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湖南一位中學教師王年生被借調到海南,當時海南正值開發初期,急需人手,特別是熟悉政策又踏實肯干的干部,
他沒有選擇留在體制內過安穩日子,而是主動前往南方,正好趕上海南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最繁忙的幾年,這件事看似是運氣使然,
其實有其背景——90年代全國干部流動頻繁,海南作為改革試驗田,正需要像他這樣擁有基層工作經驗、又能撰寫材料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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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卻堅持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這個選擇后來被證明是正確的,因為海南的金融體系幾乎從零開始建設,光會表達不夠,必須掌握實際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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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省政府辦公廳起步,逐步擔任金融辦主任,最終成為一家銀行的董事長,這得益于政策支持、自身持續學習以及組織的信任,三者共同促成了他的職業發展。
2009年他負責籌建海南銀行,2015年正式擔任負責人,這幾年做了不少實事,推動“工商便利通”讓政府數據和銀行系統相互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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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全島一口氣開設13家支行,覆蓋全部18個市縣,把不良貸款率壓到0.017%,遠低于全國農商行平均水平,
還拿出176萬元幫扶五指山一個貧困村,地方媒體稱他為“本土改革者”,聽起來評價很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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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他調去省農信社當理事長,一下子管住了城市金融和農村金融兩個部分,銀行歸他管,農信社也歸他管,審批的事、人事安排、項目決策都由他說了算,
這種安排表面上是為了整合資源,實際上等于沒有人能有效監督他,權力集中到這種程度,出問題是遲早的事。
2025年6月他被帶走接受調查,到2026年1月通報了處理結果,主要問題出在信貸業務上,
他曾經幫別人打招呼批貸款并收錢,還允許親戚打著他的名義接項目,組織找他談話時他也沒說真話,
這些行為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長期利用自己既是專家又是領導的雙重身份,逐漸把公共權力當成私人工具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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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將王年生與山西、遼寧那些落馬的金融干部對比,他們走的路確實很像,都是從基層一步步爬上來,半路才轉去搞金融,到后來就失控了。
但王年生不一樣的地方是,他早年確實做過不少實事,進修也認真,形象一直保持得很好。
這種人一旦腐敗,反而更不容易被發現,他不是某天突然變壞,而是日積月累,慢慢覺得自己“配得上這點好處”。
2025年海南正在推進自貿港金融開放,外資銀行進入條件放寬了,農村信用社也要改革,他在這個時間點被調查,時機顯得很微妙,同一天通報的還有王祥喜、林謨諧,都是地方金融系統的主要負責人,
這些動作明顯不只是針對個別人,而是指向整個體系內部存在的“內部人控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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