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敗退臺灣后，第一件事為何是學我們搞土地改革？

1965年，陳誠在臺北撒手人寰。

誰也沒想到，出殯那天，街面上竟然冒出那樣一番奇景。

馬路兩邊，黑壓壓全是自發趕來的老農，一個個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就為了送這位國民黨大員最后一程。

這畫面要是擱在國民黨早些年的歷史上，簡直不敢想。

回想十多年前在大陸那會兒，老百姓只要提起這支隊伍，腦子里蹦出來的詞兒不是“抓壯丁”就是“搶口糧”，躲都來不及。

怎么一過海峽，這風向就徹底變了？

倒不是說陳誠這人性子突然轉了向，變成了救苦救難的活菩薩，關鍵在于他手里那把名為“土改”的手術刀，這回總算是切到了病灶上。

而要說清這事兒的來龍去脈，還得把日歷翻回1949年，那個讓蔣介石每每回想起來都覺得透心涼的年份。

那一年對蔣介石來說，簡直就是一場醒不過來的噩夢。

前線的壞消息一個接一個砸過來，說來說去就一件事：隊伍散了，仗打輸了。

最讓老蔣覺得后背發涼的，還不是地盤丟了，而是人心散了。

特別是在淮海那片戰場上，有一幕讓國民黨那些將軍們怎么也琢磨不透：幾十萬山東、河南的莊稼漢，推著嘎吱作響的小推車，頂著槍林彈雨，沒日沒夜地幫著解放軍運軍糧、送彈藥。

反觀國民黨這邊的陣地，那些老家在山東、河南的大兵，一聽說家里頭正在分地，大伙兒都有了田種，那心早就飛回去了，誰還愿意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賣命？

有的部隊干脆連人帶槍，整整齊齊地跑到對面投了誠。

這就叫“耕者有其田”，這五個字的威力，比大炮還管用。

早在1947年，那邊就在解放區把土改搞得風生水起，效果立竿見影：農民為了守住自家剛分到手的那幾畝地，爆發出來的勁頭，簡直能把天捅個窟窿。

這兩筆賬擺在一塊兒，蔣介石心里那個苦啊，對比簡直太扎眼了：那一頭是分到了地、豁出命去支前的農民兄弟；這一頭是兩手空空、垂頭喪氣的自家大兵。

后來老蔣在日記里把腸子都悔青了，寫下大意是說：咱們在大陸栽跟頭，歸根結底是因為沒把農民土地這檔子事解決好，把人心給丟光了。

痛定思痛，他搞了個《反省十三條》，頭一條就咬死了說：想要翻身，必須先從土改動刀。

可話又說回來，既然蔣介石早明白土地是命根子，那他在大陸當家的二十多年里，怎么就一直在那兒干瞪眼不動手呢？

是他不想嗎？

其實早在1930年，他就弄出過一個土地法，白紙黑字寫著要限制地主家的地皮數量。

這想法在那個年頭，絕對算得上超前。

可結果咋樣？

那法令最后也就是張廢紙，連南京政府的大門都沒邁出去半步。

究其原因，就在于大陸那會兒，國民黨渾身上下的血管，都跟地主老財連著筋呢。

上面的高官、帶兵的將領、底下的辦事員，哪一個不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

讓他們去搞土改，那不等于讓他們拿刀子割自己的肉，挖自家的祖墳嗎？

這種自廢武功的傻事，誰肯干？

所以1930年那次嘗試，四面八方全是反對的聲音，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可等到1949年敗退到了臺灣，這筆賬的算法，徹底變了樣。

到了那個海島上，局勢出現了一個極有意思的變化。

對臺灣本地來說，國民黨這幫人那是徹頭徹尾的“外來戶”。

這時候，蔣介石環顧四周，居然發現了一個以前做夢都不敢想的“好處”：跟著他跑過來的高層、軍隊、官員，在臺灣這塊地皮上，一寸土都沒有。

這就意味著，這幫“外來戶”跟島上的本土地主，壓根兒就沒有那種扯不斷的利益瓜葛。

這一刀砍下去，疼那是別人的事，自己身上連層皮都不帶破的。

再說個更現實的難處，那時候的臺灣，八成以上的地皮都攥在一小撮本土地主手里，窮的窮死，富的富死。

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要是不能趕緊把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給籠絡住，怕是連站腳的地方都沒有。

