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宋慶齡悲痛致信廖夢醒：若我兩膝能支撐住，我一定要給她送行

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城樓上，禮炮轟鳴，紅旗獵獵。人群之中，宋慶齡微微側頭，看見人海里有位身影正仰望國旗，那是相識已久的廖夢醒。多年烽火，幾經別離，兩人只在要事時才得以相聚。她們打了個手勢，隔空對視，心照不宣：革命一路走來，能活著見證這一天，已是幸運。然而，三十多年的并肩，真正寫滿紙上的，卻是友誼里那些無人知曉的細節。

追溯緣分還得回到1915年。東京的洋房燈火通明，孫中山、宋慶齡的婚禮請來了廖仲愷全家。十一歲的廖夢醒躡手躡腳，幫賓客翻譯日語，一回頭，見新娘頸間那條珍珠項鏈，她不由得贊了一句：“Aunty，將來我結婚能借來戴戴嗎？”宋慶齡輕笑點頭，心里的柔軟與這位小姑娘緊緊系在一起。從那以后，“Aunty”成了廖夢醒對宋慶齡永恒的稱呼。

珠江邊的廣州，1921年。孫中山入主總統府，廖夢醒就讀執信學校。課畢，順道拐進府里吃飯成了常態。她與宋慶齡同桌學英語，也學了些時局洞見。餐后收拾碗筷時，宋慶齡常半真半假地考她：“要是我明天不在廣州，你怎么辦？”小姑娘并不怯，“就幫Aunty寫信，讓朋友們放心。”這句玩笑，卻像一句預言。幾年后，1927年的巨變，她真成了在外奔波的那雙信使之手。

30年代初，國共關系最為緊張。李少石受命去江蘇領導地下宣傳，廖夢醒則在上海與宋慶齡暗暗配合。白色恐怖籠罩，她改名換姓，夾在租界、特務、洋行之間輾轉。宋慶齡的辦公室里，信封堆成小山，很多都是廖夢醒親手送來的。她從不多話，卻總能把最急的消息在最短時間塞進“安全袋”，再轉交給那位坐鎮中共中央代表團的周恩來。后來有人問她危險嗎？她說得輕描淡寫：“也怕，但想到Aunty在等，腿就不抖了。”

抗戰全面爆發，1938年初，廖夢醒已在香港八路軍辦事處掛牌。這里是大后方，也是“縫隙”里的前線。保衛中國同盟成立，她既當秘書又當大管家，籌款、辦報、接見國際友人，全都一肩挑。蔣介石重金盯梢，孔祥熙的特務在碼頭守了七天，還是沒攔住她。那筆從外商手中運出的十幾箱器材，后來被運到延安野戰醫院，救過數不清的傷員。

1945年10月，李少石橫遭暗殺。噩耗傳來，重慶街頭的秋雨冷得刺骨。宋慶齡連夜趕到靈堂，陪著廖夢醒守了整夜。第二天清晨，她輕輕握住好友的手，“哭夠了，我們還有事要做。”幾周后，黨中央電召二人赴上海，繼續張羅國際援助。失去至親的廖夢醒，用工作裹住傷口，仍穩穩整頓了宋慶齡基金會的檔案室，連一張捐款憑條都不曾遺漏。

解放戰爭后期，上海白色恐怖甚囂塵上。某位國民黨高官夫人深夜敲開她的門，“名單里有你。”這短短一句，讓她連夜帶著女兒南下香港。山高路遠，她把尚未交出的資料縫進棉被，冒險帶了出去。兩年后，北平城門洞開，解放列車緩緩進站。接站的廖家母女神情依舊鎮定，唯有目光里透出劫后余生的欣喜。

1950年代初，國家百廢待興。宋慶齡奔走于外交場合，廖夢醒則負責實施。不論是兒童保健金，還是緊急藥品進口，文件上的簽名常常是一行娟秀英文：M.T. Liao。一紙公函背后，是無數次通宵達旦的翻譯、核對、籌措。至今，人們還能在檔案館看見那些細膩字跡，旁邊偶爾夾著宋慶齡留給她的便條：“Take a rest， please. You need it.”

進入60年代，兩位老人身體狀況都不如從前。北方漫長的冬天里，宋慶齡常把配給的牛奶粉分一半塞進信封，托人帶到廖夢醒的寓所；而香港寄來罐頭與維生素，也總是被對方先拆開，抽出幾瓶回寄。大家庭般的惦念，就這樣在郵票與墨跡間悄悄流轉。

1972年8月，北京，陰雨連綿。何香凝因肺炎住進北京醫院。宋慶齡拄著手杖去病房，輕聲喚著“阿凝”，又拉又握，半晌無語。9月1日凌晨3點，電話鈴驚醒了后海的紅磚小樓，傳來噩耗。七十有九的宋慶齡撐著床沿想起身，雙膝卻不給力。醫生勸她：“您腿上老傷要緊。”她搖頭嘆息，“要是這兩條腿還能撐起，我一定親自送她。”言罷淚濕面頰。

追悼會當天，宋慶齡強忍痛楚，堅持到場致辭。燈光映著她滿頭華發，她聲音顫抖卻堅定：“何香凝同志的風骨，將與民族共存。”臺下，廖夢醒扶著母親的遺像，眼眶紅得發燙。儀式結束，宋慶齡回到家，拂去袖口的黑紗，提筆寫給遠在南方療養的廖夢醒：“請別過分悲傷，她已無痛苦。我也老了，可心里這份牽掛一直在。”

信寄出半月，宋慶齡仍放不下，在下一封信里再一次提起追思：“那天訃告傳來，我幾乎跑不動。若非膝蓋作痛，我定當陪她走完最后一程。”短短數行，卻重如千鈞。末尾，她特意加了一句，“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語氣既是安慰，也是囑托。

這一年，中國剛剛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外事任務繁重。宋慶齡卻反復要求助手騰出時間整理何香凝遺作，計劃籌辦紀念展。她認為，向世人展示這位革命前輩的書畫與抗戰足跡，正是最好的告別。

隨后幾年，廖夢醒健康每況愈下。1981年5月，宋慶齡最后一次提筆，依然使用流暢的英文，聊近況、提舊事，也談即將到來的新中國建設。筆跡顫抖，卻清晰寫明：“我終究未能為她送行，盼你替我守著那份記憶。”

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在北京逝世，終年八十八歲。密封好的幾十封信件，靜靜躺在她的書桌抽屜里，其中不少仍叮囑著：“把何先生的畫冊印出來，讓年輕人看看。”同年，廖夢醒將這些信件整理歸檔，交予國家保管。她說：“這不只是友誼，更是歷史。”

回望這份跨越六十余年的深情，廖夢醒與宋慶齡、何香凝的相知相助，早已超越私人之愛，而成為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斗爭的一部分。歲月變遷，紙上的字跡漸褪，可那一句“若我兩膝能支撐住”依舊撞擊人心，提醒后人：革命年代的情義，從不因時間流逝而黯淡。