何生產、流通及產生社會影響，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具有顯著社會性的本質屬性。由于知識活動處于動態的無窮過程中，知識編纂亦在不斷推進的實踐之中。

《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匯刊》

就此而言，目錄學知識視閾的研究視角，強調從目錄學知識分類與知識編纂等方面，探討目錄學知識體系的話語特征、組織模式、知識價值、思想規范及其社會意義。

目錄學知識編纂強調作為實踐主體的目錄學家，如何充分挖掘目錄學知識的社會屬性、建構目錄學知識的體系、發揮目錄學知識的精神能動性意義，最終對相關文獻的知識表現形態與本質屬性進行合理的建構、規范及限定。

而“部類”及其排序作為目錄學知識的主要表征，將會強化知識的政治屬性，即需要從文教環境來理解歷代統治階級與知識群體，如何將目錄學的知識體系與政教權力相聯系而形成獨特的知識建構邏輯。傳統目錄學作為目錄學知識傳統，不僅屬于歷史文化層面的傳統，而且是歷代不同書目編纂者的生活中還在發生知識效用的活文化傳統。此類傳統的知識結構、價值準則及思維方法、行為模式，仍然制約著后世書目編纂者的選擇。

從這個角度講，目錄學知識編纂的研究重心就是確定目錄學作為一種知識分類，如何在此前傳統與當下需求的雙重制約下，合理確定目錄知識的存在形態、規范目錄知識的生產與流通環境、進行目錄知識的秩序化管理、限定目錄知識的傳遞意義。

總之，目錄知識學視閾主要探尋目錄體系如何構建起一個帶有自主性與自在性的知識生產場域，進而明確目錄體系的知識“規訓”方式及其效果。

據此而言， 明代書目的小說著錄是基于傳統目錄學的知識體系來看待小說的知識特征、 流通情形與存在價值的。

《明代書目題跋叢刊》

明代書目中的“小說家類”是一個功能性概念，而非本體性概念。 明代書目的“小說家類”并不嘗試回答小說作為一種文類的文學特征及其本質屬性，因此不能完全等同于小說觀念。它只是目錄學家據明代的文教背景與知識體系，對辨別具體作品的類屬及其存在價值的嘗試，是明人描述、闡釋“小說家類”的知識依據及相應的知識譜系源頭。

因此，明代書目的“小說家類”是從目錄學的知識編纂的角度，嘗試提出一種合理看待具體小說的切入視角。

它并非僅僅回答“小說家類”作品如何生產、消費及流通，而是重點對明代小說的流通現象進行知識學方面的歸納總結，探討目錄學家或者吸納目錄學知識傳統的知識群體，在明代特殊社會情境（知識情境）的作用下，積極介入客體文獻、參與客體文獻價值評判之后的知識表達及其意義導向背后的思想觀念。

《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

此類兼具認識論特征與方法論啟迪的切入視角，作為明人認識小說的主要手段，已在當時形成了重要的社會影響。凡此種種的研究，皆旨在以“小說家類”的知識編纂為中心，探究明代書目的小說著錄行為、小說觀念的存在緣由及其歷史意義。

所謂“小說家類”的知識編纂，首先是以明代書目的知識體系和編纂思想為中心，探討明代書目如何在傳統目錄學的知識分類體系中合理安頓“小說家類”，借此探討“小說家類”的知識特征及其學術價值。

其次，探討明代書目在設置“小說家類”的部類本質、學術規律及社會功用的基礎上，分析其如何對具體小說進行歸并、收錄與安置并明確其聚焦范圍等知識管理行為。

此類對明代書目“小說家類”的知識結構、本質及功用的研究過程，就是一種探討明代書目“小說家類”知識編纂的定性行為。這涉及傳統目錄學視野下進行“小說家類”編纂時的知識管理、知識定性及知識推廣等方面的議題。