這擺明了就是一場你死我活的賭局：要么，護著本土地主，把農民全得罪光，最后跟在大陸一樣被人趕下海喂魚；要么，把本土地主賣了，給農民分地，好歹能在這兒扎下根。

這回，蔣介石總算不用再看那些地主鄉紳的臉色行事了。

1949年4月，蔣介石人還沒完全撤過去，一道急令就發給了心腹陳誠，讓他去當臺灣省主席。

給他的死命令就一條：不管花多大代價，土改必須搞成。

陳誠心里跟明鏡似的，這哪是搞經濟啊，這分明是給國民黨續命的“護身符”。

可這事兒咋辦？

像大陸那邊一樣直接分嗎？

陳誠算盤打得精。

他曉得那時候腳跟還沒站穩，要是動作太猛，把本土地主逼急了搞武裝暴動，那簍子可就捅大了。

于是，他琢磨出一套環環相扣的“三步走”把戲。

這套路說白了就是溫水煮青蛙，讓你想反抗都沒處使勁，最后還得對他感恩戴德。

這第一步棋，叫“止血”。

陳誠沒上來就硬搶，而是先甩出一張《三七五減租法》。

規矩定得很死：地主收租子，頂天了不能超過收成的37.5%。

而且還把話說死了，必須交實物，要是碰上災荒年還得減免。

這一手玩得漂亮。

對農民來說，肩膀上的擔子一下子輕了不少，口袋里有了余糧，哪怕是頭一年，好些人家就不愁吃穿了。

這人心，眼瞅著就安穩下來了。

對地主而言，雖說進項少了，但好歹地契還在自己兜里，產權沒動。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節骨眼上，少賺點總比把命搭進去強，也就只能捏著鼻子認栽。

為了防著這招變成走過場，陳誠這回可是動了真格的。

法律上寫得明明白白：哪個地主敢偷偷漲租，直接抓進去蹲大牢。

他還專門拉著官員、農民、士紳搞了個糾紛調解隊，天天盯著底下落實。

緊接著，第二步棋來了，叫“示好”，名堂叫“公地放領”。

在臺灣，除了地主的私田，還有大概4%的地皮是歸公家管的（包括接收日本人的產業）。

陳誠把這些公家地拿出來，賣給老農。

注意了，是“賣”，不是白送。

允許大伙兒分期付賬，一邊種地一邊還錢，什么時候還清了，這地就歸你了。

據后來的賬本統計，一直到1953年，全臺灣有16.6萬戶人家，靠著這路子，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第一塊土。

這招不光讓一部分人先嘗到了甜頭，更要緊的是，政府這是拿實際行動在喊話：我是真心實意想讓你們有地種，連公家的地我都舍得拿出來，你們那些地主還好意思死皮賴臉占著不放嗎？

氣氛都烘托到這份上了，第三步也就水到渠成了。

這一步叫“換血”，也是最要命的一招：耕者有其田。

從1953年起，官方發話了，地主手里只能留那么一點點地（十幾畝水田加三十多畝旱田），多出來的一分一毫，必須全賣給政府。

請注意，這依然是“買賣”，不是沒收。

政府從地主手里把地買過來，再轉手賣給農民。

但這中間藏著個極高明的金融手段。

政府買地不給現錢，給的是債券和股票——大頭是水泥、造紙、工礦、農林這四大公營公司的股票。

這筆賬算下來極其精妙：對農民來說，祖祖輩輩盼的那塊地終于到手了，干起活來那叫一個拼命。

到了1955年底，臺灣自耕農的占比一下子沖到了60%，徹底把封建土地壟斷給砸了個稀碎。

對地主來說，地是沒了，可手里多了一堆資本和股票。

被逼到這份上，他們不想變也得變，硬生生從收租子的“土財主”轉型成了搞實業的“資本家”。

咱們熟知的海基會前董事長辜振甫，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當年辜家在鹿港那是響當當的大地主。

土改一來，辜振甫拿著換來的股票，搖身一變，成了“臺灣水泥”的掌門人。

沒過幾年，臺灣冒出來一大批民營企業，不光糧食夠吃了，還開始出口賺外匯，整個經濟盤子一下子就活了。

如今回過頭再看，陳誠在臺灣搞的這場大手術，確確實實是一場漂亮的“絕地求生”。

它不光讓國民黨在那個島上站穩了腳跟，把農民的心給捂熱了，還無意中踹開了臺灣工業化的大門。

這也就是為什么陳誠走的時候，會有那么多老農自發跪在路邊送行的緣由。

因為對他們來講，拿到手的好處那是實打實、摸得著的。

晚年的蔣介石，看著臺灣那一派繁榮景象，也曾感慨萬千地說過：“臺灣能興旺，全是土改的功勞。

要是早點在大陸搞這一套，哪至于落到今天這步田地？”

這話里頭，全是后悔藥的味道，可也透著一股子諷刺。

他好像到死都沒琢磨明白，并不是他“沒早搞”，而是他在大陸根本“搞不動”。

在大陸，國民黨代表的就是地主階級的利益，哪有自己拿刀砍自己的道理？

到了臺灣，國民黨成了外來的管事人，地主成了被管的對象，這土改才有了落地的可能。

說到底，國民黨在臺灣把土改搞成了，本質上是對大陸那場慘敗的一種“補救”。

它雖然改良了社會的樣子，把階級矛盾給抹平了一些，讓農民有了地，讓地主變成了老板，但并沒有改變國民黨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底色。

它沒能把貧富差距給消滅掉，只是換了個馬甲繼續存在。

那些昔日的地主，雖說地沒了，但搖身一變完成了資本積累，依然穩穩當當地坐在社會的金字塔尖上。

而海峽對岸的那場土改，不光讓農民分到了地，更要緊的是，讓農民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

這兩者骨子里的區別，興許才是歷史留給我們的真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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