就此而言，基于明人對待“小說家類”的知識緣起、編纂意圖及其思想史價值，通過對明代書目“小說家類”知識編纂的分析，能夠深度揭示明代書目是如何接納具體小說的；同時亦能全面挖掘具體小說在明代書目中的知識定位，進而結合明代文治背景及不同書目編纂的話語模式、知識體系等內容，綜合看待明代書目小說著錄等行為背后的組織方式、知識特征。

它試圖探尋目錄學知識傳統對明人看待“小說家類”作品的“規訓”啟示，嘗試描述明代的主流知識體系分析、闡釋及評價具體文獻的獨特認知活動，總結明人基于同一知識結構去看待小說本體特征、功能導向及主要內涵的文化緣由。

《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

綜合而言，本書從明代文治背景切入，細致還原作為明代知識體系典型代表的目錄學著述如何進行書目的編纂，探討明代書目對歷代文言小說與彼時通俗章回小說的知識歸類及其前因后果，總結明代官學約束體系下相關書目所蘊含的小說批評思想及小說觀念。

上述思路一方面旨在從傳統目錄學的知識結構與明代文治環境角度，探討明代各類書目的編纂思想與分類特征，全面認識明代書目的演變史跡及其在中國古代目錄學史上的價值； 另一方面， 基于傳統目錄學視閾探討明代小說書目及其小說觀念，可以從知識管理、 知識傳播及知識社會學等角度，全面還原明代知識界有關小說的認知視角、批評意見及學術史價值。

在此基礎上，我們希望通過明代書目的“小說家類”設置及作品歸并行為，探討該時期小說的存在方式、歷史意義及其蘊含的小說觀念。

《國家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

進一步講，本書基于目錄學知識視閾探討明代書目著錄小說的認知方式、知識結構及價值導向，主要是為了深入還原目錄學知識傳統對有明一代知識群體探討“小說家類”的知識特征與知識意義的影響過程。

同時，這也有助于細致分析“小說家類”及具體小說如何進入明代文教背景，進而成為當時社會演變的一種文化實踐。

此舉強調的是明代知識體系的建構歷程對當時知識群體客觀定位“小說家類”及具體小說的影響，著重還原有明一代對“小說家類”社會角色的期待視閾及其具體定性；并且，深挖明代知識群體在特殊社會情境與知識體系中，如何借助“小說家類”等各類知識來進行相應的價值構建與思想實踐。

一言以蔽之，本書主要從知識分類與知識“規訓”兩方面， 遵循“歷史事件的完整性、 敘述與文獻的統一性和發展的內在性”等敘述原則，分析明代知識群體基于目錄學知識傳統與明代文教背景去認識“小說家類”的切入視角、思索過程、評價方式、知識定性及具體意見的表述，乃至此類表述對多元認識“小說家類”之知識本質與傳播意義的影響。

這種做法力圖追溯明人關于“小說家類”的所作所為及其背后的歷史必然性，而不對明人關于“小說家類”的認識方式、知識定性及其不足進行過多的價值評判，也不對明人小說觀念與近今小說觀念的異同作過分限定，更不推崇近今學界“以今度古”等研究方式所造成的對明人小說觀念的有意誤讀或過度詮釋。

《上海圖書館藏稿鈔本書目書志叢刊》

本書之所以采用基于目錄學知識傳統的還原研究思路，是因為比起以西方的小說觀念為指導的思路，通過探討明代書目的小說著錄來勾勒具體作品的接受情形，分析明代小說的刊刻與流傳，還原明人有關小說的觀念，或許有助于我們更加客觀了解明人的小說觀念及其歷史意義，亦將有助于更加細致比對中西小說觀念的異同，以便建立符合古代文治傳統與歷史實情的小說批評體系與小說批評理論，多角度、全方位建構明代小說的演變史跡。

后 記

又到了要寫“后記” 的時候了！原本，我是不打算敲響這幾個字符的，但轉念又想，是時候對“傳統目錄學與小說著錄”這個話題暫作告別了，還是有必要面對“過去”的自己做一番“深情告白”的！

從2010年發表第一篇與明代書目相關的文章以來，屈指算來，我在“明代書目與小說著錄”這個話題中，已經徘徊了14年。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

遺憾的是，這14年來，“胸無大志”的我，在所謂“學術”的旋渦中，可謂是毫無本質的精進可談。對于“自我”來說，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終于把明代書目的小說著錄研究較為完整地“碼”出來了。對于“他者”而言，這可能又是一部從“印刷廠”到“垃圾廠”的眾多之一。

然而，當我校對完最后一個字，改正了文中的幾百處錯誤之后，發現自己的諸多淺薄之處。每當我重讀自身過去的文字，越發感受到自己當初的“沖勁”，亦有強烈的“幼稚”之感。或許，正是這一份“幼稚”的“罪惡感”，才一步步支撐我去完成這一項并不輕松的文字工作吧！

不過，傳統目錄學與小說的關系，實在是一個事關古代小說何以存在及如何“正名”的重要議題。因此，盡管“現在”的我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很完善，但這項議題仍需學界進行深入的討論。

若是諸君有興趣的話，可將此議題與我最近出的另一部著述《〈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學術批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版），合并以觀，或許可以從中“同情”作為思考者的我對于明清目錄學衍變及其知識意義的個體探索。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學術批評研究》，溫慶新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4年4月版。

在這部小書中，我主要強調從目錄知識學的角度對明代書目編纂進行討論，借此分析明代書目的小說著錄行為及其文化必然性。

為了達成這一目標，我僅僅借助那些誰都可以接觸到的“文獻”；同時，基于常見“文獻”而轉變思路與視角去發現問題，去談一談“老舊” 話題的重提必要，而不做那種炫耀“孤本”或“秘籍”式的“學問”。

書中所論及的話題，也主要是回答作為思考者的我的閱讀疑問，以至于書中所言只能夠勉強稱為“一己之見”， 并非“鴻篇巨制”。這一種“自娛自樂”的處置策略，我愿稱其是我個人的一部明代書目“閱讀史”。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采用的是專題寫作的思路，為了保證每個專題的論述合理與圓潤，有些文獻往往多次引用，略有重復之嫌。至于書中所言說的內容是否到位，抑或是否有足夠的深度，我還是相信自有歷史的評價尺度去公允評判的。

《南京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

所謂“學問”，若有共鳴者，固然甚好；若無，也大可不必“憤憤不平”。畢竟，在當今浮躁的時風中，來得快的學問往往更容易“吃香”；而此時的我依舊只崇尚“輪囷膽氣唯宜酒，寂寞心情好著書”的“快感”，由此所展開的“碼字”行動，不過是追求一種“著書都為稻粱謀”的世俗目標而已！惟是，但求問心無愧即可！

由此帶來的結果，那就是我越來越“偏安一隅”了，不僅不太愿意出去各種開會“流串”，與師友的聯系也越來越少了，逐漸“社恐”化了。我還是更喜歡早上看看NBA，下午到籃球場去打打“老大爺”式的養生籃球。

我之所以能夠有此不思進取地“頹廢”下去的舒適環境與得意之勢，要感謝恩師柳宏先生的厚愛與“縱容”，要感謝恩師王齊洲先生的手把手訓練與不時督促，要感謝平時雖不聯系而一通電話仍能海闊天空式暢談的諸多同人好友，要感謝王婧之、 谷文彬等同門的幫襯。

《明清宮廷藏書研究》

當然，我更要感謝唐姑娘與小溫同學的無怨陪伴。他們大概是我能夠繼續快樂地“頹廢” 的支柱吧！

末了，驀然想起杜甫所言“寂寞向山河”一句，謹此借以自警！

半畝園山人

甲辰良月記于瘦西湖畔

作者簡介

作者近照

溫慶新，1987年生，福建泉州人，文學博士，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小說史及小說文獻、近現代學術史、明清目錄學史，出版著作7部，發表論文多篇（其中CSSCI來源期刊90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4項、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2項、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2項，曾獲省、市級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入選省級人才工程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